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概况及其重要价值
摘要：敦煌石窟是我国历史悠久，塑像、壁画与写经卷子图书最为珍贵、丰富的佛教石窟。其敦煌文献内容丰富，包括横跨几个世纪的数目众多的佛像和壁画，展示出佛教经典的流布和造像艺术随社会的变革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变。其写经卷子除大量佛经外，还有地方志、儒家文献、经济文书、农书、医术等珍贵资料。敦煌文献是古代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关键词：敦煌文献；写经卷子；佛经；
自东汉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中外僧侣跨过高山大河，穿越沙漠，不畏艰险克服万难，携带经、像往来传播佛教，建寺度僧，凿窟造像。从魏晋至唐宋大规模译经和凿石窟造像，先后开凿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天龙山、响堂山，以及大足石窟。隋代至明代在河北唐山，历时千余年开凿藏经洞，在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石板上刻佛经一千余部”。［1］为了广泛深入传播佛教，在经书中配有插图，大量刻印通俗读物，一册佛经中图画与经文对照，可移动携带的纸本、木雕、铸铜的佛像，进入千家万户。图书史学者认为: “图书是一个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概念，古今图书的概念是不同的。古代图书的概念相当于古代文献。”
［2］“凡是有目的地用文字记载知识、积累经验，有一定的裁体形式并用以传播，起到社会作用的材料，即具有图书的功能”［3］以上佛教造像，其目的都是为了宣讲佛经义理，使人们解脱人世的烦恼和痛苦，观看图像和经文，感受到佛和菩萨的大慈大悲，拔苦施乐而信仰佛教。有的造像上还刻有发愿文，表明造像的年代，施舍钱财造像人的身份和解除痛苦的愿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它与纸本图书和虚无的电子图书同样具有传播知识、感动人心的功能。在我国古代佛教石窟造像中，历史悠久，塑像、壁画与写经卷子图书最为丰富、珍贵的莫过于敦煌石窟。
一、敦煌历史文献
敦煌在春秋时是秦国的属地，汉代设置敦煌郡。西通西域和天竺，东经河西走廊到长安、洛阳，或经柴达木盆地沿黄河南进入四川，再由成都北上长安，南下滇、藏，东去江浙往南海诸国。历代高僧大德，聘使商贾，文人学士往来不绝。太康五年( 284 年) 月支僧竺法护在敦煌译经，碑记前秦建元三年( 366 年) 开凿敦煌莫高窟。从此造像活动不断，历代所造塑像和壁画保持至今，清光绪年间发现藏经洞中大量写经卷子震撼欧亚学术界。敦煌石窟以莫高窟为主体，包括附近的榆林窟和西千佛洞。宝藏塑像、壁画、写经文书，略述如
下。
（一）塑像、壁画有关教师节的画
莫高窟现存洞窟492 座，彩塑2 000 余身，壁画面积约4 500 平方米，其中佛像 12 008 身，说法图 933 铺，经变故事画 54 种 161 铺，还有不少供养人物像。凿窟造像是为了供养礼拜、祈福禳灾，讲经说法，修禅观像，脱苦成佛。进入窟中，正壁塑造佛说法集会的弟子、菩萨一堂，壁面遍绘佛说法内容中的故事、人物、建筑……。魏晋时期主要是弥勒，释迦、多宝并坐和千佛，壁画中描绘弥勒上升成佛和弥勒的未来世界乐土，其中有耕种、收获、婚礼、送葬、剃度等情节。在释迦《佛传》壁画中描绘释迦成佛之前累世苦修，“投身饲虎”、“啖子行孝”，以及降生、沐浴、习武、降魔、成道的故事。更有《涅槃经》、《贤愚经》、《福田经》等变经文为图像的壁画，菩萨多褒衣博带，瘦骨清像，含有南朝风度。
