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诗经》以来，比喻一直是古典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一种修辞手法，钱钟书先生甚至说：“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① （３６－３７）而他关于“比喻有二柄复具多边”的论述，是对比喻这一修辞手法最具创造性的发现，更是发前人所未发。何谓比喻的二柄？钱钟书在对《易经》“归妹”和“履”卦的考察中，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即“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如“归妹”之“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九二：眇能视”；《正义》：‘虽非正配，不失常道，譬犹跛人之足然，虽不正，不废能履，……犹如眇目之人，视虽不正，不废能视。按“归妹以娣”即古俗之“妹共夫婚姻”。《履》之“六三：眇能事，跛能履。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二卦拟象全同，而旨归适反。《归妹》之于跛、眇，取之之意也，尚有憾耳；《履》之于跛、眇，弃之之意也，不无惜耳，一抑而终扬，一扬而仍抑。”② （３６－３７）对于这种“拟象全同而旨归适反”的有趣现象，钱钟书择取斯多葛派学人“万物各有二柄”之论，并合采中国古代法学派慎道、韩非关于“二柄”的提法，命之曰“比喻之两柄”。为了证明这是一个规律性现象，钱钟书举出了大量的例证。“水中映月之喻常见释书，示不可捉搦也。然而喻至道于水月，乃叹其玄妙，喻浮世于水月，则斥其虚妄，誉与毁区以别焉。”②（３７）赵 利 伟
再如“秤喻”：
《全三国文》卷五九诸葛亮《与人书》曰“吾
心如秤，不能与人作轻重”；王涯《广宣上人以
诗贺放榜、和谢》：“用心空学秤无私”。均以秤喻无成见私心，处事遇人，各如其分，公平允当，褒夸之辞也。《朱子语类》卷一六：“这心
新婚祝福诗句唯美简短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时，秤无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秤便不平了”；周亮工《书影》卷一零：“佛氏有‘花友’、‘秤友’之喻，花者因时为盛衰，秤者视物为低昂”。则言心之失
正、人之趋炎，为诮让之喻矣。
②（３８）谈到比喻之多边，钱钟书说：“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譬夫月，形圆而体明，圆若明之在月，又《墨经》言坚若白之在石，‘不相外’而‘相盈’，或犹《楞严经》言空与土之在‘法界’，
‘二性周遍’而‘不相陵灭’者也。”
②（３９）然后仍以“月喻”为例：“月眼”、“月面”
均为常言，而眼取月之明，面取月之圆，各傍月性之一边。由此可见，同一喻体，由于取边不同，喻意亦随之发生变化。正如钱钟书所说“一物之体，可面面观，立喻者各取所需，每举
一而不及余，读者倘见喻起意，横出旁申，苏轼《日喻》所嘲盲者扣盘得声、扪烛得形，无
以异耳。” ②
（４０）当然，在古文中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
明知立喻者所取何边，而自己偏偏择取它边与
典故的二柄和多边
塔城旅游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汉字文化
之相对，以求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如孟子与告子辩论人性问题时就是如此。告子以水作喻，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就像流水本不分东西，性善是后天培养的结果。孟子反驳说：“水性无分东西矣，而不分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把水无定向换成水有落差，表面看仍是用水作喻，但由于取边不同，就产生了不同喻意。可见弄清“比喻有两柄复具多边”这一性质，对我们正确理解古人本意，真正做到“以意逆志”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钱先生关于“比喻二柄与多边”的讨论，对我们的深刻启迪还不止于此。众所周知，求知为学，贵在“闻一知二”、“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倘闻一只能知一，不懂得连类互通，那只能是孟子所谓的“固叟”，或俗话所说的“笨伯”，是无法与之谈论学问的。
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诗文时，我们发现不仅仅是“比喻”这种修辞手法具有“二柄和多边”现象，在古典诗文所特有的修辞手法“用典”中，这种现象也极为普遍。
“用典”刘勰称之为“事类”，“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③（４１１）钟嵘称之为“用事”。都是一种在创作中引用古籍中的事例典故以明理征义、表达情思的艺术手段。尽管钟嵘从推崇“自然英旨”的审美取向出发，反对在“吟咏情性”的诗歌中运用典故，讥之为“拘挛补纳，蠹文己甚”。（《诗品序》）但实际上，自屈原以来，在诗歌创作中，用典已经与“比、兴”一样成为最为普遍也最为重要的艺术手段。这是因为典故乃是浓缩过的信息码，用得好可以达到言约义丰、词微旨隐的艺术效果。例如王粲《七哀诗》在写自己为躲避战乱逃往荆州途中目睹“白骨蔽平原”的惨景之后写道“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四句中就用了两个典故。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经过秦末大乱和楚汉相争的惨烈战争后，正是在汉文帝的统治下，实行轻薄赋的黄老政策，才使国家走上“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下泉》是《诗经》中的一首诗，《毛诗序》云：“思明王贤伯也”。汉文帝正是作者心目中的明王。这种乱中思治的政治愿望，就是通过这两个典故，形象地表达出来了，
