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总第71期)
JOURNAL OF GUANGZHO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42020(Serial No.71)
电脑系统怎么装◎张玮
摘要：陕西民主党派是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澎湃的历史浪潮中展现了自己鲜明的政治主张。陕西民主党派走过了光荣而又曲折的道路，他们坚定地投奔光明，摒弃黑暗，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对陕西地区乃至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其作用是十分重要和不容忽视的。
秦勇儿子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发展；贡献
中图分类号：D6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562(2020)04-0005-06
结婚喝什么酒好民主党派是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历史洪流中诞生的，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之一。新中国成立前，陕西地区的民主党派萌芽于动乱混战的年代，成长于矛盾尖锐的敏感时期，在澎湃的历史浪潮中展现了自己鲜明的政治主张。他们坚定地投奔光明，摒弃黑暗，对陕西地区乃至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其作用是十分重要和不容忽视的。
一、陕西民主党派初创阶段与历史背景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同盟会西北地区的重要领导人，陕西地区早期的民主革命人士井勿幕，曾三赴日本组织力量，召集同盟会的留学生、学界、军界、会党和刀客，先后组织创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同盟会陕西分会，制定了以拥护孙中山提出的同盟会纲领、反对君主立宪制、主张武装推翻清政府的决议，为陕西辛亥革命组织发动打下了根基。上世纪初，陕西同乡会召集在东京的全体陕西留学生和甘肃留学生陆续创办了《秦陇报》《夏声》等进步杂志，大力宣传同盟会政治纲领和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井勿幕在其中发表的《二十世纪之新思潮》一文还是至今为止在陕西最早介绍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献。⑴井勿幕等人创办的《夏声》共发行九期，成为同盟会陕西分会的机关刊物，深得国内外知识界拥护。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陕西早期党团组织也相
收稿日期：2020-09-27
基金项目：2020年度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年度项目“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统战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TZ-3)。
作者简介：张玮，女，陕西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教授。陕西西安，71006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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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成立，如王尚德1922年受党、团组织的委派回陕西创办了渭南赤水农业职业学校，以此为阵地在进步师生中发展力量。随后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这也为以后进步的民主党派成员进行各项爱国运动和团结斗争带来了希望。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发展初期的民主党派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也逐渐成为陕西地区乃至全国革命活动的中流砥柱。
20世纪30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难。蒋介石控制了当时的中央政权后，他采取了排斥异己的政策，导致大量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以及有爱国心的地方实力派人士，开始远离南京政府，逐渐与共产党采取合作态度。
在此期间，一些对国民党统治不满，同时也不太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中间派活动频繁，其具代表性的有第三党、青年党、改组派、人权派等。⑵陕西地区早期民主党派产生的背景更加复杂。
陕西地区早期民主革命时期比较活跃的民主党派主要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民盟西北总部以及三民主义联合会等。
1930年，邓演达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称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他希望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外形成第三种势力，期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931年，第三党
制定了以江西为中心，在武汉、西北地区和华北同时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在陕西，时任杨虎城十七路军军医处处长连瑞琦受杨指派到邓演达进行联络沟通，邓演达亲自介绍连瑞琦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连瑞琦在回到西安后汇报了联络情况，杨虎城不仅赞同第三党的政治主张，而且同意在西安建立地方组织，还希望派人到其军队中工作。随即，邓演达先后派遣周士第、邓宝珊回西安工作，很快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西安筹备委员会，并开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西北地区的军事组织工作。从此，民主党派开始在陕西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1935年，刚成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任命杨虎城为西北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连瑞琦为党、政、军事特派员，协同杨虎城等组织西北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陕西民主党派成员开始在当时政府组织机构下开展工作。
同年11月10H，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确定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方针，此举标志着第三党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初步合作，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西安事变前后陕西民主人士对时局所作的努力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宣告长征胜利结束。中共中央于9月1日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后，对蒋介石的政策从“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为响应中共主张，派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罗任一为代表，到西安同杨虎城、张学良会晤，共商联合抗日问题。在西安期间罗任一还应杨虎城的邀请，先后在西安绥靖公署步兵军官学校和十七路军团以上军官大会上作有关国际形势和团结抗日的报告，极大地宣传了抗日救亡主张，响应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号召，也表明了自己党派与中共对时局政策的一致。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后，陕西民主人士身处风云激荡的西安地区，坚定抗日主张，反对一切内战，为西安事变发生和最终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杜斌丞就是其中最杰岀的代表。1930年，杨虎城邀请杜斌丞就任省政府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潼关行营高级参议、陕西省清乡局副局长。任职期间，他推荐水利专家李仪祉任建设厅厅长，兴修水利工程造福乡众。他还利用合法地位，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曾设法营救过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刘澜涛、张德生；资助红军陕甘游击队弹、军服等物资。对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杜斌丞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他的西北大联合的主张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抗日救国。⑶他提出的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得到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接着，杜斌丞经过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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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努力，沟通了红四方面军和十七路军的联系，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将近两年时间，
