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州国旅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浪潮随即波及云南，10月27日，同盟会会员张文光于腾越起义，克复永昌等地。昆明同盟会员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九日）起义。经过激烈战斗，起义军在次日完全占领昆明，昆明“重九起义”获得成功。随后大理府等各府、州、县地方政权也纷纷落入革命者手中。快餐小吃店
鉴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英政府停止了中缅划界问题的交涉，“忽于九月以后乘我民国多事即派兵阑入，且私立界石，直至小江以南十八塞地，据为己有”[1]，对北段未定界地区展开实际经营。对此，云南都督蔡锷主张避免与英国发生边界冲突，但也不能漠视英国的驻兵经营行为，为以后能够谈判索回，只有先提出抗议，声明中国的主权权力，对于英军还未到达的地方则极力经营，并电呈中央“北段界务条陈补救三端”：（1）将兰州土司地改设兰坪州；（2）专设质变总办督率殖边队潜入怒地、俅地分头招抚，计划拓殖；（3）专派交通队经营由滇西经貉豸俞径赴中藏之新路[1]。此条陈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同意[1]。
荷兰学生奶粉因此，云南政府在政权稍稍稳固之后，便在西部边境开展了一些筹边措施。以反英著称的革命党人李根源负责管辖楚雄、大理、丽江、顺宁、永昌、腾冲（即腾越）等6府及景东、蒙化、永北等3直隶厅共35州县的事务。在李根源的指导筹划下，六库、老窝、登埂、鲁掌、卯照等5土司并改为泸水县；设置了腾冲府属各土司弹压委员，进行筹划治理，并先派李遇顺、张寿等带兵百名往腾冲沿边进行巡视，抚绥野夷，导以内向，西北至恩梅开、迈立开两江；又根据蔡锷遣员“分赴俅江流域搜集各种属我之证据，或取具木刻凭证，随时汇集呈报，为将来争议之资”[2][3](P693)的指示，派任宗熙为正委员长，景绍武为副委员长，率领各委员及国民军分往怒俅各地，逐寨抚绥，考察情形。并于兰坪县营盘街设立怒俅殖边总局，编成殖边队。蔡锷对李根源的边界经营措施给予了积极支持，并“派员赴京钞界务及外交重要档案、地图，预备将来严与交涉”[2][4]。
1912年6月5日，云南总领事额必廉电告英缅政府，他从英国驻成都总领事那里收到了一份蔡锷4月27日致袁世凯和所有都督的电文复本，其中提到英国近来在片马及恩梅开江流域的活动，蔡锷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敦促立即采取行动。额必廉表示“我的印象是蔡锷将尽可能快把争议领土置于军事或行政控制之下”[5]。
不过，囿于中国政局以及经费的牵制，云南地方政府实力经营边疆的效果十分有限。“反正以来，滇省侦察队，殖边总办之筹设以款绌难筹之故，侦察队旋即撤销，殖边总办侨于怒江一带，兴修道路，不能大有兴举。”[6]这比起英国在北段未定界地区的活动则逊得多。
宁丹琳的胸英兵除了在茨竹垭口、大小垭口等处竖立起界石，并于他戛及其以北地区屯兵扎驻，修筑土营、道路，每月派出巡缉兵二三名到茶山各寨巡查3次。小江茶山各寨已向英人交纳门户钱[7]。1911～1912年冬季，英政府派出各分队进一步对北纬27度40分以北的争议地区进行调查[8]。沿恩梅开江流域前进的远征队经过勘查认为，片马控制着许多交通要道，对于这部分边界至关重要，把它让给中国是非常不明智的。
英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英国政府认为尽管它曾提出可以承认中国对片马等地享有主权，但由于清政府对此提议没有答复，所以自己完全有资格占领这片争议土地。由于雨季时节英军不能采取行动，于是，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先依靠外交手段进行处理，以免中国军队抢先。4月18日朱尔典得到英政府指令：努力造成李根源的免职，同时就腾越地方政府的态度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9]。7月5日,英国外交部就承认中华民国问题致函驻英使节刘玉麟。信函也特别提到片马等问题,要求民国政府制止当地民众反对英国的侵略行为，迅速地将李根源降职并调离滇西地区，并将片马问题的解决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重要筹码。
雨季结束后，英缅政府于1913年2月1日迅速出兵，占领了片马。
对于英国的行动，中国获得的消息夸大了英军行动的人数。据腾越道电称“：侦实英片马增兵千余，运送粮械，马驮五千余……又于他戛运存大炮、机关甚多，由蛮募有兵棚百余座，沿边英营均有增兵。”[10]实际上，英军的人数很少，印度政府早在1912年10月就表示，以100名军警前赴片马，另外100名作为支援力量留在拖角，便足以对片马实行有效占领[11]。对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误差，英政府在答复中故意免于更正，仅仅表示所有英国军队都是在英国所认为的边界线内，英政府采取的措施只带有纯行政管理的特征。这个消息的误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云南当局采取针对行动。
二
