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城镇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但与发达国家通常城镇化率达到80%的水平相比，未来还有20%30%的提升空间。
而根据有关测算，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能带来7万亿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这不仅意味着在未来78年时间内，中国城镇化所产生的资金需求（包括市政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将超过40万亿，而且将有1亿多农民涌入城市。
最新居民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15161元，农村人均5211元，这意味着因此而每年带来一万多亿元的消费增量。
很显然，2012年来多次被谈及的城镇化建设再度被主流观点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或未来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是让中国经济未来20年年均潜在增长率达到8%的主要理由。
事实上，“城镇化”这一剂促进经济发展的“良药”，并非新方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19249个，数量上增加了17076个；再加上1.8万个乡级镇，中小城镇的人口、地域和规模显著增长，对整个国家经济总量的提升、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Currently 固然30多年来城镇化建设成绩举世瞩目，但是过快的城镇化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土地利用效率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压力加大、产业支撑薄弱、农民与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等。
天海翼图 “这种以土地驱动为特征的城镇化推进已经难以为继。新型城镇化之路尚需探索。”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唐黎明告诉记者，城镇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肯定是有的，但不宜夸大。
文章个人资料简介 “新型城镇化建设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恐怕要大于机遇。”
须正视城镇化现状和机遇
城镇化的本质是什么？
具体说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劳动力的转移，从一产转移到二三产；二是城镇要为这些转移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和宜居的生活空间。 [论文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认为，我国上一轮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靠工业化和城镇化来拉动。而这其中，低成本的土地使用和廉价的劳动力其实起着发动机的作用。
同时，我们看到，本就土地稀缺的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大规模的征地开发和此起彼伏的土地荒相伴相生。由于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的驱动，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源源不断“转移”到城市，以谋取比种田更好的收入。
“从我去过的地方看，青壮年外出打工，种地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中国城市发展
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彭真怀实地考察过国内100多个小城镇，却发现，“种粮口粮化、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其实，有心人早就开始发现，这两年来，活跃在全国各大城市的环卫工人很多已经是农村的中老年人口，甚至有的城市保安也换成了中老年人，这说明农村的中老年劳动人口也开始向城市转移。
“种田不挣钱”，使得农村劳动力越来越远离自己分到的一亩三分地。
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产就业人口为2.66亿，扣除城镇一产人员360万之后，农村从事一产的人口约为2.62亿。这其中，官方统计并未说明有多少人是全职务农。但从农民纯收入构成来看，大约有近40%为工资性收入，由此可见很多被统计为一产就业人员的，实际并非务农，有专家统计这部分人大约有8000万人。
再来看相关方面的数据和事实：截止目前为止，国内一产增加值占dp比重已经下降到10%左右；近几年持续不断的民工荒出现；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超过3倍以上……这些均说明农村劳动力没有理由继续在农村呆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平均年龄不断上升，现已进入50岁的门槛。
以上都说明了农村可释放的劳动力并没有专家们预期的那么乐观；我们的新型城镇化所要面临的一个真实现状就是：目前已经没有太多劳动力能够从一产转移出来。
然而，更让人头疼的是，那些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没有能力在城里安居乐业。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中国制造”上。而“中国制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广大农民工为主体的亿万中国产业工人的成就。
有数据显示：目前农民工这一新兴工人队伍在人数上已经超过传统工人人数，成为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其中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已经占城市第二产业用工量60%以上，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80%以上。
农民工的转移就业不仅繁荣了城市经济，保障了城市二三产业的持续发展，为管理好通胀预期、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提供了基础支撑，为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是，这些另类的产业工人被称之为农民工，在他们所工作的城市里并没有他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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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亿新生代农民工，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迁徙流动，为繁荣城市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们的身后，还站着数以亿计的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 彭真怀认为，这是30多年来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欠账。
他认为这些历史欠账一是体现在多年来农民工收入微薄，无力让整个家庭在工作所在地正常生活，农民工在城市拥有住房率仅有0.7%，还不到1%；二是绝大多数城市从来没有想过为农民工安居乐业做点什么。
如果我们以现在为时点将城镇化划分为两个阶段的话，之前的城镇化可以称之为初级阶段，之后可以称之为新阶段。
在初级阶段，各地政府利用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迅速发展经济，同时极快推进城市建设的进程；在新的阶段，以往之红利已基本用尽，反倒是到了弥补历史亏欠的时候了。之前的城镇化，主要强调硬件的建设，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特征；之后的城镇化，恐怕更要强调的是软件的建设，制度的建设，对于政府来说，更多的应该是付出，而不是向老百姓，向农民索取。
“新阶段的城镇化，需要先付出然后才有收获。”
唐黎明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现阶段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恐怕不会像很多专家想象的那么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亦不能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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