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信仰:佛教中国化的智慧结晶
五台⼭
by2整容失败
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中,佛教中国化是⼀个常问常新的核⼼课题。如果说宋以前的佛教中国化突出表现为“
格义佛教”“学派佛教”“宗派佛教”等“学理佛教”的话,宋以后则以“民俗佛教”为主,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之⼀,就是建⽴在四⼤菩萨信仰基础上的四⼤名⼭信仰。四⼤名⼭信仰是佛教中国化的智慧结晶,是⾃成⼀体的汉传佛教信仰体系,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且在中国⽂化史上独树⼀帜。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中有四⼤菩萨,即⽂殊菩萨、普贤菩萨、观⾳菩萨和地藏菩萨,分别表征⼤智、⼤⾏、⼤悲和⼤愿。⽽四⼤名⼭是四⼤菩萨的道场,五台⼭是⽂殊菩萨的道场,峨眉⼭是普贤菩萨的道场,普陀⼭是观⾳菩萨的道场,九华⼭是地藏菩萨的道场。
普陀⼭
何炅一家三口照
四⼤菩萨信仰与四⼤名⼭信仰有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佛经开始传译中国后,不论是⽂殊菩萨、普贤菩萨还是观⾳菩
福原爱老公个人资料四⼤菩萨信仰与四⼤名⼭信仰有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佛经开始传译中国后,不论是⽂殊菩萨、普贤菩萨还是观⾳菩萨、地藏菩萨,各⾃因循⾃⼰的经典独⽴发展,并没有以⼀个统⼀体系传⼊中国。在初始发展中,四⼤菩萨并不是在⼀个统⼀的时间内相互融合的。最先融合在⼀起的是⽂殊菩萨和普贤菩萨,这来⾃对《华严经》的解读。此后,⼜加上观⾳菩萨,合称为“三⼤⼠”。从唐代开始,⼀些佛教⽯窟中就已经有了三⼤⼠塑像,如太原的天龙⼭⽯窟第9窟和敦煌莫⾼窟的第161窟。此后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直到明万历年间(1573-1620),地藏菩萨也进⼊“四⼤菩萨信仰”体系。
四⼤名⼭的形成与演变要从五台⼭说起。⾄迟到唐初时,五台⼭已是著名的佛教名⼭,此后不久,因为《华严经》尊崇⽂殊和普贤,作为⽂殊道场的五台⼭便和作为普贤道场的峨眉⼭开始融合;明末时,普陀⼭开始与峨眉⼭、五台⼭并称。如明代谢廷谅撰《三⼤⼠殿》⽈:“普贤肇峨眉,⽰迹惟西⽅。⽂殊现五台,台殿俱清凉。猗与观世⾳,普陀实吾乡。胡为三⼤⼠,⿍⾜偕兹堂。”就明确指出了三⼤⼠及其道场。⽽万历年间则逐渐出现了“四⼤名⼭”的提法,⽽直到清代晚期,四⼤名⼭的指代开始明确定型。⾄此,“中国佛教四⼤名⼭信仰”形成。
四⼤名⼭信仰的理论基础,是《法华经》和《楞严经》中所阐述的菩萨“应化”思想,以及《华严经·菩
萨住处品》的“道场”思想。所谓“应化”,是指佛、菩萨应众⽣的智慧、根基、利益⽽变现种种威仪⾝相,为众⽣说法,教化众⽣、令其开悟,获得⽆上利益。⽽《菩萨住处品》则指明了各菩萨住持的道场,直接促进了后来菩萨道场信仰的发展,这不仅影响了中国佛教四⼤名⼭信仰的形成,⽽且影响了中国传统⽂化。
峨眉⼭
四⼤名⼭信仰的本质属性是菩萨信仰:菩萨信仰在⼤乘佛教中具有重要地位,主张⾃度度⼈、⾃利利他、⾃觉觉⼈,其表征的理念在个⼈修养和⼈格养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名⼭信仰的地理基础是⼭岳信仰:这是四⼤名⼭信仰的本⼟特⾊,也与中国本⼟的道教有关。⼭岳封闭幽静的⾃然环境符合道教隐修传统,因此道教钟情于⼭岳,受此影响,早在东晋时期就形成了⼭林佛教。⽽唐初形成的名⼭信仰也与此有关。60秒极速入睡法
秤字组词四⼤名⼭信仰的社会基础是当时政权的⽀持以及民俗信仰:从历史来看,⼏乎每⼀座名⼭的发展都离不开当时朝廷皇权的⽀持,当然这也与儒家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的思想有关;与此同时,以普通⽼百姓为信仰主体的民俗信仰,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对超⾃然与超社会的神灵的崇拜,⽽佛教名⼭为这⼀信仰提供了场所和对象。⽽这种通俗化、⽣活化的信仰形式,成为佛教名⼭信仰中最⼴泛、最持久的社会根基。
王江穗九华⼭
四⼤名⼭信仰具有以下特点:⼀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统⼀:四⼤名⼭信仰奠基于四⼤菩萨信仰,分别表征智慧、慈悲、⼤愿和⼤⾏,⽆愿不成悲、⽆悲不为智、⽆智难以⾏,其中既融摄⼤乘佛教理论,⼜关乎⼤乘佛教实践;⼆是神圣性与世俗性统⼀:四⼤名⼭信仰是在佛教民俗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极强的世俗性特征,但同时⼜与神圣性⾼度统⼀。
综⽽⾔之,中国佛教的四⼤名⼭信仰酝酿于唐宋,发展于元明,定型于晚清。它是在《法华经》和《华严经》等⼤乘经典所提倡的“应化”理论和“道场”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融合了菩萨信仰、⼭岳信仰、民间信仰,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神圣性与世俗性相统⼀的中国化的信仰体系与⽂化类型。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中,四⼤名⼭信仰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汉传佛教的重要载体,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较具特⾊的智慧结晶、理论典型和信仰模式;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中,四⼤名⼭信仰⾃成体系,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形式,是明清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动能之⼀,甚⾄影响着中国佛教发展的⽅向。在中国⽂化发展史中,四⼤名⼭信仰融合会通了作为中国传统⽂化代表的儒、释、道,并以其作为⽂化内核,同时⼜吸收了具有深厚众基础的民间信仰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发展成为中华传统⽂化⼀种重要的代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