面对片马危急，国务院在国会议员质问下，函询外交部解决办法。此时，外交部倾向于做出一定妥协，尽早划定中缅北段界务，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外交部认为，晚清时期，英政府虽然态度强硬，但迟迟未采取强占措施，清政府官员主张延宕，似乎还可行，但现在英兵节节进占，此问题就不能不迅速解决，毕竟“同为损失，划界自较延宕为患稍轻”，“惟两国所持界线相去甚远，非我预筹让步，则解决终恐难期，拟从要求重勘入手，
必不得已则主石鸿韶会勘原议”[12]，即1905年中英联合勘界时，清政府代表石鸿韶拟议的界线。参谋本部也感到边界问题如再迁延，交涉必日益困难。因而对于外交部拟从根本上解决的意见，“本部甚盼从速设法实行，早清轇輵，以免将来又生枝节”[13]。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也主张趁此解决中缅界线的划定，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写了一份关于片马的备忘录，指出：“现在正是提出这个边界问题的好机会。我深信，现在办好这件事的可能性比任何其他时候都大。”依照他的看法，英国政府为防止两国之间经常发生摩擦，或许愿意从片马撤走，以换取中国同意为这段边界的其余部分划定界线的明确承诺[14](P157)。
国务院讨论了外交部的提议，迟迟未经议决。此时，在外蒙、西南、西北边疆情势日趋恶劣的情况下，国内以“宋案”为导火线，又引发出二次革命危机。袁世凯政权无暇再就中缅划界问题向英国提出交涉。
小学三年级英语上册期末试卷而英国为获得一条满意的中缅边界线，并不以占领片马为满足。自1913年秋开始，英国继续采取行动，力图将坎底笼地区与阿强堤河流域合并于上缅甸。
漂四声组词面对英军的行动，云南当局除不断向上汇报外，提出了早日向英提议，划定中缅北段边界的愿望。云南都督唐继尧认为“片马界案日久延搁，殊属非计”，“界务解决愈迟，则我吃亏
愈大，尤望转商外部相机提议，勿堕英谋”[15]。云南民政长李鸿祥也表示，中缅北段边界“英人自由经营，由片马而上，凡驼落江、狄子江、狄满江各处，莫不有英人之辙迹，再迟数年则进逼藏境”。提出中缅南段未定界“及北段之全界，亟宜提议分划，虽国力未充，划亦不免损失，要犹愈于不划之日被蚕食也”[16]。
为保障和巩固中国西南边疆，袁世凯政府调整了边疆地区的行政建制，1914年在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辖区设立了川边特别行政区，但对谈判划定中缅边界不甚积极。1914年6月5日，外交部收到大总统袁世凯的批令：中英藏约尚未就绪，应暂从缓提议划分滇边界务[17]。袁世凯希望暂时搁置中缅边界问题，使更关全局的西藏问题能早日解决。
当时，英国以不承认民国政府以及将与西藏直接交涉为压力，要求袁世凯同意与英国签订有关西藏问题的新条约。屈从于英国的要求，袁世凯派员参加了1913年10月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会议临近结束时,中方代表陈贻范迫于压力,在未接到民国政府正式训令指示的情况下,擅自草签了西姆拉会议草约。由于该协定若干条款存在严重损害中国政府对西藏地方主权的内容,当时民国政府宣布陈贻范擅自草签无效，不予承认，希望继续谈判,修正草约的部分内容。1915年6月28日，外交部参事顾维钧奉命与朱尔典协商西藏问题，因英国不
肯变更西姆拉会议草约，交涉不久又告停顿。这样，依照袁世凯意旨，至护国运动前夕，外交部对中缅划界的呼吁均表示“现在中英藏约尚未解决，自无机会提议滇缅界务”[18]。
袁世凯政府不就整个中缅未定界提出交涉，英国自然也不会主动提出，朱尔典就此问题的意见是任其发展，“最好不要向中国政府提出整个问题，以期他们逐渐从我们占领这一地区的事实中认可这是英国的领土”[19]。就是说，在边界问题没有达成协议的背景下，英国不提出整个问题进行交涉，而按照自己单方面的声明，对北段争议地区实行逐步占领与经营，力图迫使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占有的既成事实。
三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直接引发护国战争。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被推翻，但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力量取而代之，到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之前，中国中央政府始终动荡不定，军阀割据、相互混战，云南地方也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云南督军唐继尧因云南起义、反对帝制的首功，为国人所敬仰。护国战争结束后，唐继尧积极向省外扩张，引发顾品珍倒唐事件，唐继尧流亡香港，至1922年3月才“二次回滇”，重
掌云南政权。陷于内争的中央政府、云南地方政府都顾不上与英国就边界问题进行交涉，英政府乃依照其既定政策，步步经营。1921年完成了坎底赫兹炮台到密支那的道路工程，并于孙不拉蚌设立厅治，管理一切行政事务；1922年于拖角（他戛）设拖角厅。当时因盛传英国将改片马为县治，中国国内掀起划定中缅边界的呼声，北京政府才再次将注意力转到这一问题上来。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