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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驯化到中介化：西尔弗斯通媒介技术观念的变迁
□曾薇
【摘要】西尔弗斯通的“驯化”“中介化”概念，与“媒介化”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但目前的讨论中存在简化的情况。文章通过对“驯化”“中介化”概念的历时梳理和 分析，认为“中介化”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对“驯化”概念的超越和发展，既显现出对媒介型 塑力量的重视，也继承了“驯化”以来对人之于技术能动性的强调。“中介化”的技术观念 不同于“媒介化”，不能将二者等同。西尔弗斯通以此为起点，从关注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 走向了反思技术的媒介批评。
【关键词】西尔弗斯通；驯化；中介化；媒介化；媒体城邦
近十年来，欧洲传播学研究涌现出一股“媒介化（m ediatization)”研究的浪潮。面 对迅猛发展的媒介技术环境和社会文化的激烈 变革，学者纷纷投入对传播研究新范式的讨论。“媒介化”研究关注媒介对人类社会变迁 的结构性影响，其理论立足点是，认同“媒介 化”是人类社会多重层面变化发展的“元过 程”(metaprocess)。.⑴在对“媒介化”概念 进行辨析和梳理时，学者会发现罗杰•西尔弗斯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无论是他的 “驯化（domestication) ”概念还是“中介化 (mediatiwi) ”概念，都与“媒介化”有着千
丝 万缕的联系。媒介化研究团队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德里斯•赫普认定，在考察媒介化的理论路径 时，“应当回到由西尔弗斯通开创的媒介‘驯 化’研究的考察框架中去。”[21有学者认为，正 是由于后来驯化研究者马伦•哈特曼对所谓社会 情境（context)的推进，使得“‘媒介化研究’学者到了‘媒介作为一种社会情境’这一前提 的理论立足点。” [3]尼克•库尔德利说，是西尔 弗斯通对“中介化”概念的探讨，为后来的学者 指引了研究方向，“他们汇聚于‘媒介化’的术语下，尽管西尔弗斯通自己并没有使用这个 词。” [4]
足以见得，西尔弗斯通的开创性研究对如 今兴起的“媒介化”研究而言，的确是一条不容
【作者简介】曾薇，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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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传播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17CXW007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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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理论渊源。但是，如果将早期的“驯化”概念和后来的“中介化”概念割裂开来，分别去 探寻二者与“媒介化”理论的关联，可能存在将 这两个理论概念简化、化约的情况。难道“中介 化”与“媒介化”之
间可以画上等号？如果“驯 化”和“中介化”都对“媒介化”产生了影响，那“驯化”与“中介化”又是什么关系？众多概 念纷至沓来，但缺少对“驯化”和“中介化”纵 向的追溯和梳理，如雾里看花、无法深究。本文 认为，从历时的角度看，西尔弗斯通的两个关键 理论概念之间，既存在差别也存在承袭，二者内 在逻辑的变化隐藏着西尔弗斯通技术观念的发 展，“驯化”暗含着“中介化”的基因，而“中介化”也带着“驯化”的影子前进。将二者作为 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西尔弗斯通的技术 观念，既对“媒介化”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感召，又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因此，有必要 从西尔弗斯通技术观念变迁的角度，观照其理论 的演进路径，从而辨析其与近亲的区别和联系，厘清其理论内涵。
一、驯化：家居空间中创造性的媒介使用
(一）“驯化”研究的背景与内涵
罗杰•西尔弗斯通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媒体与传播系的创立者和该专业的首位 教授。西尔弗斯通独树一帜的媒介理论，引领了 LSE媒介研究的发展，并使其成为该学术领域中 的巨人。在1998年加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之前，他因开创并领衔“驯化”研究而闻名于世，1994 年出版的《电视与日常生活》（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书是该领域的代表之作。
当时欧洲传播研究的主流，是以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的伯明翰大学当 代文化研究中心建立起来的政治话语，他们将媒 介视为社会控制的代理人和权力的工具，将当 时的主要媒介——电
