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王建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教授
2006年4月6日
中国国家地位的恢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近代以来的外交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有必要交代一下晚清的外交。战争后，国门被打开，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中国的国家地位逐渐下滑，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达到了最低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谈民国的外交。民国的外交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北京政府时期,1911-1928
这一时期，中国的地位是在困境中回升。
民国政府继承了晚清的外交格局，这个外交格局是民国政府不得不面对、不得不继承的。民国初年，中国的外交仍处于困境之中，这种困境主要是由于晚清时期所造成。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困境在民国初年
有所加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关于条约和若干赔款问题
无论是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都无一例外地做出了宣示，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继续支付赔款。当然这两者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孙中山的南京政府之所以做这样的宣示，主要是因为革命党人不希望外国列强介入并干涉中国争取共和的斗争，希望列强能维持中立，所以要调整好革命党人与列强之间的关系，因此信守条约是必须摆出来的一种姿态。但实际上革命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已经有很多民族主义的言论了，也很想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不平等特权。
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则不同。孙中山虽然把政权让给了袁世凯，但袁世凯想要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列强特别是英国和日本就抓住这一点，以中国承认不平等条约作为换取承认的条件。袁世凯为了获得列强的承认，就接受了晚清时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
（二）边疆危机
八年级生物上册教学计划这时的边疆危机比晚清时已经有所加剧。清朝统治时期的疆域比起明朝统治时期大大地扩大了，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都很稳定地在清朝的统治之下。辛亥革命发生时，在边疆地区，如外蒙古、西藏
出现了独立运动。边疆地区的危机实际上在背后是得到列强的支持的。例如外蒙古得到了沙俄的支持，沙俄出兵赶走了清朝在库伦的办事大臣及其卫队；在西藏也是类似的情况，英国在背后支持西藏的独立。最后，外蒙古名义上还是留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之内，但取得了实质上的独立地位，已经完全在沙俄、后来是苏联的控制之下，到了1945年就完全独立出去了。西藏的情况略好一些，没有形成完全独立的局面，但中央在西藏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三）民四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人利用列强在欧洲作战的机会在东方采取行动，并且利用对德作战的机会占领了胶东半岛，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包括的内容很多，包括“旅大”的租借期从原来的25年延长到99年，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由日本来继承，尤其是“第五条”即日本向中国派遣顾问，直接干涉中国的行政、司法主权。中国除了“第五条”没有接受以外，前几条都接受了。可以说“二十一条”是民国以后订立的最为耻辱的条约。
我们把从20世纪初签订“辛丑条约”到1915年作为中国外交的谷底时期，此后中国的国家地位开始有所回升。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中国外交一个缓慢抬头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中国的宣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原本和中国没有关系；同时本身就战争而言，中国自近代以来打了那么多战争，几乎是每战必败，中国国内对于对外战争也有一种恐惧感。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
怎样申请大病救助中国宣布中立。但后来的结果表明，中立对于中国没有好处。因为其他国家并不尊重中国的中立权，如日本对德国宣战后在中国的领土上对德作战并且要继承德国在中国的权利。因此中国开始考虑对德宣战。中国考虑，如果不宣战，作为中立国在战后的和会上就不会有太多的发言机会，中国的国家权利就有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侵扰，但如果作为战胜国，就有机会在和会上有发言权。最后，战争的结果正如中国所预料的那样，协约国取得了胜利，中国的对德宣战从外交角度来说是明智的。
但事件最后的结果并不如中国所预料的那样，中国虽然参加了巴黎和会，但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在参加巴黎和会之前，中国政府和民众对会议的期望值很高，一方面因为中国是战胜国；另一方面是当时国际上的动向也很令中国政府受鼓舞，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和平纲领》，该纲领的内容包括民族自决、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有同等权力、废除秘密外交（因为近代以来好多事情都是大国之间的幕后外交，小国成了大国之间交易的对象）等等。所以在参加巴黎和会时，中国不仅提出了和战争有关的要求，而且还提出了和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要求。所谓和战争有关的要求，就是要收回原来让给德国的权力，如收回山东的租借地、德国在山东的一些特权等，这对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来说是非常合理的，和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要求是指废除若干不平等特权如领事裁判权、势力范围等等。废除若干不平等特权的要求马上被和会拒绝了，因为和会实际仍被几个大国操纵，他们认为这一要求所提出的废除不平等特权和会议没有任何关系，可留待即将成立的国联讨论。但收回山东的要求也被和会所拒绝，这点令中国人不能接受。收回山东的权益原本是合情合
