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与⾼适
岑参与⾼适
  岑参与⾼适乃是盛唐时期两位齐名的⼤诗⼈，都以边塞之作蜚声⽂坛，⼀向相提并论。下⾯是⼩编带来的岑参与⾼适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适，字达夫，《旧唐书》本传说他是渤海?县(今河北景县)⼈，《新唐书》则说是渤海郡⼈，这些都是所谓“郡望”，亦即历史上该姓⽒出过若⼲显贵⾼官和⽂化名⼈的地⽅，并⾮⼀般意义上的籍贯。实际上他是洛阳⼈，⼀个低级官僚的后代。⾼适青少年时代曾随他⽗亲到过现在的⼴东、福建⼀带;⼆⼗岁时到⾸都长安寻出路，当过⼀段“京漂”以后，发现没有成功的希望，就回了故乡；不久东迁⾄宋(今河南商丘)，躬耕于梁园废墟，其间曾多次外出漫游，到过现在的河北、辽宁、⼭东、安徽、江苏的许多地⽅，混迹于渔樵、⼠兵、隐⼠、赌徒之中，也同不少中、低级官员往还；后来⼜曾⼀度寓居于淇上，仍然经常外出漫游，与李⽩、杜甫以及⼀批地⽅官均有交往，但他本⼈始终没有体制内的正规⾝份。⼀直混到五⼗岁，⾼适才得到⼀个陈留郡封丘县(在今河南)县尉的职务，总算是进⼊了官场。
  长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什么⼈来管他，⾼适养成了热爱⾃由、不拘⼩节的作风。以及关⼼弱势体、敢说敢骂的侠⼠豪情。他当了封丘县尉以后深感不能适应，逢迎长官欺压百姓这些事他做不来，遂作诗⼤发感慨道：“我本渔樵孟诸野，⼀⽣⾃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封丘县》)
  ⾼适是⼀位草根政治家，很喜欢⾼谈政治，尤其善于从战略⾓度考虑重⼤问题，有所谓“王霸⼤略”(《旧唐书》本传)。⼀个专注于宏观问题的⼈，⼀般总是不耐烦也不善于处理微观琐事，⽽县尉恰恰是专门要做琐事的，所以⼲了不长时间，⾼适就从这⾥逃离，跑到陇右节度使(驻鄯州，今青海乐都)兼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今⽢肃武威)哥舒翰将军的幕府⾥去效劳，在河西呆了三年。
  唐代的节度使可以⾃⾏征辟僚佐，不少⼠⼈由此开辟⾃⼰的道路。到边疆去⼲事业出路，在盛唐时代很有吸引⼒，哥舒翰当时声望很⾼，杜甫也曾希望到他⼿下去⼯作。
  ⾼适的不少作品涉及⼤唐王朝的东北、西北两处边塞。先前他在开元⼗⼋年(730)⾄⼆⼗年(732)期间曾北上蓟门、营州，在燕赵⼀带漫游多时，很可能还直接从过军，虽然没有能够到合适的出路，但⼤⼤增加了他对东北边塞，对那⾥的军队特别是其下层的了解。天宝⼋载(749)⾄⼗⼀载(752)担任封丘尉期间，因为送兵的关系，他⼜去过幽州边塞，⾼适边塞诗的代表作如《燕歌⾏》等等，⼤抵与东北边塞有关，关于西北边疆，⼊河西幕府后⾼适也写过不少诗篇。
  ⾼适⽐岑参年长⼗多岁，成名较早，在殷?编选的当代优秀诗歌选《河岳英灵集》(以天宝⼗⼆载为下限)⾥，⾼适的边塞诗代表作已经⼊选，⽽岑参还没有写出什么边塞诗来，他这时还只是以描写风景和其他题材见长。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唐王朝带来史⽆前例的⼤灾难，却给了⾼适⼀个施展其政治才略的机会。他先是
辅佐哥舒翰守潼关，兵败后追随⽞宗⼊蜀，与这位已经⽼糊涂了的皇帝直接对过话；稍后他“南出江
汉”(《谢上彭州刺史表》)，北上彭原⾏在，向新上台的肃宗皇帝汇报情况，⾯陈机宜，在抵制诸王分镇、防范永王?谋反这些重⼤问题上⽴了⼤功。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统⼀军事指挥是完全必要的，⾼适的意见切合时宜，⾮常地符合国家的利益和肃宗的⼼愿，于是他被破格提拔为扬州⼤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驻扬州)，⼀下⼦进⼊了⾼官的⾏列。
