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漫不经心的变迁。”      ——卫兰图片梁思成
    梁思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在《建筑五宗师》书中与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梁思成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
  梁思成手拿着红笔，在地图上仔细的圈点，每个重要部位都做了明示标记。圈点完毕，当他交还地图时，稍作沉思，忽然说：“我还有个建议，希望另外两个城市也能得到保护，但是不在中国。”美国人感到奇怪问他是哪两个城市？他说：“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是日本最富盛名的两座古城，古建筑林立。”话一出口所有的人都大感意外，觉得不可思议，当时两国交战正是你死我活之时，对于梁思成这个建议，就连司令部也不能擅自做主。
当梁思成将这个地图呈递到盟军司令部时，盟军的布朗森上校十分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学者要保护敌国的古建筑。梁思成解释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奈良古建筑跟我们各自国家的古建筑一样，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结晶具体象形的保留。我图上所标上的地方，保留着东方最古老的建筑，一旦炸毁，那是永远无法补救的，后代人谁也无法见到了，请为全人类，不要轰炸它们！”在短短的时间内，精确地标出两个地图的不轰炸目标，特别是异国日本奈良的各个古建筑物的具体地理位置，如果不是平熟于心，是绝不能做到的。
　  硝烟散尽，隆隆的炮声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仍然难以愈合。然而幸运的是京都和奈良躲过了那场浩劫，两座千年古都，依然是生机勃发。时至今日，多处古建筑已经被列为世界遗产。让日本人引以为豪，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此观光览胜。当人们漫步古都，徜徉于历史和现实之间，为人类的智慧而发出由衷的赞叹之时，不会忘了60多年前的那个中国学者。
文化遗产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财富，大师的远见和胸襟令人钦佩，日本人尤其心存感激，都说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后来梁从诫赴日本演讲，谈起此事，眼眶湿润的说道：“父亲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亲人都牺牲在抗日前线。”台下鸦雀无声，无不悚然动容。如果说这是两个人的战争，胜负其实早已分晓。
在对人类共同文化遗产上的保护上，梁思成的意识是超前和人性的，其胸怀更是博大无私的。正是这种博大无私，让他放下了国恨家仇，让奈良躲过一场灾难性的浩劫。
  1928年， 梁思成在回国之前，曾到欧洲参观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他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许多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对比自己的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祖先给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珍贵的龙门石窟、敦煌壁画任意被盗卖，被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而国内学者反而无力从事研究，甚至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都要依靠国外编著的书刊，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状况。梁思成深深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他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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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认为，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建筑物表面上的赞扬和发思古之幽情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去剖析这份遗产，去探索其中的奥秘。因此，一开始他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他说：中国古代建筑在文献上记载很多，但不经过实地调查，即使读破万卷书，仍只能得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词藻而终不得建筑物的真正印象。他生动地比喻，犹如古人熟诵《史记》对刘邦的记载，“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但如果在路上遇到刘邦仍不认识。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
  从1931年起，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一开始梁思成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他明确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选择北京故宫作目标，因为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两代古建筑的代表。他手执清代朝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为课本，对着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一一逐个辨识、测量、记录。他求教老工匠，在他们帮助下逐渐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这如同跨入了门槛，为扩大调研范围创造了条件。
  从1932年4月开始，梁思成对蓟县独乐寺辽代建筑进行了调查，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在以后的几年里，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同事一起查阅史料、翻看县志，出何省、何县曾有古代寺庙及塔刹;深入地方，访问老者寻古建的线索。
  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思成坚持测量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严格，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
  有时住在庙中，白天随着和尚吃素斋，晚间与蚊子、虱子为伍，有一次住在正定隆兴寺附近的小学校内，晚上冻得只好把报纸压在薄被上以御寒冷。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梁思成对测绘工作的要求都坚持一丝不苟。对建筑从整体到细部，都要详细绘图测量;对各种构造、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要摄影记录;对所有碑文、史料都抄录无误。他和助手们经常爬上梁架，手按几十年的积尘，佝偻身体，俯仰细量，惟恐探测不周。那时室内摄影还靠在现场点燃镁粉闪光，每当镁粉一亮，躲藏在梁架间的成蝙蝠见光振翼惊飞，扬出难耐的秽气。他们有时心中还惦记着时局的变幻，耽心着日寇会随时侵占华北，为了抢时间，往往一天坚持连续工作十几小时。1934年，在调查应县木塔时，为了摄取塔顶照片，梁思成登上60多米高的塔顶，手抱铁链，两脚悬空地
