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2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2，2021（总第227期）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General，No.227 DOI：10.12046/j.issn.1000-5285.2021.02.014
———兼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可能向度
周云龙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近年来，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异域形象研究往往从巴柔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观念出发，在一种差异逻辑中，把他者形象解读为自我投射或文化利用，形象由此成为身份政治的载体。这种经典的研究
路径导致了比较文学形象学观念与方法的封闭和停滞。有关《门德斯·品托旅行记》的形象研究也在重复
这一习见套路。作为早期近代欧洲关于亚洲最重要的旅行书写之一，《旅行记》中的亚洲形象关联着循环
往复的暴力场景。在大航海时代的欧亚交通脉络中，《旅行记》中暴力的内涵其实是对他者欲望的模仿与
竞争。在这个意义上，欧洲与亚洲成为彼此的“丑恶的替身”，复杂多面的亚洲形象隐喻着世界一体化想
象。自我与他者互相模仿的视角有效颠覆了既往形象研究的差异逻辑前提，打开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其他
可能向度。
形体舞蹈关键词：《门德斯·品托旅行记》；比较文学形象学；亚洲形象；世界意识；模仿
中图分类号：I1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85（2021）02－0136－08
一、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封闭与停滞
地理大发现的背后是知识大发现。与16－17世纪葡萄牙的海外冒险与拓殖对应，旅行书写作为早期近代欧洲的一种特定文类①也应运而生。其中，《门德斯·品托旅行记》（The Travels of Mendes Pinto，下文简称《旅行记》）在当时的欧洲享有着可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平起平坐的地位。②大
航海时代，旅行书写常常被作为官方或民间的异域地理知识和风俗人情事实指南，但品托《旅行记》所得到的关注不在这个层面。长期以来，品托的《旅行记》“享有说谎者和吹牛者的恶名”。③这一历史性的阅读效果和评价折射了早期近代欧洲读者对“真实”的渴念与期待。作为旅行书写，《旅行记》最鲜明的文本特质就是对异域（主要是亚洲）的呈现。
当论及异域形象，一个阅读文本的惯常性路径，就是去捕捉并提炼其中的异域书写，再进行定性分类解析。当然，这种研究是有效的，这本来就是“比较文学形象学”最基础的、学科化的研究范型。比如，有的研究者会直接讨论《旅行记》中某个区域（如中国）的形象：品托在《旅行记》中
收稿日期：2020-07-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游记中的亚洲形象研究”（15BWW011）。
作者简介：周云龙，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形象学与跨文化戏剧。
①Daniel Carey and Claire Jowitt（ed.），Richard Hakluyt and Travel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London：Routledge，2017，pp.25－41．
张维娜②③Fern o Mendes Pinto，The Travels of Mendes Pinto，Ed．and Trans．by Rebecca D．Catz，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xxvii．
第2期周云龙：亚洲形象与世界意识：《门德斯·品托旅行记》中的暴力书写