隋朝时期增加了“三世佛”、“接引佛”等，壁画前的塑像、佛左右胁侍的不仅有弟子、菩萨，更有力士、天王等。武则天时造弥勒佛大像高 33 米，开元间又造大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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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米，中唐大历年间造佛涅槃卧像长 16 米、众弟子、菩萨、天龙八部，以及西域各族信众围绕。壁画《维摩变》描绘文殊菩萨与维摩居士问答，以及维摩居士常去的街巷、酒肆、、妓院。在“阿弥陀经变”和“观经变”中，以宏大的场面描绘佛与众菩萨居住的西方极乐世界，楼台亭阁、宝树、宝池、乐队、舞蹈、彩云、飞天等一片欢乐的景象。在“法华经变”中有战争、旅行、请医、斋僧等情景。“大方便报恩经变”讲述了释迦成佛前后孝亲忠君，舍身求法的故事，“父母恩重经变”赞颂父母养育子女的十种恩德。还有佛教感应画和佛教史迹画，如“张骞出使西域”、“五台山全景”等。唐代开元三大士到长安译经传播密教，敦煌石窟中也出现了毘卢佛、千手观音、如意轮观音、毘沙门天王。当吐蕃占领沙州时，藏传密教造像也进入敦煌石窟中。唐代菩萨形象丰腴，挺胸扭腰，服饰华丽，符合当时妇女审美风尚。
光电信息工程五代宋元时期，密教造像增多，出现了五方佛、宝相佛、天鼓音佛、最胜音佛、“地藏十王”、“水月观音”、“佛顶尊胜陀罗尼”、男女双身像、大黑天神像，以及密教坛城曼荼罗。榆林窟中西夏壁画“文殊变”、“普贤变”山峰起伏，树木掩映，似一幅南宋青绿山水画。壁画上的供养人像中有鲜卑人、回鹘、蒙古族人。在壁画的发愿文中记有“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可汗天公主像”、“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像”。以上塑像和壁画每个时期的内容和形象
以及艺术风格都有所不同，展示出佛教经典的流布和造像艺术随社会的变革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变。
（二）写经卷子
莫高窟藏经洞中的写经卷子，据姜亮夫考察著书［4］择要略述于下。
（1）儒、释、道的经典始于东晋安帝义熙六年( 410)“比丘德祐书戒经”至宋太平兴国五年( 980) 的“大智度论”止，历 570 年，大多是手写本，也有刻本。内容涵佛教各个宗派的经、律、论各种译本和著作。佛经卷子中有很多西藏文，并附有梵文的写本。多有《大藏经》未收入的佚亡的本子，同一经本还有不同的译文，可供研究校勘。更有佛教事迹的史料，如“张骞出使西域”、“泗州大圣”、“五台山”等史迹，描画在窟内壁画中。此外还有佛教与其他的教争衡化合以及外来的摩尼教、火袄教、景教的材料。
道教写本与现在通行本的内容不尽相同，有的划分为道经、德经两篇。杂揉神仙方士阴阳杂家和佛教、儒学经论所说成为道经。如“老子化佛经”、“孔子修问题”、“慈善老子报恩成佛经”、“洞渊神咒经”，此外还有道教史料的写本。至于儒家经典六朝以来的古本，各经都
有，以诗、书、论语最多。可分为诗经类、尚书类、周易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其中古本古注的发现可以纠正今本的真伪错误。
( 2) 敦煌本的史地卷子中有地志《沙州地志》、《图经》、《西州志》、《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等记载了 16 国以来城市变迁、寺院修建、乡镇户籍、分配贷谷、氏族人物、乡土大事，以及敦煌与西域及中、小亚细亚、西天竺 16 国交往有关国土、里程、民风、宗教、气候、物产等资料。
( 3) 有关社会经济、人口、土地、物价……的记载，如“天宝九载户口册”、“残户籍”、“授田记册”、“田亩面积文据”、“田劵”、“分配财产的遗书”、“张骨子卖产文契”、“天宝九年田税”，以及有关物价、劳力、借贷、酒账、“婚事程式”、“質身卷”、“吉凶书仪”、“刑部格文”等卷子，从侧面反映出敦煌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面貌。