理的，一开始也收到了美国的支持，但日本威胁说，如果日本不能得到山东的继承权则不参加“国际联盟”，在日本的威胁下，美国退让了。
在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反对签订和约。面对这一局面，北京政府没有对是否签约做出决断，而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了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这在历史上是十分少见的。幸好中国在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有一些非常强干的外交官，代表团没有签署和约。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重大
的国际会议上敢于说不。巴黎和会可以视为中国外交开始回升的起点，也可以视为日后展开的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的起点。
巴黎和会主要讨论了欧洲问题，对于远东问题涉及较少，因此，后来召开了有9个国家参加的华盛顿会议。
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再次提出废除若干不平等特权的要求，而且比在巴黎和会做得更系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只提出了一个文件，列举了若干特权要求予以讨论。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把每一个特权都单列为一个文件，要求会议予以单独讨论。华盛顿会议确实讨论了这些文件，虽然结果仍令中国人失望，但还是有所进步的。
华盛顿会议通过的总原则有四条，其中一条是要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这一条对中国非常有用，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就抓住了九国公约的这一条。每当中国遇到重大危险时就要求这九个国家能履行所承诺的义务，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就要求召开九国公约会议，要各个国家履行承诺。但华盛顿会议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则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如关于关税问题，华盛顿会议决定日后到中国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关税问题；关于领事裁判权，也决定先到中国进行调查，在确认中国的司法条件满足其要求后才能放弃领事裁判权。
中国与英美法等国之间的交涉有所进展，但很缓慢。这时另一个国家对中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姿态，这个国家是苏俄。
苏俄在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宣布废除旧的沙俄政府在中国取得的若干特权，甚至主动表示无条件放弃中东铁路等等。这点非常重要，不仅具有外交意义，而且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走向也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这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对比十分的强烈，英美法等国家说了那么多才做出了一点点让步，而苏俄则表现出同情弱小民族，主动放弃不平等特权。因此，中国人民认为苏俄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也可以仿照苏俄走的路。苏俄的举动有助于中国社会思潮的左倾，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这个时候，在与英美法等国家的外交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法权会议、关税会议等原来议定是在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三个月后在中国召开的，后因为和法国之间的“金法郎案”没有了结，法国拿这件事来要挟
中国，迟迟不在九国公约上签字，因此也就没法在中国召开法权会议和关税会议。后来一直拖到1925年才在中国召开了关税会议和法权调查会议。1925年也是北京政府掀起不平等条约修订运动的开端，这个运动大致有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是法权会议和关税会议，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与单个国家的双边交涉。
关税会议达成了协议，列强承诺在1929年同意中国实现关税自主。法权会议可以说是毫无进展。十三个国家参加了法权会议，代表团到中国各地进行司法状况的调查，调查的结论是，中国的司法状况不如人意，现代法院太少，当时中国很多县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法院，仍是由县长兼管司法；即使在建立了现代法院的地方，军队也不尊重司法等等。当时的中国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这也成了列强要求继续延长领事裁判权的借口，声称要等中国现代司法制度比较完善时再讨论这个问题。
在召开法权会议和关税会议的同时，中国展开了对单个国家的双边谈判。1925年，中
国政府向那些与中国的条约已经到期的国家发出了照会，指出过去订立的条约已经不适合时局，不利于两国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订立新的条约。中国主要抓住了几个小国展开了交涉，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与比利时和西班牙的交涉。中国和这两个国家的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还是谈不下来，最后北京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和比利时、西班牙的条约，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另一件事也体现了北京政府的勇气，即罢免中国海关的英藉总税务司。海关税收历来是中国政府财政