视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 态进行理解。[51而西尔弗斯通的驯化研究明显与他们区分了开来。在西尔弗斯通、莱斯利•哈 登、大卫•莫利等学者的讨论中1_，“驯化”研究旨在考察信息通信技术（ICTs)，尤其是电 视在家庭经济（household)中的社会生命3关注 的是这些物品如何进人家庭，以及在家庭成员关 系中、在家庭与外部世界的边界上、在家庭理 解自身和向世界展现自身的方式上，它们是如 何被建构和被使用的。181学者以“人驯化野生动 物”的比喻来描述这一历程。[91电视在此语境下 不是某一集团的利益代表，而是日常生活领域连 接人际关系、参与符号循环的商品和媒介，并 以此双重身份与家庭产生“双重连接”（如uhk a r t i c u l a t i o n)。“驯化”研究对媒介消费属性的 提出，让媒介技术物（technological object)得以 与日常生活场景和家庭空间相连。对“双重连 接”的考察，使驯化理论脱离了“文本化”的文 化研究’提出了关于信息通信技术（ICTs)与人类 如何进行互动’它们对人类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二）“驯化”研究的技术观念
通过对日常生活场域的锚定和对人与技术互 动关系的关注，“驯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在当时 看来更宽广的分析框架，将一批国际学者紧密结 合在此框架下展开研究。人们观察到，在充满冲 突和差异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媒介技术对私人与 公共生活的介人过程呈现出明显不均衡的特质。比如同样是手机，在西方捕捉到的是后现代青年 文化的流动精神，而在巴基斯坦和以列的少女 那里，看到的是她们脆弱的身份和男权的双重标 准。11(11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不同的使用目的 下，媒介技术承载着
不同的文本意义，人们通过 各种意想不到的技术使用方式，将私人与公共连 接起来，利用媒介技术表达自我，将媒介技术驯 化出不同的意义。与此同时，媒介技术也持续定 义着不同的、缠绕其中的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呈 现形式。技术介人过程的不均衡性，成为西尔弗 斯通研究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深刻地影响 着他的媒介理论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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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此时“驯化”研究背后的技术观念可 以发现，西尔弗斯通展示了一个关于媒介近似于 “环境”的观点：“媒介塑造并维持了我们的人 际关系，和我们共同拥有的文化环境，我们理所 当然地通过它们来面对世界”。这种观点看上去 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似乎有异曲同工之 妙，但事实上，西尔弗斯通给麦克卢汉加上了 “技术决定论”的标签，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反 对。“麦克卢汉歪曲了媒介的整体性和同质性，他一直无视地理和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麦氏 的媒介环境没有触及“我们如何反过来影响媒介 出现和发展的方式，这些棘手的问题。”丨丨11可见，“驯化”逻辑虽然认同媒介技术对文化环境的塑 造，但它对人创造性使用方式自始至终的关注，强调了一种“媒介技术所扮演的角，和它们对 我们的意义，都是由我们的社会生活塑造出来 的”论断'从根本上与单一的“媒介逻辑”分道 扬镳。西尔弗斯通认为，人类社会本身才是人与 技术互动关系的核心动力。在这个意义上，那些 创造性的使用方式，既是技术发展的社会动力，又是人与技术互动关系中人类能动性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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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媒体时代驯化研究的挑战与推进
然而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最初为了 “迎接社会技术的变革”而提出的“驯化”概念 也遭遇着重重挑战。对移动媒体驯化过程的讨 论，很快溢出了传统的理论框架。
(一）“驯化”研究面临的挑战
首先，从驯化空间上看，移动智能技术移动 性（mobility)和并行性（concurrency)的特性，使技术的使用突破了家居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 界限。U3]原来的英国驯化研究传统对家庭的关注 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电视经历的地方。而现 在，移动智能技术提供了一种随身携带的伴随状 态，人们得以在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之间，或者 网络空间不同场景之间任意穿梭。人们不得不将 目光从家庭中移出，考虑与家庭之外更广泛的社交网络进行互动。|14]此时，传统驯化研究的家居 场景竟成为了限制，显得不合时宜。
