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纪录片比较（答案）约翰塞纳
两个题目任选一个：如何折爱心
英文男孩名字论述题：
1、观摩任意一部抗疫题材的纪录片，进行创作分析。（叙事、影像皆可）
2、分析近十年美食类记录的发展变化特点。
要求：1.禁止抄袭。2.字数不少于3000字。
1、观摩任意一部抗疫题材的纪录片，进行创作分析。（叙事、影像皆可）
同新闻一样，纪录片的成形依赖于前期采访，然而与新闻追求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本质不同，在新纪录电影的范畴里，采访是一种十分重要并且接近真相的方式和策略，它并非完全要追究事情的本质和真相，而是更多的强调真实的纪录过程，在此过程中,“访问者引导受访者，提供受访者需要的方向和阻力，以使受访者的底层灵魂浮现”。对于纪录片《在一起》而言，寻访HIV感染者的过程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一、微观叙事：细微之处的讲述策略
长久以来，我国的纪录片受困于政论宣传和道德教化，这些偏重于政治话语建构的题材类型在主题指向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主流意识形态彩。例如在我国早期的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话说长江》中，解说加画面的手法贯穿始终，链接山水、递进结构的途径是量贩画面读解式的旁白，编导用巍峨的山、潺潺的水、翻滚的浪来传达国人追根溯源的情怀而非藉由缩写为个人或者人物关系的典型的故事化讲述。
无可辩驳，宏观的叙事策略有助于承载国家意志，传达体意识，它回归集体本位的传统价值观却也模糊了个体的独立意识，与现实社会相疏离。而微观的叙事策略往往重视叙事的逻辑性和严密性，它观察个人经历、社会关系以及人物命运的走向，擅用多线索、多场景、多人物的穿插模式来展现纪录主题。
回顾《在一起》的拍摄过程，在不断交织重复产生的情感中，导演赵亮遵从纪录片的创作原则，试图运用多线索的叙事策略，以尽量客观的视角来完成故事化的主题讲述。无论是聊天记录中采访者示以感染者同情的卡通表情，还是丽丽摩娑着手中的红绳讲述“终止生活”时的绝望悲苦，甚至于QQ主“爱不完”对于男同性恋者习以为常的“性乱”生活的平静释然，老夏复发的皮疹，还有涛涛敏感地一度不敢把筷子放进锅中，以及因为得到陌生人拥抱而激动到落泪的感染者继续举着“我是艾滋病人”的横幅向路人宣传防艾知识……无可否认，这些经过导演选取结合的声音、画面因为内容真实，情绪饱满完整，不经意间营造出了纪录片之于观众的煽情式氛围，让观者有如当事人和事件参与者一般感同身
受，也正如大多数的“自我反射式”的纪录电影（尽管《在一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我反射式”纪录电影）追求的主题表达一样，观众可以在这些细微之处明显地觉察并且体悟导演刻意彰显的主观诠释与自我反思。
二、意象和价值：情节中的符号暗示
关于电影意象，存在多种说法和解读。它可以是生活中的实物，也可以是人类思维中的某种抽象体验，或者是对于故事叙事中的一种情节建构，也可能是关于人物命运走向的某种传达和暗示。在西方，对于“意象”的一种普遍的认同即“意象”是“image”或“imagery”的对等词。人们认为，“意象是在刹那间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感性的集合体”。这种解释或许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电影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因为它引导观众从一个更加立体并且趋于多元的角度来看故事，体味并思考影像背后的深意。对于纪录片而言，这种蕴含哲理式的趣味体验对观影者亦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杜若曦
（一）主观引导式的意象读解
尽管纪录片强调记录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这依然无法避免纪录片创作者对于故事主题的某种“偏见”式的掌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纯粹的客观真实缺失生存的土壤，时至今日，这种在西方早已盖棺
定论的对于纪录片真实性原则的“讨伐”已无再次辩论的意义，在电影《在一起》中，类似的带有主观意图的引导式的镜头随处可见。
1.特写镜头下的意象捕捉
影片中，出于隐私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大多数感染者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都要求对其进行面部遮挡。当镜头横摇至已经被雪模糊了的城市时，“丽丽”的声音逐渐清晰，导演特立独行地运用低角度仰拍镜头进行采访，尔后，“丽丽”开始陈述。诚然，当采访进入到这一环节时，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类似的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出于对感染者的理解和同情的纪录方式在电影中随处可见，但是对观众而言，这种明显地植入了创作者主观意图的视角独具吸引力——因为它促使人们发现细节，在探寻纪录主题的同时建构并理解电影背后强烈的人文观照。
如果说低角度的仰拍方式体现了创作者对生命尊严的观照，那么之于局部特写的意象的展示则阐释出另一种关系——人物不自觉地陷入被平静和悔恨缠绕的怨念之中。影片对于HIV感染者紧张畏惧的弱者心态捕捉恰到好处，例如“丽丽”在叙述当下生活时，不断摩挲着一枚卡有别针的红绳（不排除导演对于观众的客观引导因素），在镜头的特写下，那种鲜亮的红显示出关爱却又隐喻着一丝不安——被别针卡住的，是今后的生活——“终止”生活。
2.空镜头里的符号指代
音乐知识事实上，一部分观众会把纪录片对生活碎片的拾取当作浮光掠影，他们对于导演的良苦用心——为主观意图披上真实、合理的外衣无可领会，但正是这些看似随意撷取的生活碎片从另一个角度暗示了纪录电影的理性价值与精神内涵。例如影片中，在结束对“丽丽”的采访后，影片选择调用一组空镜来完成起承转合的情节过渡，于是窗台上逆光的百合映入眼帘。
在西方，百合是圣母玛丽亚的化身，它抵御外界诱惑，象征着清洁与纯真。在中国，百合是对完美婚姻的深沉寄语，它承载爱，寄寓了完满的家庭期望，它预示着新生，但也正如影片中的受访者，它逆着光，即使生命盛放却仍旧禁锢于狭小逼仄的空间而无法逃离。这种因疼痛而忧虑生活，因歧视被人隔离，因病症而走失自尊的的焦灼情绪在冷冽的氛围中弥漫，成为一种情感符号，暗示观众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反思和解读。
（二）客观视角下的镜头干预
无独有偶，对绝大多数纪录电影而言，导演总是习惯以目击者的身份出现，这种隐含的、并非中立的状态一度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探讨。例如在影片中，黑场后的一个全景——男人、女人和孩子，一棵开花的桃树。事实上，对于家庭式的温情画面，观众难以抗拒，因为它总是与爱相连，与生命的意义和人的价值相关并不断渗透。影片中的三个人一如家庭出游般席地而坐，但谈论的却是关于死亡，关乎尊严的话题。涛涛说来世他要变成一只鸟儿，飞到哪里都能去，女人说“我下辈子还要做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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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的这些镜头显然是生动活泼而又严肃真实的，只是对画面的撷取和拼接使得影片的记录者逐渐转化为创作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录者，一个主动制造意义并进行电影化表述的人。这些引导式、开放式的话题和画面让观众在观影之余对影片传达并倡导的价值观有了更深的体悟和更全面的反省，桃树因此间接地成为一种意象，一种寄托，一种对生命的观照，它升华为一种象征，成为一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