的最重要的来源，中国很多的财政大权都控制在总税务司手里，因而总税务司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在海关里。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断更迭、财政总长也不断更迭，但总税务司一当就是数十年，总税务司甚至有了“太上财政总长”的称号。罢免总税务司的起因是北京政府在关税会议后要征收附加税，但总税务司却不予以配合，因此北京政府最终决定罢免由英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
北京政府后期的外交有声有，有几点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有一批新式的职业外交官，这些职业外交官与晚清时的外交官完全不同，新式的职业外交家都有在西方留学的背景，对国际法、对西方的一套非常清楚，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此外，这个时期的外交家遭逢一个比较特殊的机遇，即外交由外交家说了算而不是由总统或总理说了算。当时的主政者多为军阀，对外交一窍不通，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其他方面，外交则完全交给外交官处理。而到了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外交部下降为中央外交政策的一个执行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
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北京政府，在南方还有一个广州政府。虽然北京政府在外交方面做的不错，但在南方政府看来还远远不够。南方政府认为不平等条约不应该修订而应该废除，南方政府的政策比较激进。在1924年的国共合作后，南方政府提出了两大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南方政府无论是在口号还是在行动上，都是比较激进的。比如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时采取的是一种众运动的方式，当租界发生了中国众和英国水兵之间的冲突后，中国军队先开进了租界，英国水兵随即退出了租界，接着双方再商谈租界的收回问题。在镇江，英国人看到北伐军的到来，认为无法维持其租界的
统治，就主动把镇江的租界交了出来。
在1911-1928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外交从谷底开始回升，无论是北方政府还是南方政府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关婷娜泳装照片
二、南京政府时期，1928-1937
钟汉良唐嫣这一时期的外交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界，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以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为中心，在“九一·八”之后以对日外交为中心。
（一）“九一·八”事变之前
国民党人称1928-1931年这一时期的外交为 “革命外交”。所谓“革命外交”是指与各国谈判修订条约，废除不平等特权。
1928年北伐成功、南方政府统一全国之后，发布了一个宣言，要和各个国家重新商订条约、废除旧条约。采取的方法仍然是和各个国家进行谈判订立新约，而不是如过去在野时所说的那样直接废除条约。电子废弃物
我和孙悟空过一天300字作文四级“革命外交”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1、关税自主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北伐成功。7月，便和美国签订了条约，美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到了1928年年底，中国和除日本之外的所有国家都签订了条约，这些国家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是这些条约大都有一条，规定其关税待遇不能次于其他国家所享受的待遇。由于日本迟迟不和中国签订条约，因此中国的关税其实并不能实现真正的自主。日本认为中日之间有很多悬案如“南京事件”都没有解决，必须要把悬案先解决了才能谈关税，同时在谈论关税过程中日本也提出了许多的条件。直到1930年5月，中日才签订了关税条约，中国的关税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完全实现了自主。
2、废除领事裁判权
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阻力很大，阻力主要来自英美等国家。英美等对中国的司法状况不满意，对于其国民在中国是否能得到公正的审判等等表示怀疑，当然这也只是英美的一个借口。这些国家提出了很多方案，要分地区分时段的取消领事裁判权，比如在上海、天津等在华利益较多的地区，领事裁判权还需要保留一定的期限，其他地区则可以撤消。在即将达成共识（上海、天津保留5年或10年的领事裁判权）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中国外交的重点转移到了应付由日本造成的民族危机上。
“九一八”后，中国直接面临着日本的侵略，中国需要调整与英美法的关系来对付日本。因此，“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废除不平等特权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中止了，中国的主要力量转移到了对付日本的侵略
上来了。
（二）“九一·八”事变之后
这个时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调整期，中国调整了与英美法苏德的关系来专心对付日本。
1、中国与英美的关系调整
中国与英美没有太大的矛盾，通过中美棉麦借款、币制改革等活动，有效调整了和英美的关系。中国逐步得到了英美的同情和支持。
2、中国与和苏联关系的调整
中国与和苏联也有一个关系调整的过程。“革命外交”中，围绕着中东路问题，中苏之间爆发了战争，中国被打败了。中苏关系一度断绝，中国驱逐了苏联在华的使领馆人员。“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对付日本，中国开始调整对苏关系，双方通过若干次的谈判，恢复了邦交，后来还讨论是否要订立一些条约如太平洋条约、中苏互助条约等，目标针对日本。 3、中德关系的调整
中德关系在这一时期中发展最为迅速，因为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中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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