“对中国的美化无非是要制作出一个他所需要的形象，而且他没有离开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大背景，他笔下的中国形象符合文艺复兴对乌托邦的设想。……他称赞中国的司法公正，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公正社会的向往。他把中国的监狱描写成天堂，则渴望人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相比之下，葡萄牙人身上却有‘天生的恶劣’，因此遭到了上帝的惩罚。他惊叹中国富足和公正的同时，已经把自己的国家当成潜在的批判对象，影射它的贫穷和缺乏法制。许多时候，他是借中国这壶老酒，浇‘自己’之块垒”。①持同样观点和思路的还有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②这当然是一种成熟、有效且经典、流行的学术路径，特别是在法国学者亨利·巴柔把“社会集体想象物”或“对他者的描述”视为形象研究的普遍“原则”之后：“异国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representation）。在此条件下，我们必须明确定义比较文学所理解的‘形象’。……借用形象、描述等方式，表达了它们用以自我反视、定义和自我想象的方法（文学是其中之一）。”③巴柔的论述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形象是“身份认同的对立和补充”。在当下的知识系统中，这一倚重了后结构主义哲学的理论前提仍为形象研究者所遵循，因为形象的载体仍然是符号，形象的构建在本质上是一种指意实践。我们暂时还没有能力完全对这一知识范式说不。
需要警惕的是，上述学术路径在有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让人习而不察的封闭性。它常常以低门槛的姿态，为以形象研究为目的的阅读分析框架代言，并悄然无声地成为理所当然的“唯一”。这种阅读文本路径的可怕性就在这里：它不显山露水，而是温和安静的，却有种让人不自觉地为之放弃其他阅读方式和意义维度的魔力。在一些不够严肃的阅读或研究中，这一路径很容易成为孕育思想惰性的温床，主要表现为某种粗糙的文本解析和可预测的论证过程———异域形象是自我意识的投射。借用史景迁的表述，就是自我对他者的“文化利用”。因此我们需要追问，巴柔阐明的这一“原则”，即形象学的身份政治路径，是否是我们从异域“形象”进入文本《旅行记》的唯一选择？我们有没有可能以阐释的有效性作为基本尺度，把形象学的方法继续向前推进？如果这种阅读文本路径的有效性背后暗含着模糊其他（至少同样）有效的解析视角的力量，我们就有必要打开那些为该学术范型所遮蔽的阅读视角，用原本应该丰饶多姿的阅读行为，改变当下形象研究中胶柱鼓瑟式的简化套路。
从形象学角度阅读品托的《旅行记》，我们首先可能看到的是叙事者对作为异域的亚洲的跨文化书写，但亚洲书写仅属文本的内容层面，并不天然直接地赋予读者以问题意识和阅读方式。当然，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好的亚洲形象意味着品托对欧洲的批判反思，恶的亚洲形象折射了品托对欧洲的自我嘉许———这固然正确，却如上文所言，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多少启发性的空洞套语，其中混杂着对文本肌理的惊人漠视。这不应该成为当代形象学一劳永逸或一成不变的普遍思考模式。
二、暴力模仿作为亚洲形象研究的角度
除了亚洲形象的铺陈，《旅行记》还有另一个无法忽略的文本特征，即俯首皆是的暴力场景。暴力书写在《旅行记》里不是自足的，仅仅是诸多叙事元素之一，但它所占的位置和篇幅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忽视的程度，亚洲形象也被裹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暴力施动者的身份相当多元，暴力发生的根源也是复杂多样。在《旅行记》的文本叙境里面，无法用某个单一的身份立场或道德优劣对这些暴力进行简单评判。这种看似棘手的复杂性，事实上对我们避开那种既有的简化解读《旅行记》亚洲书写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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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姚京明：《平托〈远游记〉中的中国形象》，《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第64－67页。此处的平托即Pinto的另一个译名。［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廖世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页。
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
《旅行记》的叙事架构依据的是叙事者的游历空间转换，几乎每个空间都上演着暴力杀戮和报仇雪恨的戏码。有趣的是，当叙事者和同伴法利亚（Antonio de Faria）等一行人在中国宁波接受盛情款待时，《旅行记》记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