避免了枯燥抽象地说理。再如王维《观猎》：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细柳营”，典出《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勃子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
哈尼克孜进医院王维借用此典故，使读者很容易将故事中的周亚夫与王维笔下的将军联系起来，不仅令人顿生崇敬，而且形象立即鲜明起来。假如变“用事”为“自寻”，不知要费多少笔墨，还会有喧宾夺主之嫌。可见，不是诗中可不可用典的问题，而在乎是否用得恰到好处。正如刘勰所言，“用旧合机，不笞自其口出。”（《文心雕龙・事类》）
然而，典故也具两柄。同一事例，由于用者立意的不同，“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以卫青、霍去病为例，此二位将领之大名在古代边塞、军旅诗中屡屡出现。杨素《出塞》 ：
漠南胡未空，汉将复临戎。
飞狐出塞北，碣石指辽东。
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
云横虎落阵，气抱龙城虹。
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
冠军，即霍去病，因击匈奴有功，年十八，封冠军侯。长平，即卫青，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任大将军，封长平侯。用卫、霍自比，美之誉之也。杜甫《后出塞》其二：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
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霍嫖姚即霍去病，因其曾任嫖姚校尉。此处以嫖姚比大军统帅，褒之扬之也。然而，岑参《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一诗中却反用其典：“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阴山烽火灭，剑水羽书稀。却笑霍嫖姚，区区徒尔为。”
霍去病为何会受到嘲笑？赫赫战功为何被讥为
“区区徒尔为”？原来岑参依据的是有关战争的最高准则。孙子《谋攻》曰：“故百战百胜者，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封常清作为统帅“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因而战必取，攻必胜，而靠血战取胜的霍嫖姚自然要受到贬抑了。
高适的《燕歌行》是军旅诗中的名篇。在揭露“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军中黑幕之后，结句云“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李将军，指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又爱兵如子，“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苟，士以此爱乐为用。”④（２９２２）这正与霍去病的苛待士卒形成鲜明的对照。《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霍去病：
“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天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踏鞠，事多此类。”④（２９３９）明乎此“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乃暗用霍去病的典故，抨击将帅的不恤士卒，贬之抑之也。
卫青、霍去病的典故，偶尔也在非军旅诗中出现，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况闻内金盘，多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杨伦《杜诗镜诠》注云：“卫、霍皆内戚，以比国忠。”可见是把卫、霍看
作与杨国忠一样，是吸食民脂民膏的外戚。憎之恶之也。
在古典诗文中，像这样虽使用同一典故，“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各执一柄的例子，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的。
许由，著名隐士，据《高士传》相传尧曾要把君位让给许由，他不受而逃，还去颍水边洗耳，觉得尧这句利禄之言弄脏了他的耳朵。伯夷、叔齐更是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的隐士之楷模。左思《咏史》其五有句“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是敬之慕之也。李白《古风》其二十四：“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也是肯定之词。而在《行路难》其三中却说：“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明月。”又认
为他们都是沽名钓誉的假隐士。同一典故，褒贬不同。
用典也如比喻一样，“不必尽取，或取多分，或取少分。”②（４０）分者，不尽、不全之意。用旧典以明今事，二者只是部分相似，非全体混同。不仅有二柄可持，而且也有多边可取。取边不同，其传达出的信息也随之改变。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龙城飞将即汉名将李广，“不叫胡马渡阴山”，取《李将军列传》中“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④（２８７）用李广震慑匈奴的神威以反衬当时统帅的无能。卢伦《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取《李将军列传》中“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的传说，用李广“善射，臂力过人”来表现将军的勇武。王维《陇头吟》“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空落海西头。”用李广传中“（李）蔡为人在中下，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封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用李广之“数奇”，来揭露现实的不公。
