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 ＆TV JOURNAL
2018.06
视听解读
在节目中呈现出了个体的价值闪光点。首先就是共享的价
值观。《我们的侣行》这个节目用行走的方式来传达共享的价值观。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们也在看万种人，来丰富我们的人生，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个价值观对于观众具有较大的影响，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其次
是跳出舒适区的生活态度。
在俄罗斯探访极端环境下生存的驯鹿人时，梁红陈述道，
“老张心中一直有所坚持，老张选择的路永远是最难走的路，是那种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跳脱出舒适区的勇气，对于自身梦想的坚持，用行走发掘生命最自然的状态，这样的理念也折射出当代中国人的信仰与担当。
三、思考与启示
作为一档纪实类素人真人秀节目，《我们的侣行》真实地记录了节目主创者张昕宇、梁红夫妇驾驶中国制造的飞机首次挑战环球飞行的全过程。节目的传播价值在于作为一档综艺节目留存下“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历程，实现了承载大国理念的使命，让它不仅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成为一种文化记录和传承的载体。张昕宇和梁红是普通的中国个体，也是行者、记者、文化体验者、弱势体的拯救者、海外困境的帮扶者、大同世界的觉悟者，他们是中国民间勾连世界的桥梁，以个体叙事的范式实现了中国国家理念和主流价值观的输出。一方面，节目本身构建了海外传播的新型名片，通过民间语境实现对外传播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除了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和收视体验外，通过节目内容与细节的展示，《我们的侣行》传播了一定的文化内
涵，给观众以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实现了素人真人秀节目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同时也为电视娱乐节目带来启示：随着媒介生态环境的发展，应当注重考量新的受众体特征和现代传媒特征，实现电视娱乐节目的价值引领和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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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一、中区行为
“中区行为”是由美国学者约书亚·梅洛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提出
的一个概念。为了研究有中介的场景，也就是“媒介场景”，梅洛维茨创造性地对场景进行了改造。他将戈夫曼的前区／后区的静态舞台扩展成了包括前前区／前后区／中区／后区／深后区的动态舞台。“如果新媒介倾向于分隔现存的社会信息系统，它允许个人形成‘更深的’后区和‘更前的’前区的行为风格；而相反，新媒介如果具有融合现存的信息系统
趋势，它会导致
‘侧台’或‘中区’行为。”二、明星真人秀节目
明星真人秀节目是以明星为参与主体的真人秀节目。
作为电视节目的参与者，明星们的身份从演唱会中心闪亮
的焦点，到奥运会上风姿矫健的运动健儿，到活跃于各大网络社区的网络红人，到选秀节目中或煽情飙泪或毒舌吐槽的评委。节目力求全方位无死角地展现明星们的身姿、个性、情绪甚至是丑态，以满足观众的“窥视”心理。另外，明星效应带来的可观的收视率，也为真人秀节目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爸爸去哪儿》的“中区行为”初探
（一）电子媒介对“中区行为”的影响
台湾金马奖事件梅洛维茨认为，电子媒介通过将原来私下的场景融合进原来公共的场景中，进一步整合了信息系统，因此电子媒介是对过去的私下场合与公开场合的一个有力的融合。他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明星真人秀节目的“中
明星真人秀节目的“中区行为”初探
———以《爸爸去哪儿》为例
□段小凡
摘要：近几年来，中国电视荧幕明星真人秀节目独占鳌头，各大卫视竞争白热化。《爸爸去哪儿》作为2013年明星真人
秀节目收视冠军，在我国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本文介绍了“中区行为”的概念及内涵，并用“中区行为”这一视角来探讨当下火热的明星真人秀节目。
关键词：中区行为；明星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
赵薇哥哥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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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9395/jki.1674-246x.2018.0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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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行为”趋向。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使用移动终端设备观看电视真人秀节目，这种更为方便、快捷的观看方式使得人们不再局限于《快乐大本营》等老牌的真人秀节目。加上国内相关政策的松动，电视台改制为此类节目提供资金支持，而且国外优秀的明星真人秀节目在国内广受好评，于是各大卫视争先推出户外明
