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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29期
古希腊神话人物 半身赤裸、身着短裤披风,几十名肌肉发达、长相俊朗的外国男模装扮成电影《斯巴达300勇士》中的模样,穿行在北京朝阳区的CBD。一时间,引来大量围观、拍照的朝阳众。
有人质疑,这些外模中很可能有在本国不到工作而非法滞留在中国的人。此次事件,令外国人在华居留就业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外国脸不等于到工作
近年来,看重中国经济发展机会的老外,也越来越多地来自第三世界。然而,他们很快发现:想留在中国,没那么容易。
“我身边能留在中国并有正式工作的人寥寥可数。”巴基斯坦人Yousaf,是北京某985高校国际传播学的硕士毕业生。在中国工作时,他发现:自己的专业并不吃香,远不如IT、工程等理科专业。例如,一些中国的手机公司现在就在招聘外籍的安卓系统开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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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来自巴基斯坦这个与中国关系很好的“兄弟国家”,Yousaf认为:国籍的作用有限。“也许招聘单位会对你更友善,但工作毕竟得看硬功夫。”他的另一个在中国学医的同胞,正在通过一个公号寻求一份实习的机会,许久了还没有消息。
海贼王h同人 这个公号的运营者,是南京一家专为外国人提供中介服务的公司。创始人杨星说,读大学时和老外的交往令他受益匪浅,也是他从事涉外中介的灵感来源之一。外国人在中国当教师、做模特的现象已非常普遍。这两种职业的市场需求很大,对外国人来说,门槛低,来钱快。“但若是其他正式工作,外国人却并没那么容易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给记者提供的一系列研究材料表明:根据现有政策规定,外国人进入中国就业需要经过“提出申请—取得就业许可证—入境后取得居留证”这样的流程。这与发达国家“先移居再移民”,或“先留学,再工作,再移民”的流程相比复杂得多。
对外国人就业,中国政府的出发点是吸引高素质人才,这导致中国“绿卡”的门槛很高,一度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拿到的绿卡”。2004年出台,沿用至今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规定,有权利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除了投资巨大的资产者、在华有亲属等条件,其中一类是“技术类永久居留外国人”:要么是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以上的高管,要么具有副教授等高级职称,还要在中国连续任职满四年、四年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三年,且纳税记录良好。
在申请工作签证时,国内的用人单位还要给出一个“非外国人不可”的理由,各地标准不一。例如,浙江省宁波市制定的《外国人就业职业管理目录》中,工作被大体分为三类:鼓励型,调控型和禁止型。只有30个岗位是鼓励外国人加入的,这些主要面向“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短缺的、具有高级管理和技术的外籍人士”。在中层职位上,外国人的作用是补缺;而普通服务岗位和低端的劳务岗位,则不对外籍人士开放。
尚卫东是外国人才网的资深顾问。数年来泡在外籍人才简历堆里的他发现,中国公司对外籍人才的需求更加深层次,“是真用,而不是搞形象工程”。以机械制造业为例。之前中国公司对外国人的要求是具有相关领域的背景,而现在“背景”变为“三到五年的实际经验”。
韩佳人整容了吗 这种变化在诸如机械、电力、设计行业都有体现。无论是平面设计、服装设计、景观设计还是建筑设计,中国公司早在十年前,便普遍要求应聘者提交自己的作品集。
即使在外国人最常做的教学工作中,也过了仅凭一张外国脸就可以轻易到工作的时代。来华10年的法国人Matthieu在南京的数所学校以及培训机构当过语言老师,他对记者说:在数年前,能力很差的老外凭借一张洋面孔就能站上讲台。现在招聘单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教学经历和来自英语国家。
“同时,他们越来越多地会去做外籍员工的背景调查。”
“所以我就逼着你会中国话”
梅根福克斯三级 门槛的升高,同样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感受到,“现在外籍教师的学历要是博士,毕业的学校得是名校,其论文需要有一定数量被SCI或SSC等数据库收录。当然,这些要求,也抬高了对中国教师的要求。”
从2006年至今,李志刚一直在研究在广州的黑人体。他说,以前写论文只需要写写广州黑人的分布、数量,便能在国外杂志发表,但现在则不行。现在的研究要更加深入,研究黑人需要细分到“身份认同”、“黑人中的女性”或者某一地域的人特点等,才会得到发表的机会。
对他研究的体——广州黑人来说,这种变化感受得更明显。尼日尔小伙子Doudou就是如此。他来广州掘金已经三年了,在服装、地板生意中所赚不菲。而现在,生意行情不好,他正准备离开中国。
最初来中国,是出于对金钱的渴望。在尼日尔时,看着身边的朋友外出闯荡,回来后有房有车,好生羡慕。有人告诉他,中国不好混,哪儿都是人,没有站的地方,人们睡在大街上;也有人告诉他,中国人有钱,垃圾箱里都是手机,随便向路人讨要,都会把他的手机给你。
“是好是坏,只有自己看了才知道。”来到广州,他很少出去娱乐,对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也不是很
了解,只是偶尔看看电影,逛逛商业街。在Doudou看来,国家无所谓好坏,衡量标准很简单——生意。“生意好,就是好地方。生意不好,那就要走。”
李志刚对广州黑人聚居的阶段划分历经几重变化——1990年到2003年,兴起;2004年到2007年,繁荣;2008年到现今,衰退。衰退的原因跟经济增速放缓有很大关系。
黑人聚居区之一,广州小北路越洋商贸城的一位中国店主说,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商贸城的商铺陆续关门,现在仅有二三成商家在经营。
从入境数据来看,外国人来华人数从2000年的1016万人,增长到2014年的2637万。而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2014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24.2万人,相比于2012年有所下降。
这几年,环境的恶化也成为让海外人才离开的原因。阳歌说,外国高管外派到他国,一般都会带着家人,很重视环境质量对个人健康,尤其对孩子的影响。在上海,他也察觉身边的外国人在流失。
更为严苛的要求还体现在对外籍员工掌握汉语的熟练程度上。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这种要求的底气越来越足。万达集团在2013年末已招聘了超过200名外国人。董事长王健林自豪地透露,这些人“大部分金发碧眼”,其中80%会讲汉语。因为招聘时,这是一项优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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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王健林自己的话说:“你跟我出去开会,老大不会英语怎么办?所以我就逼着你会中国话。……如果世界上有一万家万达这样的中国公司,中文推广就容易多了。”
(摘自《大家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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