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水》:中华环境观与水
中华民族亲近自然、喜爱自然,常挂在嘴边的“风水”、“水土”等词汇,最通俗地概括出了中国人的传统环境意识。中华民族的环境观(俗称“风水”)既是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道独特的中华文化景观。它源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环境的理想,是中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风水术实际上是集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美学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它与营造学、造园学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风水观念在其漫长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难免与巫术发生联系,并染上了较为浓重的迷信彩,但其中蕴涵的科学合理内核至今仍显现出人类智慧的灵光。在中华民族的环境观中,水始终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风水宝地”、“山明水秀”、“林壑优美”、“山川吉秀”等形容环境美的词句,无不流淌着水是生命之源、环境之母的旋律。 
中华民族的环境观是伴随着社会进化的脚步在日积月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逐渐懂得了选择安全可靠而又便于生产生活之环境的重要意义。在上古时代,人类便“择丘陵而处”,“逐水而居”,选择临近水源而又避
免水患的岗阜阶地聚居。考古表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聚落遗址,均处在背坡面水或河流湖泽边缘的地方。这种选址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靠近水源,其好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接近河流水源,既便于生活用水,又利于“结网而渔”,依靠天然河湖维持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生活;二是处在河流的阶地上,既可得肥田沃土之利,又可避洪涝灾害的侵袭;三是位于河流的侧畔,可“刳木为舟”,以享水上的交通之利。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古代先民的聚居地大多被现代村落或城镇所叠压,如河南淇水沿岸某一地段的范围内,在15个现代村落中就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聚居地的遗址;渭河甘肃段沿岸70公里的范围内,也发现了769处先民聚居的遗址。原始人不仅择水而居,也沿水而行。当原始人部落不断繁衍,人口增加,原有的活动区域不能供应足够的食品,或遭遇自然灾害,便会出现部族迁徙的情况。先民们在迁居时,一般都是沿河而行,一来河谷的道路较容易行走,且不至于迷失方向;二来利于沿途饮用水,不会有干渴之虞;三来有利于到新的近河居住地。上述情况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人类已具有了明显的选择环境意识;而且在选择聚居地时,已充分考虑到水的因素。 
先人们能动地选择环境的情形,还可以从一些史料上到根据。史载,夏、商、周三代都城选择和人们的活动范围都是以近河流、湖泊等水源地展开的。夏人大约起源于山西西南
部的汾河下游之地,后渡河南下,由豫西迁豫东、鲁西,北及冀南,西至陕东,足迹一直在黄河两岸。商人起于东方,由始祖契至成汤,曾八次迁都,其足迹不出今豫中以东,以及鲁西河济二水南北之地;汤之后至盘庚共六次迁都,其活动区域不外乎在黄河下游两岸的豫、鲁以及苏北、皖北一带。周人则直接起源于陕西的泾水、渭水流域,以后向东扩展,才遍及整个黄淮地区。 
关于周人迁徙的情况,可以从反映周代史实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到清晰的印记。《诗经·大雅·公刘》叙述道:“笃公刘,于胥斯原……涉则在巘,复降在原。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影)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邠居允荒。笃公刘,于邠斯馆……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安),芮(水涯)鞫(究,曲)之即。”不难看出,周氏族首领公刘为了寻一个上佳的氏族聚居地,不辞劳苦,跋山涉水,时而审视旷野,时而登临丘冈,时而观其阴阳,时而察其流泉,最后相中了坐落在岐山之下、水涯河湾之侧的邠(今陕西旬邑)地。同时,公刘在寻“风水宝地”的过程中,已把有无水源(“流泉”)作为选择的必要条件。 
到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古人的环境选择意识更达到了较高的层次。《管子·度地》指出:
“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向)山左右,给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涝),因大川而注焉。”《管子·乘马》进一步论述道:“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汉书·晁错传》引晁错的话说:“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正阡陌之界。”这些言论都体现出当时的人们对生存环境质量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就为环境观的产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可以看出,古人在能动地选择居住环境的过程中,已明显地表现出重水的倾向。 
宋智孝 gary秦汉以降,风水思想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关于环境选择的理论体系,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景象。
简言之,中华民族的环境观作为一种环境选择的学说,经历了从无形到有形,从经验到学问的发展过程。先秦,是风水思想的萌芽时期;秦汉魏晋,是风水理论的初步形成时期;唐宋,是风水理论的发展与定型时期;明清,是风水理论的进一步阐释和总结时期。其发展流变过程这里不再赘述。 
事实上,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的产生都有其文化渊源。环境观作为中华文化观念的一部分,
其产生、形成和发展亦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母体文化中。尽管中华先民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了能动地选择居住环境,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经验的素材要上升为一种文化观念,必然有其思想方法论作指导。中国古代阴阳观念及其有关的气论思想和大地有机说,对中华民族环境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大地为母”的思想则是环境观形成的直接依据。  好看的偶像剧
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思想,阴阳思想最早出自《易经》。尽管《易经》本身并未提及阴阳二字,但它试图用两个具体对立关系的事理(“-”和“--”)以及它们之间的排列组合来概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易经》认为,阴阳是天地、事物的总根源,自然界万物包括人类都是阴阳交感的产物。这种对世界一般事物最原始的哲学见解,反映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易传》则对《易经》的辩证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解释和发挥,该书明确地提出了“阴阳”的概念,并从天地万物的消长中概括出“阴阳消长”,以“阴阳”为范畴解释万物的根本属性。这种古典哲学思想,对古人认识大地和能动地选择生存环境起到了指导作用。之后出现的《黄帝宅经》、《管氏地理指蒙》、《天宝经》等风水学著作,都以阴阳学说为基础解释风水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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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明植发了吗情人节说说朋友圈随着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逐步加深,人们开始用“气”来解释阴阳,即以“气论”思想作范畴解释天地万物的构成和变化,产生了“六气五行说”、“精气说”、“气分阴阳说”、“阴阳二气离合说”等。气论思想为中华民族环境观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理论支柱的作用。说到底,中华民族的环境观就是以阴阳为前提,以气论为指导思想而展开的。中华民族环境观中的“气”,是一种无形而连续的物质(与现代物理学中的“场”相类似),其赋存的形式有生气、死气、阳气、阴气、土气、地气、纳气、聚气等。保存至今的风水著作,几乎无一不是气论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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