红四方面军和孙蔚如部基本未发生冲突，从而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杜斌丞为张、杨两将军此后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挥手“擒龙”起了牵线搭桥、扫除障碍的作用，也实际上成为辅佐杨虎城将军治陕治军的主要决策人物。
西安事变发生后，杜斌丞积极参与其事。他被任命为省政府秘书长和政治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他经过多方努力迅速恢复了省府职能，整顿了市容，参与起草并签发了宣布张、杨八项主张的陕西省政府训令，并任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联合办公厅西北军代表，代表杨虎城多次参加了由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联合召开的重要会议。作为一方代表的杜斌丞，周旋促进并协助张、杨两将军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政治、组织、民政和稳定局势等方面处理了大量复杂而棘手的问题，为巩固“三位一体”的局面作了不懈的努力，由此表现了杜斌丞远见卓识，韬略恢弘的政治家风度，受到各方人士称赞。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这其中杜斌丞等民主人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杜斌丞协助孙蔚如主持陕政，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好事。曾赞赏道：“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对杜斌丞所做的工作十分赞赏。
1936年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全国各地亦纷纷以救国会形式组织救亡团体，陕西地区不少进
步骨干力量也纷纷加入，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此举得到了的高度评价。
pdd老婆三、延安时期陕西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
陕西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召开，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陕西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也是国共合作的发端地。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此时也确定了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走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道路。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6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组织委员会书记彭泽湘应邀访问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等人的盛情接待，连续四、五个晚上亲自到彭泽湘住处叙谈。向彭泽湘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国家的形势，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等。彭泽湘在延安逗留了一个星期，深感“受益不浅”。⑷彭泽湘应邀访问延安共叙国事，是中共领导人同民主党派领导人较早的正式接触，也对随后陕西民主党派追求进步和与中共友好合作提供了经验和契机。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号召，决心“要继续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1942年，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等经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总部批准为民盟盟员后，马上着手开展了各项活动，到云南昆明、宁夏固原等地参加了当地民主活动，密商国民党高桂滋部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之
间建立关系事宜。
1944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派郭则沉为西北盟务特派员，持张澜主席致杜斌丞的亲笔信抵达西安，请杜斌丞主持西北盟务，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这时也在西安秘密成立。郭则沉、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等人经多次密商，组织和领导陕西及西北各省的盟务工作。杜斌丞表示“要走共产党的道路，联络各方人士，特别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人士，积极开展工作”。⑸随后在12月杜斌丞、杨明轩、屈武等人与赵寿山、邓宝珊、高桂滋等地方实力派上层人士进行了联系，并提出组织“西北军人大同盟”，为第二年民盟西北总支部的秘密成立奠定了基础。同年，民盟的富平县、韩城县、三原县、宝鸡市小组及民盟西京支部陆续成立，陕西民主党派组织由于民主人士的多方努力，发展十分迅速。
第二年，民盟西北总支部推选杜斌丞为主任委员，杨明轩、王菊人、成柏仁、李敷仁为执行委员，西北总支部先后建立了甘、宁、晋三个特派员办事处。到1945年年底，盟员人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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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余人，约占当时全国盟员人数的1/3，盟员的成分包括有：大中学校的师生、国民党驻陕部队中的进步军人、自由职业者、民族工商业者和其他爱国人士。⑹杜斌丞强调：“西北民盟唯一有利的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接近，可以得到友党的有力协助，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中国共产党，并在工作上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⑺会议明确提出西北民盟“亲苏、友共，努力
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发展组织坚持“三反”（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三不反”（即不反共、不反苏、不反人民）的原则。将工作范围逐步扩大到西北大部地区，民盟西北组织还发行宣传进步的刊物《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文化周报》，以“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进行启蒙教育，反对文化愚昧与专制”为主要内容，成为民盟积极宣传进步政治主张的重要刊物。
1945年4月，民盟李敷仁等人经请示中共陕西省工委同意，在西安建立了西北民主青年社（简称“民青”），成员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身份参加活动。先后在西安师范学校、西北大学等学校以及岐山、兴平、渭南、咸阳、城固等地建立了组织，成员有七八百人。之后该社加入了民盟，成为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从而壮大了民盟西北总部的组织力量。1946年2月，民盟健全和充实了民盟西北总部的领导机构，确定总支部委员21人，并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和国内联络、文化、妇女、财务、青年5个委员会及其负责人。会议确定总支部的任务是：坚决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权，实现和平统一。
同年7月，民盟中央领导成员、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由重庆飞往延安访问。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等人热烈欢迎。在延安期间，他们举行会谈，共商国是，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研究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和将来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著名的“窑洞对”就是出自这一时段。此次在陕西延安比较成功地召开由各方政治势力代表对国家大事的协商合作会议，成为中共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雏形。其中，黄炎培还写成