其次，从理论逻辑上来说，移动智能技术 携带的新的技术基因，对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 状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显现出的型塑力量让 人无法回避。越来越多的“驯化”研究者发现，“广泛的社会变化应该与驯化过程关联起来进行 考察”，那些由移动媒体带来的变化与后果总是 与技术支撑的环境相关，它们“与新兴的生活方 式和其他变化联系在一起，而移动媒体在这些变 化中发挥着作用”[15]。西尔弗斯通在对“驯化”概念的反思中承认，任何从特定的道德角度，与 媒介互动的具体特殊方式进行的
个人或家庭的研 究，可能都没有记录媒介系统的大局。[16]
(二）新媒体时代“驯化”研究的推进
意识到驯化研究的解释力局限，有的驯化 研究者开始对研究框架进行发展完善。马伦•哈 特曼针对移动媒介的移动性（m obility)，提 出的“中介的活动论”（mediated mohilism )概念，跳出媒介技术在物品（o b je c t)和信 息（m essage )方面的角设定，引人情境(context)的维度，给予媒介在广泛社会情境 中的动员（mobilization)力量以更大的想象空 间。1171这恰好与西尔弗斯通的“媒介系统大局”形成了呼应。“情境”的维度，既是对研究框架 突破家庭边界的满足，又是对媒介技术建构力量 的强调。有学者认为，“媒介化”概念关于“媒 介作为一种社会情境”的前提，在后期的驯化研 究中到了理论渊源。
其实，媒介建构社会文化环境的逻辑，自始 至终并未从驯化框架中离席，只不过这重逻辑作 为一种技术观念的底，一直隐藏于其中。如前 文提到的对“环境”观的部分认同，西尔弗斯通 在早期的“驯化”研究中，不止一次展露出类似 的观点：“在日常生活的时序与空间中，电视扮 演了重要角” [181。对广播的使用方式，重新安 排了家庭生活的结构。[191哈登也提到，人们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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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息通信技术的角和意义，但反过来“它们 的到来也会导致人们不同的处事方式，不同的与 人互动的方式，甚至产生不同的观念看法” [M1。在电视媒体时代，在抵抗“技术决定论”的框 架和人“驯化”技术的主题下，这条线索并不突 出；随着移动新媒体的出现，这重逻辑才渐渐浮出 水面’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西尔 弗斯通在21世纪初，以超越驯化研究框架的姿态提 出了一«的概念’即“中介化’’。这一概后
的技术逻辑，延续并发展了驯化研究的主要观点，可以看作他对“媒介系统大局”的一种回应。
三、“中介化”：传播技术与社会互相型塑
(一）“中介化”的概念内涵与技术观念
从2000年开始，西尔弗斯通在多篇论文及多 部出版物中，对“中介化”概念展开集中讨论。“中介化，在我使用这个术语的意义上，描述了 制度化的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视以及迅速 扩张的万维网）参与的社会生活中符号循环的、根本的、不均衡的、辩证过程。”〜这里对中介 化过程进行描述的四个词语：“符号循环”“根 本”“不均衡”“辩证”，是理解西尔弗斯通 “中介化”涵义的关键。
“符号循环”意味着，“中介化”延续了 “驯化”研究关于媒介技术物在文化意义上的定 位。也就是说，人们通过整合进自身生活的媒介 技术，展示、传递、生产多重层面的意义，将自 我的个性化表达与公
共意义体系相连，让日常生 活与宏观力量碰面。“根本”展现的是，中介在 日常生活中对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产生的重大影 响。“这种中介化的呈现，反过来又为我们定义 和经营与他人的关系提供了框架，尤其是对那些 身处远方的人们，那些对于我们来说只出现在媒 体中的人。”1221西尔弗斯通希望人们关注，中介化的传播过程对社会文化及其参与者关系的型 塑。[23]可以看出，同样作为人与技术互动关系主 题下的学术概念，相较“驯化”框架，西尔弗斯通在“中介化”的表述中，将人与媒介的互动置 于更广阔的社会情境，通过“中介化”术语体现 出对媒介型塑力量的明显重视，而这恰恰是“媒 介化”研究所珍视一套技术观念。
但是，接下来西尔弗斯通以“辩证”和“不 均衡”的术语，再次强化了从“驯化”到“中介 化”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对人能动性的强调，和时 时刻刻对“技术决定论”陷阱的警锡。“虽然完 全有可能，将这些大众媒体认作定义甚至确定社 会意义的特权，但这种特权会错过听众和观众对 大众传播产品持续的、经常的创造性参与。” [24]既然是“辩证”的过程，那么技术与人、社会互 动的逻辑也是双向的，“要求理解传播过程如何 改变支撑它们的社会文化环境，反过来也要求将 社会视为中介物，制度和技术以及由它们传递的 意义，都由接受和消费的社会过程所中介”[25]。在此可以看出，虽然技术力量受到了重视，但在 “中介化”的视域下，传播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是 互相型塑的双重逻辑。而对“不均衡”特质的强 调，同样能看到对“驯化”框架中的技术观念的 承继。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下，技术介人社 会生活的程度是不均衡的，那是因为“那些支持 或反对媒体所主导的，或者根深蒂固的意义的力 量，在社会的内