接近这条路的尽头，有一座用松木和看上去像是彩绘的石头建成的塔楼……在这座塔楼的一扇窗框上有这样一个场景，两个孩子和一个中年妇女在哭泣，下面有个男人被十或十二个全副武装的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s）残忍地分尸，他们手中的矛和戟都是血红的，整个刻画非常逼真；总之，这是一个令人十分愉悦的场景，因为它表现的场面非常宏大。①
这幅镶在宁波塔楼窗框里面的画作，是以形象和彩方式对暴力的呈现（模仿）。叙事者在书写暴力的文本中，加入表现暴力的细节，构成了具有自我指涉意味的后设（meta）叙事。如果过分沉迷于画框外在的“现实”信息，比如这幅画创作的灵感来源，以及其中暗示的法利亚的家族掌故等，我们的阅读将会被导向叙事者的表象描述，很有可能错过作为读者的深度阐释。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个后设叙事片段在文本中的结构性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它在指涉（自我）什么？
画中的暴力情境，既镶嵌在窗框中，同时也镶嵌在文本框架中。由此，这一暴力场景就获得了一个视觉中心或焦点的位置。该场景的视域与叙事者的视线所及相重合，这个叙事策略引导着读者追随其目光，去观看、欣赏暴力景观。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画框中的场景首先是一种叙事上的强调。这种强调立即带来了第二个问题，画中的虚拟暴力场景与文本其他地方记叙的现实暴力书写是何种关系？叙事者“我”在描述这幅令他感到“十分愉悦”的暴力场景时，使用了“逼真”“宏大”等词语。如果联系叙事者自身所经历的暴力，这幅画本身就意味着对文本中暴力书写的消解———《旅行记》中的暴力场景就像这幅画一样，借助了类似于颜料的修辞，从而获得了“逼真”与“宏大”或者想象中的“令人十分愉悦”的模
仿效果。《旅行记》中反复出现但又非出自同一人之口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②式的暴力模仿与循环模式，似乎暗示了一种暴力源头，而后续的暴力场景则是这个起因性事件的衍生和发展。比如，可能是贪欲或殖民行为点燃了杀戮的，然后引爆了暴力复仇的连锁反应。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很容易把《旅行记》庸俗地理解为一部道德启示般的文本，所有的阅读将仍然无法脱离掠夺与对抗、邪恶与正义等由一系列二元对立项组成的先在框范。该阅读方式事实上是反映论的，仍然在复述《旅行记》最表层的故事，尚未进入深度阐释的层次。为避开这一具有干扰性的因素，我们需要换个视角，重新审视《旅行记》中的暴力书写。
与常规观点不同，勒内·吉拉尔（RenéGirard）曾对欲望和暴力的关系有过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证。吉拉尔认为“暴力与欲望总是在以某种方式混合在一起”③，欲望与暴力之间彼此纠葛的逻辑不能简单地使用“本能”来解释，而是源自一个互动的三角机制：“在我们考察的欲望的所有变体中，我们不仅遇到了主体和客体，还有第三个在场的因素：竞争对手。正是竞争对手才是欲望的支配性角。”④欲望主体之间的竞争意识来自把另一个主体的欲望复制或模仿为自己的欲望，于是就有了两个欲望主体间的竞争，从而带来了暴力。人类社会就处于这种模仿暴力中，在破坏性暴力向“社会共存”模式过渡的过程中，唯一能够发挥作用的就是暴力的受害者或替罪羊的出现。吉拉尔所谓的“仪式性暴力”指的是文学、艺术或宗教方面的实践，在其论述中，它还有另一个同义的指称“仪式化的模仿”（ritualized mimesis），是暴力，也即那种原始的、具有破坏性的“冲突性模仿”（conflictu-831
①③②Fern o Mendes Pinto，The Travels of Mendes Pinto，Ed．and Trans．by Rebecca D．Catz，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131、p.61，p.156．
④RenéGirard，Violence and the Sacred，Trans．Patrick Greg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145．
第2期周云龙：亚洲形象与世界意识：《门德斯·品托旅行记》中的暴力书写
al mimesis）的最终替代品。①吉拉尔通过把模仿设定为第一术语，颠覆了把欲望作为本源的传统假定，反过来，模仿也不再是对某种规范或优越性的拷贝；随着欲望与预设客体的分离，模仿成为促进主体间互动，激发欲望行为，给出欲望方向、轨迹和目标的力量。②
吉拉尔的思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超越当下“形象学”研究中最为常用的“自我—他者”文化表征或利用的分析模式。这种模式往往从欧洲—亚洲的差异前提出发，把其中的亚洲形象视为欧洲代言人，即文本中来自葡萄牙的叙事者“我”对亚洲他者的观视与表述。如果把暴力模仿作为切入文本的角度和链接欧亚文化社会的纽结，我们就可以避开差异逻辑和身份政治的话语矩阵，从一个别样的视野来重新理解《旅行记》的亚洲书写与世界意识。
