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Red》讲解
三岛有纪子带着其野心勃勃的新作《红》（Red）再度回归大众视野，形式上打响了新世纪20年代日本女性电影人的第一。在今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导致各国电影工业停摆的消极形势下，这部囊括了优秀的原作、导演、编剧和演员们的官能映画《红》对影迷们多少也算是一种心理安慰了。
广东省旅游
影片《红》改编自2018年的直木奖得主岛本理生的同名官能小说，由日本现役当红演员夏帆、妻夫木聪和柄本佑出演。该片讲述家庭主妇村主塔子与阔别十年之久的前任鞍田秋彦旧情复燃，而不得不在家庭责任与爱情之间做出个人抉择的故事。
和传统的日本已婚女性一样，村主塔子过着的是一种单调乏味的婚姻生活，她每天要照顾丈夫和女儿的起居，收拾家务，剩下来的时间也不知道可以用来做什么。丈夫和村主塔子的相处模式也很无趣，性生活上已经无激情可言；女儿尚且年幼，又需要母亲亲力亲为的悉心照料。
在陪同丈夫出席的一场商业聚会上，村主塔子恍惚看到了十年未见的前任鞍田秋彦，她四处
寻觅着鞍田的踪迹，最终在隐蔽的阁楼里发现了鞍田。鞍田实际上早已经注意到了村主，他在这里伺机等待着村主的出没，俩人刚一相见即热烈拥吻，旧情瞬间复燃。
房产信息查询
在随后的聊天中，村主了解到了鞍田的现状，原来鞍田早前创立的建筑设计公司已经倒闭，现在的鞍田在朋友的公司里上班。在意外闯入村主生活的鞍田的影响下，村主开始萌生上班工作的念头，她过去多年的时光全都耗在了做妻子、做母亲的繁琐日常中，而现在她只想做自己。
村主将想要上班的请求告诉了丈夫，一开始丈夫连连委婉推脱，以大男子主义的话术规劝村主老实地做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但最后拗不过村主的坚决态度，松口还是同意让村主去尝试做职业女性的滋味。
做惯家庭主妇的村主，在自己热爱的建筑设计行当中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快乐，也与同在一间公司上班的鞍田彼此越走越近。俩人常常以工作为由去幽会，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村主都对鞍田愈发地依赖。
如何提取公积金
工作和婚外恋的投入使得村主分身乏术，因为一次迟到，幼儿园等待村主接送的女儿从玩
耍器材的高处坠落，受了一些皮外伤。丈夫借由此事表达了对村主上班的不满，他希望村主能辞掉工作，再给自己诞下一个儿子。而另一方面，村主在与鞍田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了鞍田身患绝症的真相，将不久于人世。
这一边是女儿和丈夫，是回归家庭的呼唤；而另一边是时日不久的恋人，是爱情和肉体的需求。村主一时陷入了两难的痛苦之中，无论选择哪一边都势必会有所牺牲。但任凭再如何纠结，村主都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了断。
婚外恋，严格来讲并不是文艺创作中罕见的题材，尽管社会上关于婚外恋的讨论总是呈压倒性的否决态度，但婚外恋作为婚姻中常见的现象，有着值得被深度挖掘的心理学和艺术价值。
牛老汉和他的儿女们在艺术的殿堂里，以婚外恋为题材的经典作品层出不穷，《花样年华》《钢琴课》《英国病人》《美国丽人》。仅仅电影世界现成的经典里，绝大多数与婚姻有关的作品都会涉及到婚外恋的讨论。
专业学化妆学校
与这些婚外恋题材的经典电影相比，三岛有纪子的《红》在情节上和主题深度上都占不到
优势。但使本片在同题材电影中仍旧不乏观看的意义，甚至使本片脱颖而出的地方在于，整部作品拥有着极度细腻的女性视角和观点。
尽管《红》的原著并没有任何中译版本发行，但仅从该书在日本本土的反馈来看，女性读者的满意度是极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原著亲女性的底子。
而从电影制作来看，本片除了原作是女性作家的书写外，编剧和导演都是近年在日本女性电影中有过出表现的电影人。尽管整部电影的核心之一是展现两性的情欲世界，但由于是女性导演和编剧的处理，哪怕是身体尺度很大的桥段，画面也并没有男性凝视那种粗暴的侵犯感。
二十大开闭幕时间回归到婚外恋电影的争议，或者更确切地讲，回归到一切挑战社会伦理的艺术作品的争议，国内观众的宽容度似乎并没有那么高。尤其在近些年，不在少数的国内观众形成了一种高度的自我审查机制，在观看一部电影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这部作品的三观正确与否，而不是作品的主题表达和美学价值。
仅以影片《红》为例，它的故事并没有朝着三观正确的方向发展，它不仅没有批判婚姻出
轨的一方，甚至还渲染了这段婚外恋的美好。但这并不表示创作者鼓吹人们出轨，他们仅仅是选择舍弃世俗视角，探寻事件和人的身上的无限可能性。
难道因为用亨伯特人称写作，纳博科夫就该被认定为恋童癖的拥趸吗？在这些最终经历舆论和时间压力仍充满生命力的文艺作品面前，以“三观”为基准的衡量本身即是最狭隘的审美，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尊重个体复杂性的事实。
婚外恋之外，本片的另一大关注则是东亚地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婚姻模式下的女性自由。电影以家庭内部出发解构了女性被婚姻剥削的现状，它强调家庭成员中不对等的权力分配造成的女性焦虑，婆婆、丈夫、儿女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已婚女性的焦虑源。
在传统的婚姻模式约束下，已婚女性的价值体现是对丈夫的服侍和对孩子的教养，已婚女性被牢牢地禁锢在家庭之中，无法更大程度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甚至连情感需求也无法从家庭中得到回应。
影片中女主村主试图摆脱家庭束缚力的方法是一味地逃避，这种处理方式我们认为是消极的、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但又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确实是如此的情况。
就如近年引起颇高讨论度的亚洲女性主义影视剧《坡道上的家》《82年生的金智英》那样，影片《红》对于亚洲女性的婚姻困境也无能为力，它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真实地将问题呈现出来。但当它们让观众感到窒息，让一部分女性觉醒，乃至于让一部分男性反思时，作品本身就有了它存在的意义。
新世纪是女性电影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时代，日本女性电影导演们在这个时间段有着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从影响力走出日本的河濑直美、蜷川实花和荻上直子，到10年代在日本影坛上占据一席重要职位的吴美保、西川美和、安藤桃子和三岛有纪子，女性导演正在慢慢地缩小与男性导演的差距，增强电影市场的多元竞争力。
在电影艺术史仍旧是被男性掌握书写权的当前，我们无法要求女性电影人迅速与男性电影人势均力敌，也不应要求男女性别在电影史的既定成就上达到某种“政治正确式”的平均分配。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两性在电影创作上的平权，即女性创作也应当享有被看见、被正视的权利。影片《红》作为新的十年日本女性电影的第一，无疑为女性创作的“被看见、被正视”这件事起了一个很好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