部是分布不均的” [26]。对这条线 索的持续关注，使西尔弗斯通的中介化研究脱离 了单纯的技术路线，走向对媒介道德的批判。
(二)“驯化”“中介化”与“媒介化”的概念辨析
沿着西尔弗斯通从“驯化”到“中介化”的研究脉络，分析其技术观念的变迁可以发现，“中介化”概念是对“驯化”概念在新媒体环境 下的^次适应和发展。并非到了后期“驯化”研 究才注意到媒介技术对社会情境的建构，早期的 “驯化”概念中同样隐藏着技术建构的逻辑，与 “驯化”概念一脉相承的“中介化”恰恰突出 了这条逻辑。将“媒介化”研究中“社会建构 传统”的理论立足点追溯到后期的驯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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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驯化”概念的简化，也是对“驯化”研 究与“中介化”研究的割裂，遮蔽了西尔弗斯 通技术观念的演进历程。应该说，媒介化学者 之所以倾向于从“驯化”研究的考察框架中寻 求依托，是因为在当时欧洲的媒介理论研究领 域，西尔弗斯通坚守的人与技术互动关系的研 究传统，为媒介化研究带来了启迪。
而如果将“媒介化”与“中介化”画上等 号，更是对“中介化”概念的化约。从“驯化”到“中介化”，西尔弗斯通从来不认为媒介是开 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也不认同对媒介雄心 勃勃的重新定位。“中介化”是
一套不同于“媒 介化”的技术观念。就像库尔德利和赫普所说 的，“媒介化”看到的，是中介化传播所产生 的广泛后果的日益制度化|27]；而“中介化”看到 的，是在媒介介入后出现的转变以外，中介过程 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它遵循的是技术与社会互相 型塑的逻辑，而不是构成整个社会空间的单一媒 介逻辑。如学者潘忠党所说，“中介化”更像一 个“战场”，“是‘理性’设计的、显性运作的 权力这个‘战略’与机会主义的、灵活隐性的 ‘策略’相碰撞的界面” |281。在西尔弗斯通的视 野里，人具备对媒介技术进行创造性使用的“抵 抗”能力，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他以这套 技术观念为逻辑起点，开启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研 究路径。
四、从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走向反思技术的媒介批评
在2006年逝世之前，西尔弗斯通完成了他 最后一本书—
—《媒体与道德》。从“驯化”研究的家庭经济开始，到新媒体时期的“中介 化”讨论，西尔弗斯通以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 为起点，以技术与社会互为中介、互相型塑的 逻辑为技术观念底，来观察中介世界中的社 会文化变迁，以及人与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但这并非西尔弗斯通媒介研究的终点，踏着上述技术观念的预设前行，他将研究视线落 在了媒介道德的主题之上。
在他最后的学术遗产中，西尔弗斯通再次 提请研究者，关心媒体中介塑造的“我们”与他 者的关系，注意媒介环境的道德后果：“与自然 环境一样，媒介环境提供的资源可以被使用，可 以被滥用、拒绝、
扭曲和增强” [2\分析这句话背后隐含的意义可以发现，“自然环境”透露出西 尔弗斯通对媒介采取的“环境”认知进路’“被使 用”和各种被改造，既镌刻着对人之于技术的主导 力量的认定，又暗示了媒介对日常生活不均衡介入 的故事。可以说，沿着这套逻辑，西尔弗斯通的媒 介研究走向媒介道德批评也是必然之路。
西尔弗斯通深受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的“他 者”、以赛亚•伯林的“共同人性”（shared humanity )、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 论的影响，试图建立一个具有公共性意义的、无条件支持差异化他者存在的“媒体城邦”(mediapolis)。他认为，接受他者是作为人类 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他以共同人性为前提，将多 样性视为建立公共领域的基础。“被别人看到和 被人听到的意义，来自于每个人从不同的位置 去观看和去倾听的事实。”[3°]然而，在一个媒 体中介化的世界中，媒体对他者的代表性策略，要么消除差异，将遥远的人表现得如同身边的邻 居一样；要么扩大无法理解的事物，否认建立共同 人性和与他者相连的可能性。西尔弗斯通认为，如 果人们不假思索、毫不怀疑地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中 介，终将成为媒介扭曲的“同谋（complirity) ”与“共犯（collusion) ”。1311基于此，西尔弗斯 通渴望争取的“媒体城邦（mediapolis ) ”，是 一个能够让他者说话，或者能听到他者的中介空 间[121，人们在其中能认识到自身与他者并非完全 相同，也非完全不同，人们以“适当的距离”(proper distance)通过差异的方式维系他者，建 立一种可共享的对差异的支持。M
或许，面对现实中不完美的媒体，再对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