三、《门德斯·品托旅行记》中的暴力循环与亚洲形象
《旅行记》中的暴力受害者并非就一定是弱者或被欧洲冒险家掠夺蹂躏的亚洲土著，受害者的族裔身份或权力地位在《旅行记》中，均显得微不足道，甚至作为欧洲对立面的“亚洲”在文本中也不那么清晰。暴力的受害者可以是文本中的任何人，或者可以说是抽象的人类中的普通一员。比如，在《旅行记》开篇就以“我”的感知角度记叙了一些暴力场景：“当我们到达塞辛布拉（Sesimbra），就遭遇了一个法国海盗的攻击。海盗用钩锚困住我们的帆船，他手下有十五或二十几个人就冲了上来，我方毫无招架之力，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我们。海盗把他们能够到的所有东西搜刮一空……我方幸存的十七个人被缚手缚脚移到海盗船上，在拉腊什（Larache）作为奴隶贩卖，听说海盗们运了很多武器准备前去与摩尔人交易。”“我”和其他被贩卖为奴隶的人，一路饱受折磨。不幸的是，第十四天傍晚再次遭遇海盗的掠夺，其中“六个葡萄牙人和六或十个奴隶在这场争夺战中被杀死”。③这是“我”开始整个东方游历的契机———事实上正是在西北非沿海的遭遇，使叙事者不得不冒险踏上印度/亚洲的土地。
这个凶险血腥的开端，为未来的整个旅程定下了一种悲苦恐怖的基调，暗示了在劫后余生的“我”的面前，将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不确定未来。这段旅程中的暴力书写已经提示了吉拉尔意义上的欲望机制：不是事物或目标的固有价值引发了冲突与暴力，而是暴力赋予了事物或目标以价值。④“我”在旅途中虽然两度遭遇法国海盗的暴力，但这些暴力的意义并不是使“我”看上去是一个可怜、无辜的受害者，
而是引发了“我”对财富和冒险的欲望———也是模仿海盗暴力的欲望。叙事者“我”亲历了海盗对财富的掠夺，正是这种暴力掠夺本身赋予财富一种令人无法抵挡的渴念，使“我”认识到财富是值得“欲望”的。于是，“我”决定放弃在塞图巴尔为贵族法利亚及其大领主做贴身仆人的为期五年多的生活———因为“那段日子里的薪水对我而言不够过活”⑤———前往印度去冒险追寻财富。在“我”抵达印度后，再次明晰了欲望的具体内涵：“此次航海将让我大赚一笔，我很快就会成为富人，这是我那时候唯一关心的事情。”⑥文本开篇这段关于暴力的序幕，决不是关于一个葡萄牙倒霉蛋无辜受害的道德化叙述，而是一个关于起源的隐喻。模仿是暴力书写的起源。
法国海盗的最初目标是与摩尔人进行军火交易，而“我”的最初目标是完成叔父之嘱托在贵妇家里安心当差。两种原本可能平行的生命航线发生交叉后，满载而归的海盗放弃了最初的交易计划，
张婉悠未经处理雅照931
①
②③④RenéGirard，Violence and the Sacred，Trans．Patrick Greg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p.148－149，
p.169、pp.143－144．郭晶晶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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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Susan，ed．Impasses of the Post-Global，London：Open Humanities Press，2012，p.158．
⑤⑥Fern o Mendes Pinto，The Travels of Mendes Pinto，Ed．and Trans．by Rebecca D．Catz，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2、p.2、p.4．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
“我”则开启了模仿海盗（欲望）的东方探险营生。法国海盗与摩尔人约定的交易作为“我”去遭遇另一个和“我”竞争财富的“我”的共时背景，提示了法国海盗与摩尔人之间一体化的交易（trading）/互惠—模仿关系。前者得到财富，后者得到权力，但在形式与本质上二者之间没有区别。尽管诸多历史文献和文学艺术作品将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表述为欧洲基督教徒不共戴天的仇敌，①但《旅行记》开篇的法国海盗与摩尔人之间却被重新设定为一种交易/竞争/互惠/模仿/共存/平等的整体关系，这种关系暗示了《旅行记》去差异化的世界观念。同时，这也将是“我”与“我”的“丑恶的替身”（monstrous double）②/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