  由于受到⼩⼈的谗毁，⾼适在扬州没能呆多久。后来他改任太⼦少詹事、彭州刺史、蜀州刺史，迁西川节度使。在四川，他直接介⼊和领导了西南边境对吐蕃的⽃争。分析宏观的政治问题，充当⾼级智
囊，⾼适确有他的⼀套，⽽处理具体的军政事务则⾮其所长，这就是《旧唐书》本传说的“⾔过其术”。强烈的⼈道主义思想让他更多地顾及弱势体的当下利益，⽽对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思考有时则不免会受到⼲扰。
  ⾼适⾃知不善于做具体⼯作，要求调回中枢，遂⼊朝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唐代诗⼈中担任⾼官并且封侯的，似乎只有⾼适⼀⼈。可惜他回长安不久就在永泰元年(765)正⽉去世了。赠礼部尚书，谥⽈“忠”。
  岑参祖籍南阳(在今河南)，出⽣于江陵(今湖北荆州)，新旧《唐书》皆⽆传，⽽他的家族背景却要⽐⾼适显赫得多。在并不算远的先辈中，岑家先后出过三位宰相，除了曾祖⽗岑⽂本以外，其伯祖⽗、堂伯⽗两代宰相都在残酷的宫廷⽃争中栽掉了；岑参的⽗亲虽然当过两任刺史，但死得过早，所以到他这⼀代，家族的中衰之势已⼗分明显了。岑参背着⼀个沉重的家族包袱，⾮常热衷于重振家声，光⼤门楣，在他的作品中感慨家世、希望升迁的调⼦唱得很⾼；这同⾼适那种热爱⾃由、张扬个性的格调颇有差异。
  岑参于天宝三载(744)进⼠及第，出仕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这样冷冰冰的闲散微官同他的⼈⽣设计相去太远了，不久他就弃官出⾛，到边疆去寻求远⼤的发展：他把家属留在长安郊区的家园⾥。
于川绿野素颜
  岑参先后两次出塞，前⼀次在天宝⼋载(749)，他抛弃⽆聊的⼩京官，跑到⽼远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驻龟兹，即今新疆库车)⾼仙芝幕府去，呆了近两年；第⼆次在天宝⼗三载(754)再次出塞，到北庭节度使(驻庭州，在今新疆吉⽊萨尔之北)封常清幕府去，呆了将近三年。岑参⾛得⽐⾼适要远得多了。他那些优秀的边塞诗主要是他后⼀次远赴天⼭北路时创作的，
  岑参第⼀次出塞时，官职⽐较卑微，⼜不⼤适应边疆地区的⽓候和⽣活，此时创作的诗中虽然也⽣动地描写了前所未见的⾃然景观。同时也多有思乡之泪，佳作不算多。第⼆次就不同了，封常清将军先前曾与岑参⼀起在⾼仙芝幕府任职，其⼈⽂武全才，升迁很快，对⽼同事相当礼遇；岑参本⼈的官
职遂颇有升迁，此时他不但已能适应边疆的⽣活，且情绪相当⾼涨。其时北庭辖区内形势稳定，没有发⽣什么严重的战事，却不断取得某些对于外族⼩⼩的胜利，于是岑参不仅情绪⾼昂，⽽且得以在⽐较宽松的环境中饱览天⼭南北的⼤好风光，写出了更多极富特⾊的边塞诗，其中充满了奇异的景⾊和浪漫的豪情，《⾛马川⾏》等⼀批佳作成了“盛唐⽓象”的著名代表作。
  安史之乱爆发后，封常清被调回去保卫长安，他没有带军队，回到内地后临时招募了⼀些新兵，这样的乌合之众⾃然不堪⼀战，兵败后封将军作为⼀只替罪⽺被⽞宗诛杀。失去依附的岑参不久也回到内地，因⽼朋友杜甫等⼈的推荐，得以进⼊尚在流动之中的肃宗朝廷，担任⼀名谏官、等到肃宗回到长安、局势稍稍稳定之后，太喜欢提意见说真话的岑参很快被外放为虢州长史。他先前设想过的在边疆或朝廷建功⽴业、实现⼈⽣理想并获取⾼位的⾦光⼤道是⾛不
  通了，不禁⼤为失望，常常在诗⾥提到打算归隐，但这不过是发牢骚的.意思，岑参是不可能归隐的，只不过觉得当⼀个州郡佐吏实在⽆聊之极罢了。
  后来岑参被调回朝廷，多历沉浮，最后当过⼏任郎官；永泰元年(765)出为嘉州刺史，由于当时蜀中发⽣了崔旰之乱，⼀时⽆法到任，于是就在朝廷派往蜀中解决问题的杜鸿渐将军幕府中呆了不少时间，杜鸿渐位⾼⽽⽆能，岑参在这⾥没有做成任何事情；稍后他到嘉州就任，期满后没有得到新的任命，想回长安家园⼜回不去，悬在半空中备受煎熬，⼤历五年(770)初病逝于成都客舍，享年不到六⼗岁。
  岑参重振家声的⽬标没有实现，在诗歌创作⽅⾯则取得很⾼的成就，陆游甚⾄说他是“太⽩、⼦美之后，⼀⼈⽽已”(《渭南⽂集》卷⼆《跋岑嘉州诗集》)。这在他是不幸还是幸运?