此前我们曾说，典故是浓缩了的信息码，因而典故中藏有“原编码”中的全部信息。一般信息论认为，信息并不是纯客观的东西，同样的符号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因为作为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是多层次的、多水平的和具有质的差异的辩证统一系统。与比喻相较，典故蕴藏的信息量要丰富得多，可取之边也就相应较多。加之“比喻”所取之物多是为人们熟悉的寻常之物，因而把握立喻者所取何边也较为容易。“典故”虽然也忌用“冷僻”之典，但由于我国古代典籍浩繁，熟典与僻典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对博闻强识者来说是熟典者，对许多人来说却可能是僻典。即使知道典故的出处，倘若不能掌握此典故的全部信息并确定作者取何边，也会造成对作品的误读。这是因为读者所居时空和环境的不同，特别是文化修养的高低不同，其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感受层次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因而对信息的反馈也会因人而异。例如李益《上黄堆峰》“心期紫阁山
中月，身过黄堆烽上云。年发已从书剑老，戎衣更逐霍将军。”由于最后一句，许多学者认为“慷慨豪迈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倘若仔细揣摩诗意，就会发现这种理解未必符合诗人本意。首联“心期紫阁b1驾照
山中月，身过黄堆烽上云”是将理想与现实相对照。理想是能在紫阁山中赏月升月落，看云起云飞，过悠闲潇洒的隐士生活，而现实却是在边塞沙场上奔波劳碌，过着漂泊无定的日子。从心理学上说，这是“同时反衬现象”，以强调二者之间的强烈反差。明白这点，就容易弄清尾联的本意了。“年发已从书剑老，戎衣更逐霍将军”是将自己与统帅做对照，尽管自己文韬武略，在军旅生活中终老一生，仍然不过是幕客而已。反而要追随、侍奉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统帅。自己的白首无成与统帅的少年得志，也构成“同时反衬现象”，与首联句式是一致的。因而此诗的格调应是悲凉与无奈，而不是慷慨豪迈的。何以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呢？这就与取边错位有关。持此论者可能取了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业”的豪壮情怀和功盖天下的千秋伟业那一边，而作者却是取霍去病由于外戚的身份，“十八岁封冠军侯”，少年得志的另一边，可谓是“毫厘有差，天地悬隔”，取边不同，影响到全诗格调是高远还是沉郁的定位。
现代信息论美学的研究表明，信息量由可加以分离的多级水平组成，而且一般来说，它们是有序排列的。这意味着信息可以多层次分解，可以从审美客体转移到审美主体。读者不是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而是要参与作者的创作，读者一方面接受信息，一方面也以自己的理解加工这种信息。文学作品中的许多空白点，恰是读者审美联想创造机制的活动天地，读者是再创造者。这样，信息论美学也就为古典诗文中普遍存在的典故的把握和理解到了科学的依据，即同一典故可以用信息的多层次排列的理论，来解释它给人的不同理解。有的典故可用原编码的全部信息去解读，有的典故由于作者写作
韩庚为什么罢录时的有意为之，使读者可作多种理解，还有的典故由于其含义的模糊性，对其理解就出现了所谓的见仁见智。这就导致了对典故的
理解会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的情况，例如阮籍的《咏怀》诗多用典，“西山”、“首阳山”、“东陵瓜”等典故曾多次出现。殷周易代之际，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义不食周粟。邵平在秦汉易代之际，甘于贫贱，种瓜长安城东。由此可推断阮籍是借典故隐喻魏晋的易代，且将此易代看作是“以暴易暴”，并非顺天应人，以表达自己全身远祸，不与新政权合作之意。倘若对此解释大致无异义的话，那么，下面的诗向来是解者纷纷。
甘闻东陵瓜，近在东门外。
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五曜朝日，嘉宾四面会。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祸害。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诗中所表达的思想，隐晦而复杂，哲思与抒情、与意象暗示纠结在—起。造成了诗意理解的不确定性。
二字森系网名此诗有人认为讥刺趋附权贵，有人认为比喻自己不能终隐，有人认为是说曹爽沉溺于荣华富贵，有人认为是对曹爽将败的预言，有人将此诗看作是对曹爽败亡的慨叹，还有人认为是一般的讥切时事之作。这几种说法虽然都可以到一定的证据，但又都并非确证。倘若结合《庄子・人世间》的“山木自寇，膏火自煎也”来分析理解，全诗的感情倾向明显：即厌弃荣华。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就是由于诗本身传达出的信息是由多层次结构组成的，对接受者来说，其必然是在各级水平之间不断进行选择，最终到最切合实际的答案。可见，弄清典故的全部含义，正确掌握典故的两柄和多边性，对学习和理解古代文学特别是古诗文是有重要意义的。
注释：
①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１９３７年５月《文学杂志》第１卷四期
②钱钟书《管锥编》
③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
④《史记》
（通讯地址：０１００２１ 内蒙古大学汉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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