根据《旅行记》，“我”追随船队前往印度的时间是1537年3月11日。其时正是约翰王（King John）治下的葡萄牙在欧洲的战略优势和在亚洲的远程贸易急转直下的年代。③此时亚洲的古吉拉特邦国王正联合土耳其人攻打第乌（Diu），驱赶葡萄牙人。“我”所追随的葡萄牙船队于1538年9月5日抵达第乌，
很快，“我”就亲历了其中的一场恶战。④据习惯性的他者形象研究思路，我们可以迅速从这段暴力场景中分离出两种代表（相对于欧洲的）亚洲或东方形象：邪恶凶狠的异教徒或被欧洲贪婪的殖民者掠夺屠杀而奋起反抗的土著。第一种形象，即邪恶凶狠的异教徒的叙述背后是一种帝国话语，它依赖的是文化之间的绝对差异原理，把他者作为自我确证的知识对象。第二种形象，即被欧洲贪婪的殖民者掠夺屠杀而奋起反抗的土著，是对第一种形象背后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反驳。但第二种形象的构建立足于对帝国话语的对抗或反写，事实上仍然依赖了第一种形象背后的差异逻辑。深层次上，第二种形象的生产正是帝国话语的诡计或设计，它巩固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无论是第一种形象还是第二种形象，都倾向于一种绝对差异的、静态的、固化的亚洲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想象和表述，与其对应的欧洲也同样被这一形象的构建逻辑所捕获。
但是，我们从暴力与模仿的角度看，东方或亚洲（包括欧洲）可能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这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暴力最终以土耳其人的全船覆没而告终，其船长被俘，遭严刑拷打并招供一切：“他在四年前皈依了伊斯兰教，因为爱上了一个信仰穆斯林的希腊女孩，后来他们结婚了。然后，我们两名船长问他是否愿意重新信仰基督教，结果他以一种坚定的态度予以拒绝，……两个船长勃然大怒，为了神圣的上帝的荣誉，他们把他手脚捆绑起来，脖子上挂上大石头，抛入大海。”⑤“亚丁”或“印度”在帝国话语中，都是可以获取巨额财富的地方，因此，它们不仅是地理方位，也是欲望符号。葡萄牙人及土耳其人对“印度”的争夺和杀戮，事实上是在互相模仿———把对方的欲望作为自己
的欲望，把对方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暴力层次上像是遇到了另一个恐怖的自己。葡萄牙人对土耳其船长的折磨与逼供，既是对此前海战的复仇，更是一场循环的暴力。在这个暴力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彼此身份、形象的游弋与互通。
在逼供环节，欧洲基督徒用暴力设置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要求土耳其船长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做出选择，如果选择伊斯兰教就会丧命，选择皈依基督教就可以苟活。其实这个命题包含着一种秘而不宣的交易，即用宗教立场交换爱。因为土耳其船长最初放弃基督教改宗伊斯兰，是出自对妻子的爱，在酷刑面前，这份对妻子坚定的爱使他宁可放弃代价最小的选择———轻松地重新归依基督教而活命。土耳其船长最终选择的其实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对妻子的爱。基督教徒以爱与慈悲自诩，但041
①②
③④［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75页。
网络游戏霸气名字“丑恶的替身”（monstrous double）是吉拉尔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双面人格》的说法，可以把暴力双方视为彼此的
“丑恶的替身”。RenéGirard，Violence and the Sacred，Trans．Patrick Greg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161．Donald 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Ⅰ，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pp.123－125．
⑤Fern o Mendes Pinto，The Travels of Mendes Pinto，Ed．and Trans．by Rebecca D．Catz，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5、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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