攀登塔刹，去丈量尺寸;又退到塔顶边缘去拍摄塔刹的全景，助手们都为他捏一把汗，终于摄取了宝贵的资料。梁思成后来回忆说：当时也忘了害怕，要是再后退几步，真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他对自己对助手都要求严格，力求研究成果达到高水平。有一次，他把当时还只十几岁的莫宗江叫到房中，拿出几本当时认为是最高水平的国外建筑书刊，指着上面的图对莫宗江说：“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水平，我们的图就要达到这个水平，你画的图也要达到这个水平”。莫宗江教授回忆说：当时梁思成就培养大家要有一股志气，中国人研究中国自己的东西当然应该达到世界水平。
  正是凭着这种民族自尊心与民族志气，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虽然工作艰苦，但却乐在其中。当他们借着老工匠的指点弄清楚了古建筑的某一处构造时，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当他们不顾污秽，爬梁攀架，在昏暗中发现一组宏大的斗拱时，会顿时忘却疲劳而欣喜若狂;当他们在古建筑上见到一个宋代《营造法式》上刊之有名的构件时，真像突然遇见久别的故人一样，引起长久的兴奋。他们不仅调查名刹古寺，同时还有意识地到山沟荒野里去发掘那些不见经传的民间遗迹。为此，梁思成、林徽因曾专程到晋汾一带调查，途经8县，还两次到北京四郊访古寻迹。
  1932几大洲几大洋年，他们夫妇二人在京郊八大处到香山的途中，发现在马路旁边，微偻的山坡上有3座小小的石佛龛，佛龛由几块青石板合成，貌不惊人，但都已经历了七百多年的风霜，龛上的石雕呈现出南宋的遗风。梁思成赞赏这3座石龛：“分峙两崖，虽然很小，却顶着一种超然的庄严，镶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给辛苦的行人一种神异的快感和美感”(《平郊建筑杂录》)。巍峨的长城，嶙峋的古城楼，晨曦中的塔影，这些记录着中华民族不朽历史的胜迹都会给予人们以无尽的诗情画意，但是在建筑师眼里，除了诗情画意之外，还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触，梁思成把这称之为：“建筑意”。他们在调查中，就经常因为领悟到这种“建筑意”而兴奋。梁思成深深感到正是通过这些实地的调查和研究，培养了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由衷深情和对劳动创造的无比尊敬。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带领全家长途跋涉于1938年1个性英语签名月到达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这时，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断绝，有时连工资也发不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极为不便，全家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境地。当时美国有好几处学校和机构邀请梁思成全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经典搞笑网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近
两年的时间里，梁思成与营造学社同仁先后到过50余座城市，调查了建筑、崖墓、汉阙、石刻等古迹800余处。乡间的民房是他们的工作室，晚上靠小油灯照明，只能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资料作参考，出版的刊物不能用照片，也无钱用铅印，完全靠用毛笔手抄文字，用钢笔画线条图，用石板一张张印刷，依靠连家属在内的全体人员用手工装订成册。尽管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从写出报告的内容到绘制的图纸仍保持着很高的学术水平。梁思成率领营造学社的少数同仁坚持在抗日战争后方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从1932年到1941年的10年期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共调查了2700多处古建筑，足迹遍及190县市，自宫殿、寺庙、石窟到园林、民居，从唐代古建到清代建筑，它们给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史提供了充足的资料，梁思成正是根据这些丰富的资料，于1942路遥作品年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这时多病的身体折磨着他，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穿戴着铁马甲工作，学社经费来源的断绝又使他不得不四出募化微薄的津贴，十分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线描图来代替照片的不足,由于长期低头伏案画图颈椎受损，他就用花瓶拖着下巴，继续创作。在多病的妻子林徽因和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抗日时期西南后方的小山庄里完成了。
  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调查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文献到实物，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叙述，并对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较。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提出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特征的详细分析，他按中国建筑结构方法及其发展列举了中国古建筑的7大特征，并且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观念，建筑的传统体制等几方面论述了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这些论述和分析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接着梁思成为了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建筑文化又用英文写了一部《图象中国建筑史》。
  费正清对梁思成的这一时期工作作了如下的评价：“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美国讲学，梁思成携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心情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他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敬佩和赞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此赠授梁思成以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称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