星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属于明星真人秀节目的亲子类娱乐节目，节目展示了几位明星父亲与孩子们之间的相处模式。通过《爸爸去哪儿》，曾经对于观众“遥不可及”的明星们，展示了他们“草根”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明星父
亲与孩子之间的相处模式。他们此前在荧幕上都是以明星身份出现，可以看作是“前区行为”。而在《爸爸去哪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作为普通人和父亲的一面。这种“普通人”“父亲”形象的展现就是一种“后区行为”。当“明星”与“父亲”这两种身份重合以及与孩子相处和工作录制节目这两种场景相融合时，
就会呈现出一种“中区行为”的趋向。
当我们持续关注《爸爸去哪儿》里某一明星父亲后，有意思的是，我们会对他们的形象重新进行构建。这个形象既不是原先作为明星的形象，也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父亲的形象。第一季中广受观众喜爱的模特张亮，在节目中持续展示了他在生活中的一些场景，给观众留下了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好男人形象。在节目播出后，观众对他的印象已经不仅仅是首位登上米兰时装周的中国模特，“好男人”“男神”等都是观众对他身份的重新建构。正如梅洛维茨在书中谈到：
“一个体后区持续增加的暴露以及对它的关注导致了一种新的‘中区’替代行为。在新混合场景中的行为既不是原有的台上行为，也不是过去的后台行为。”（二）等级关系迫使明星主动暴露“后区行为”众所周知，“中国的资源分配是按照等级序列高低的顺序进行的，所有国民的基本权利、生存条件与发展空间都依赖于这种社会等级关系。”高地位角通常依赖于对当时主要信息渠道的控制。一个公司有重大的文件需要通
知，会从下而上地由老板通知给各个中层干部，再由这些
中层干部通知底下的员工。而梅洛维茨认为，
电子媒介通过改变信息流的方向和模式从而影响传统的等级制度。作
为明星的这一部分人，也属于等级制度里高地位的角
，而随着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使用
电子媒介会影响到高地位角的明星，因此明星们愿意参
加真人秀节目，主动且适当地暴露其
“后区行为”，拉近粉丝与他们的距离，因此形成了“中区行为”。
（三）“中区行为”表现为将一切日常化
作为前区／后区行为严格划分开来的另一种电视娱乐节目———歌舞晚会，就显得十分严肃，仪式感较强。这类
岗位调动申请书>我是歌手羽泉邓超节目严格划分舞台和后台。演员在后台准备，在前台进行表演。而明星真人秀作为一种具有“中区行为”倾向的电视娱乐节目，将舞台和后台有机地融合起来，它的一大表现就是将一切日常化。在真人秀节目中，明星们的一些后区行为不得不暴露在观众面前。明星们在录制节目前的准备，以及录制节目中摄影机等设备的暴露，都是一种“中区行为”的表现。由于节目录制时间长，作为自然人的明星们维持不了平时荧幕上的形象。吴镇宇在参加《爸爸去哪儿》前由于其饰演的黑帮老大角深入人心而走红，但在《爸爸去哪儿》后，他却因为搞怪的性格为观众所喜爱，一反之
前在观众心中黑帮老大的形象。吴镇宇的搞怪性格正是后台行为前台展示的表现，这种自我性格的展示也是一种日
常化的表现。
除此之外，《爸爸去哪儿》按照时间顺序剪辑，从早上父子们起床到晚上睡觉，这样剪辑出来的效果更加贴近生活，更加日常化。
（四）“中区倾向”行为是对市民文化的认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给电视节目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大众文化”逐渐替代“精英文化”的主体中心地位，电视节目也将市民生活作为载体，不断地探索市民的文化心理。“市民文化作为民间文化的一面旗帜，最大限度地整合
了市民阶层的心理和需求，当市民从长期的高压意识形态
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市民生活从呆板走向活跃，人们开始颠覆经典、绝对真理、志高崇拜、保守思想，似乎开始遗忘
在历史舞台上演过的政治捆绑和阶级斗争。在追逐物质和精神刺激之时已经跨越了历史的维度，市民社会开始建构与官方形态对立的彼岸世界的生活方式，市民社会阶层包
含着广泛的社会体，痞子、流氓、个体户、下岗工人、普通
市民等等。”
这里的“市民文化”正是电子媒介培育下的结果，是前区和后区行为重合的产物，具有一定的“中区倾
向”。《爸爸去哪儿》从节目一开始的选房子环节，房子并不豪华，且都属于民宅，到让星二代们去食材让爸爸做饭，
再到星二代们自己去集市上卖东西换取吃饭的钱，这些任
务的设置大都贴近市民的生活，甚至就是市民生活的再现。
让属于精英的明星们去感受市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对“精英文化”的淡化，而是对市民文化的认同。节目里的明星父子们，有的一开始不好意思甚至是抵触这种文化，因为这
种市民文化下的生活与他们平时的生活大不一样。可当明星父子不断熟悉彼此，不断适应环境后，他们就不再用“精
英身份”
行贿罪的立案标准来要求自己，不用隐晦自己的感受，并用自己建立的“中区倾向”的行为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四、结语
从对明星真人秀节目“中区行为”倾向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知道，明星真人秀节目是一种后区行为的前台展现，以“中区行为”来看待明星真人秀节目，可以对此类节目有一个更新、更深的认识。通过真人秀节目的平台，明星们可以展示自己非明星的一面，与观众建立更加亲密的联系，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维护他们作为高地位的社会角。而明星们在节目中也展现出了生活化、市民化的一面，这不仅是对“精英身份”的淡化，更是对“市民文化”的一种赞同。参考文献：谢婷婷安志杰
1.[美]约书亚
·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林光彬.等级制度、市场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J].管理世界,2004(04):30-40+50.
3.梁艳.论冯小刚电影中市民文化价值形态的建构[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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