( 4) 有关语言文字的卷子，包括古汉语、字书、音义、韵书，及吐蕃、西夏窣利的语言。文学卷子包括古代诗、词、曲、文集和当时流行在寺院的民间文学，由寺院依佛经或佛经变文向听众讲解、唱诵佛经故事讲经文。如依据“目连变文”、“八相变文”、“地狱变文”、“ 维摩诘经变文”、“阿弥陀经变文”、“观无量经变”、“弥勒上生经变”、“父母恩重经变”等，用
喜闻乐见的、针对现实社会的问题，编成通俗易懂的故事。莫高窟中有的壁画、屏风画就是根据讲经文内容描画。
( 5) 在自然科学方面，主要有医药中的开元六年写本《本草集注序录》、宋代的《李勣、苏敬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疗服石药方》、《新修集灸经》、《神灵药方》、《感应脉经》等。在农事及手工业技术方面有《齐民要术》、《营造部》，更有《七曜历》、《七曜占星书》、《大唐同光回年具历》、《太平兴国七年具注历日》每日下有吉凶宜否的注子，七曜占星历中有栗特文。
二、敦煌文献的重要价值
以上大量写经卷子提供了内涵丰富珍贵的，以敦煌地区佛教为主的宗教文化史和地方志的资料。佛教写经卷子与不同时期的塑像、壁画内容、形象、风格的异同演变相联系，反映了敦煌与天竺、西域、中原、川、滇、藏及东南亚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影响。用崖壁、泥土为载体的塑像和壁画，以纸为载体的写经卷子上的文字和图像，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且从古至今延续数千百年发挥收藏、流通、传播的功能。“从人类文化发展表现形式来看，有实物( 塑像、壁画) 和文献( 写经卷子) 的两种形式，成为我们研究历史最直接、最详
细的材料，研究它们，可以对我国文化发展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3］自佛教传入中土后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来自天竺、西域的佛教文化在与我国儒家、道家文化的分歧中逐渐走向彼此交融，符合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从中国佛教分宗立派到佛教显密兼备、佛儒交融，以至三教合流，走向人间佛教的趋向，展现在敦煌石窟造像中。“系统的密教形象传世甚少，就汉地唐密系统言，现存最完整的遗蹟，首推敦煌莫高窟”［5］。莫高窟中的塑像和壁画“从艺术上讲，它显示了我国各族画师卓越的创造才能和高度的艺术成就。从历史上看，通过壁画，直接和间接或折光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各阶层的劳动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风俗习惯、科学技术、衣冠服饰、民族友好往来、中西文化交流，不仅是一部自然形成的敦煌壁画史，也是一部蕴藏丰富的形象化的历史。”［6］言承旭林志玲从春秋战国到汉代，疆域改变、民族迁徙，“查国情，别疆域，记风土，稽物产，存故事，裨教化”的地方志逐渐形成。敦煌莫高窟中的历代塑像、壁画和发愿文，以及藏经洞中的大量历代写经、文献卷子，记载了敦煌地方16 国以来，疆域、山川、道路、寺院、人物、户籍、物产有关经济和文化等资料，是一部自然形成的地方志。其中一册《酒帐》残卷就记载了唐代支付莫高窟“打窟人酒”、“门楼塑像酒”、“衙内设画匠酒”、“支写匠酒”、“设修城百姓酒”、“宋都衙劝孝酒”、“孔目官修西州文字酒”、“看甘州使酒，又看伊州使酒”，“太子屈于
阗酒”“酒帐和续卷共213 款，其中有关甘州、伊川、于阗的就有 34 款，说明瓜沙此时是西北各地的纽带，绾联着四面八方。……《酒帐》反映了敦煌此时的经济状况的某些侧面。”［7］透露了打造石窟和雕绘匠师都衙劝孝，域外使节以及其他人物在敦煌往来活动，何况大量的卷子中就有《沙州地志》、《图经》、《西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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