  ⾼、岑以边塞诗著称⽽且齐名，但他们两位颇有异同。
  相同的是，⾼适、岑参⼆⼈都亲⾃到过边疆，有着丰富的见闻和深厚的⽣活积累，遂与过去那些仅凭想象写边塞诗的⼈完全不可同⽈⽽语。
郑希怡个人资料  在东晋南朝的诗坛上，也曾有⼈写过边塞诗⼀类的作品，那时南⽅的汉族政权举⾏过⼏次北伐战争，取得过若⼲胜利，也吃过若⼲败仗，舆论上总是常常会谈到收复中原这⼀话题，诗⼈们⾃然不肯放过这样激动⼈⼼的题材，试略举两⾸来看：
  ⽻檄起边庭，烽⽕⼊咸阳。征骑屯⼴武，分兵救朔⽅。
  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于按剑怒，使者遥相望。
  雁⾏缘⽯径，鱼贯度飞梁。箫⿎流汉思，旌甲被胡霜。
笔记本变无线路由器>马凡舒简历  疾风冲塞起，沙砾⾃飘扬。马⽑缩如猬，⾓⼸不可张。
  时危见⾂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死为国殇。
  ――鲍照《代出⾃蓟北门⾏》
  关⼭三五⽉，客⼦忆秦川。思妇⾼楼上，当窗应未眠。
  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战⽓今如此，从军复⼏年?
  ⼀⼀徐陵《关⼭⽉》
  这些作品看上去很美，其实缺乏坚实的⽣活基础，只是发挥乐府旧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已，例如《出⾃蓟北门⾏》⼀向是要“⾔燕、蓟风物及突骑勇悍之状”(《乐府诗集》卷六⼀引《乐府解题》)的，鲍照⼀⽣未尝到过燕、蓟，写这样的题材只能就传统加以敷衍，尽管他具有很⾼的才华，作品⽐较概念化⼀般化仍然是免不了的。《关⼭⽉》的传统主题是“伤离别”(《乐府诗集》卷⼆三引《乐府解题》)，所以徐陵这⼀⾸的着⼒点就落在“思妇⾼楼上，当窗应未眠”这两句上，其他全是陪衬；徐陵虽然出使过北⽅，但⾛得并不远，秦川、疏勒、祁连等地对他来说只是书本上的概念，是⼏个没有什么感性内容的边塞符号⽽已。
  与这些纸上谈兵的⽼前辈不同，⾼适和岑参亲⾃到过边防前哨，他们写东北、西北边塞的⽣活、战⽃、⽭盾和风光，都有就近的观察，切⾝的体会；其作品同过去那些只凭想象的篇什相⽐，意味和深度都完全不同。像⾼适的《塞上》、《营州歌》、岑参的《⽕⼭云歌》、《轮台歌》等等，没有亲临其地的⼈是根本写不出来的。
  殷?评诗⼈崔颢(与⾼适、岑参⼤体同时⽽年辈略⾼)云：“晚节忽变常体，风⾻凛然，⼀窥塞垣，说尽戎旅。”(《河岳英灵集》卷中)崔颢的边塞⽣活经历远不如⾼、岑那样丰富深⼊，已能取得不俗的成绩，此事颇可深长思之。包括崔颢以及王之涣、王翰、王昌龄等在内的盛唐边塞诗⼈，全都到过边塞，⽽以⾼适、岑参⼆⼈呆得最久，诗也写得最多。
  ⾼、岑的共同点还在于，他们都有⾼昂的爱国热情，充满了民族⾃豪感和对于⼈⽣的信⼼。试看他们热烈的诗句：
  杀⽓三时作阵云，寒声⼀夜传刁⽃。
  相看⽩刃⾎纷纷，死节从来不顾勋。
  ――⾼适《燕歌⾏》
  ⾃逐定远侯。亦著短后⾐。近来能⾛马，不弱并州⼉。
  ――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夫受降回军献上》
  ⼤笑向⽂⼠，⼀经何⾜穷!