《延安归来》一书，如实介绍延安。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人员组成上采取“三三制”（共产党员大体占1/3，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1/3，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1/3），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这一制度对团结抗日、推动全国的民主化、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在此会议上杨明轩（民盟）当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文卿（民革）、任谦（民盟）、苏资琛（民盟）当选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⑻陕西等地区的民主党派的代表，第一次正式担任革命根据地的行政负责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十分珍视与民主党派的合作与友谊，是“三三制”政策具体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的早期成功实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完善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同年10月14H，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西北民盟问题。杨明轩、李敷仁、王维棋在会上作了关于民盟西北总支部工作的汇报。中共中央西北局肯定了民盟西北总支部的工作，对其今后的工作提出了10条意见，并希望通过杨明轩传达给主任委员杜斌丞等主要负责人。同月，西北民盟领导人杨明轩两次致函邓宝珊，规劝他率部起义。
1946年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派成员王企光和袁伯扬在西北地区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并以袁伯扬为西北特派员，分别在西安、兰州、宁夏、青海设立联络组，进行革命活动。翌年，与中共地下组织建
立联系，开展了各项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发展成员，配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策反。当时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西北发展的成员共400余人，但以后绝大多数人员失散，到西安解放前夕（1949年）所余成员仅46人。
在1947年，陕西民主党派郭则沉当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韩兆鹑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次会议决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章程》。农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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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干会议”后，按照会议确定的“以团结党员，扩大组织为中心”的工作方案，拟定了《整党扩党计划》，呼吁“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中国”。⑼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多次表示：“民盟和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是民盟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民盟政治上选择好的一条道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3）他谢绝要他撤离的劝告，坚持西北斗争阵地。1947年3月20日，他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0月7日，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他以自己可歌可泣的事迹，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民主党派摒弃黑暗、追求光明的时代壮歌。
杜斌丞牺牲后，西北地区民盟的活动陷入低潮，但他们没有屈服，1948年，民盟西北地区负责人郭则沉赴香港报请民盟总部批准，在上海成立了“民盟西北总支部驻沪联络组”，由韩兆鹑负责西北民盟与
香港总部之间的联络任务，继续投入反抗压迫、追求进步的斗争中。
刘烨女儿照片四、“五一口号”发布后陕西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以势如破竹的气势横扫广大地区。在中国革命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提出联合各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阔大胸襟与气度。受此感召与鼓舞，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起响应。民主党派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中抛弃了某些人的“中间路线”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陕西地区的民主党派也坚决拥护“五一口号”，坚定地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1949年5月8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和协助下，民盟西北总支部在延安的部分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举行中国民主同盟西北解放区第一次盟员大会。杨明轩主持大会并向大会作《民盟历史和西北民盟建立与发展情况》的报告。大会确定的工作纲领是：整顿民盟基层组织，发动西北广大众，联络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等。
随后，陕西民主党派领导人在很多机构担任了领导职务，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全中国的事业中
做了许多工作，走上了多党合作的道路。同年5月16H，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了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赵寿山（中共、民盟）为副主任，杨明轩（民盟）、李敷仁（民盟）等12人为委员。5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张锋伯（民盟）任第二副市长。6月26日，西安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胡景儒（民盟）任副主任。7月28日至8月1日，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西安众堂（现西安人民大厦）召开，出席代表326人。7月31日，西北自然科学协会筹备会成立，杨明轩（民盟）任主任，侯宗谦（民盟）、李赋都（民革）任副主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民盟西北总支部推选杨明轩、苏资琛、成柏仁为代表赴北平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地区民主党派代表还光荣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重视，使陕西地区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深受鼓舞，更加积极地投身到为新中国、新陕西添砖加瓦的工作中。更令陕西地区民主党派光荣和自豪的是，陕西民革党员张治中、孙蔚如，民盟盟员吴湾宾、任谦、杨明轩、赵寿山、韩兆骋（代表西北解放区），民建会员叶雨田，农工党党员韩兆骋（代表西北解放区），工商界代表李象九作为陕西地区民主党派成员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宣告成立，郭则沉（农工党）任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韩兆骋（农工党、民盟）任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金钟国和尹恩惠另外，陕西工商界代表李象九与民主建国会总会取得联系。经过双方彼此了解，交换意见，李象九参加了民主建国会，接受了在西安建立民建组织的任务。回陕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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