  ――⾼适《塞下曲》
  ⼀⽣⼤笑能⼏回，⽃酒相逢须醉倒。
  ⼀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适和岑参都是中国国⼒最强⼤的盛唐时代的诗⼈，⼜都持积极⼊世的态度，有些相同之处是⼗分⾃然的。
  ⾼、岑还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写诗都⼗分真率⾃然，不屑在锻句炼字中讨⽣活。宋⼈刘克庄说：“⾼适、岑参，开元天宝以后⼤诗⼈，与杜公相颉颃，歌⾏皆流出肺肝，⽆斧凿痕……其近体亦⾼简清拔。……郊、岛辈旬锻⽉炼者，参谈笑得之。词语壮浪，意象开阔。”(《后村诗话》后集卷⼆)苦吟当然也有它的妙处，但写起来费神，读起来吃⼒，在盛唐时代的豪迈之⼠看来，⼤约⼀定不如痛痛快快有话直说为好。林子濠爸爸回来了
  但⾼、岑边塞诗的内容取向和作品风格也很有些不同，前⼈早已注意及此，明⼈王世贞说：“⾼、岑⼀时不易上下，岑⽓⾻不如达夫遒上，⽽婉转过之。”(《艺苑卮⾔》卷四)清⼈王⼠祯说：“⾼悲壮⽽厚，岑奇逸⽽峭。”(《师友诗传续录》)如此等等。⽤现在的话来说，他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下列⼏个⽅⾯：
  ⾼适的边塞诗写景⽆多，他习惯于采⽤夹叙夹议的⼿法，对观察所及的现象和问题发表意见，时时朴有天 整容
流露出政治家的风采。他对当下政治、军事、社会的得失看得⽐较清楚，对底层的民众和⼠兵怀有深厚的同情，⼀再见之于诗篇。过强⽽直露的理性往往容易使诗味受到损伤，幸⽽这样的情形不多，⾼适善于融理于情，其风格可以⽤⼋个字来概括：质朴雄浑，悲壮慷慨。
  岑参最看重的是⾃家的“世业”和个⼈的前途，他对民间疾苦⼀向不甚关⼼，更没有什么“王霸⼤略”。相对于⾼适的严肃深刻⽽⾔，他相当潇洒风雅。如果说⾼适是诗⼈兼政治家，那么岑参则只是⼀位诗⼈。岑参诗⼀向以写景为多，“语奇体峻，意亦⽣奇”(《河岳英灵集》卷上)，他风格也可以⽤⼋个字宋概括：壮丽峭拔，奇特新颖。
  胡震亨《唐⾳癸签》卷五引《吟谱》云：“⾼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这样的⽐较论可谓知⾔。
  换⼀个⾓度看，⾼适师法汉魏，尤尊建安，杜甫称颂他“⽅驾曹(植)刘(桢)不啻过”(《奉寄⾼常侍》);⽽岑参则更多地接受六朝的⽂学遗产，“时议拟公于吴均、何逊”(杜确《岑嘉州诗集序》)；杜甫称颂为“谢跳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谢跳、吴均、何逊都是齐梁时代的诗⼈，⽽且以写景著称。既然⾼、岑对过去的遗产有着不同的师法取向，那么岑诗⽓⾻略逊⽽以婉缛见长，就是很⾃然很可以理解的了。  ⾼、岑两位诸体兼擅，但亦各有专长，⾼适长于五、七⾔古风，五古占了他作品的⼀半，名篇则多出于七古，例如《燕歌⾏》、《邯郸少年⾏》、《封丘县》、《⼈⽇寄杜⼆拾遗》；岑参最
长于七⾔歌⾏，他第⼆次出塞时写的那些描写天⼭南北风光风情的名篇，如《轮台歌》、《⾛马川⾏》、《⽩雪歌》、《热海⾏》等等，⼤抵⽤这种形式，其章法和⽤韵都⼤有讲究，形成所谓“岑嘉州体”(严⽻《沧浪诗话，诗体》)。
  ⾼适和岑参也都能作近体诗，⾼适的五、七⾔绝句和岑参的七律、七绝都有脍炙⼈⼝传诵很⼴的名篇。只有诸体兼擅才能成为⼤家，当然这并不妨碍诗⼈们各各有其特长。
  值得注意的是，⾼、岑虽然⼀向以边塞诗出名，其实这⼀⽅⾯的作品在他们的集⼦⾥只占少数。岑参的边塞诗是最多的，现存七⼗来篇，也只占他全部作品的五分之⼀弱：⾼适的边塞诗还达不到这样的
⽐例。他们两位的诗作涉及到⼴泛的题材，诸如⼭⽔、时政、赠答、送别、⾏旅、登临、怀古等等，⽆不毕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