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图像与历史书写
——建党百年红美术的历史价值与审美建构
收稿日期：2020-12-12
作者简介：黄 晨（1981-），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设计史与艺术学理论。
黄 晨（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红美术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中“红经典”的重要元素，也是中国特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华诞之际，探讨研究红美术的社会价值、时代审美、文化内涵、艺术精神与历史脉络，不仅可窥见中国现当代美术的发展与变革，也为此后相关题材的美术创作提供清晰的参照。[关键词]红美术；历史价值；审美建构
[ 中图分类号 ] 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21）02-0001-05
建党百年的红美术是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重要构成，众所周知，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与逐渐形成的文化产物。事实上，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红美术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与价值取向，描绘了英模人物的杰出功绩与伟大牺牲，刻画了时代浪潮下的气势浩荡和砥砺奋进，记录了人民大众的艰苦奋斗和开拓创新。这些作品既反映时代轨迹与民族精神，也映射出艺术家对历史的认知与态度，构筑起大众的共同记忆。
一、历史变迁与现实取向
20世纪以来，在不同时期涌现出一批采用大众“易懂”的形式表现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与折射时代精神的红美术作品。这些作品在党的各个时期，呈现出的题材和风格探索、思想意涵与价值取向均有所不同。在红美术的历史回溯中，促使美术走向“为人生”与“大众化”始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抗战动员与激发民族斗志成为此时美术创作的首要任务，在救亡运动的号角声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开始尝试以各种艺术形式，普及抗日民主宣传与大众化的创作。这一趋势一方面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决策和号召推广，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彰显艺术家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唤醒反抗与呐喊，这或许是来自时代的共性。在解放区，艺术家们关注与表现的不再是五光十的艺术世界，而是充斥着战斗气息的现实写
照。艺术家们的创作对象开始转向于现实生活所发生的真人真事，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感与真实性。如沃渣的《抗战总动员》、罗清桢的《朱德将军训话》、江丰的《保卫家乡》、华山的《中共十九周年
纪念》、陈九的《保卫晋察冀》、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熊雪夫的《像》、范云的《大战平型关》、张望的《歌唱八路军是恩人》等作品。这一幅幅描绘拥军支前、战斗英雄、战争场面等丰富题材，反映了解放区现实生活。这种红题材的创作，用艺术的手法在一定程度对唤起民众抗敌热情、提倡军民情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于劳动节的诗句新中国的建立揭开了历史崭新一页，美术走上了以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主流为主导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题材面貌多样，涉及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其中表现革命历史、新旧对比、解放喜悦与社会建设的题材占到绝对比例。艺术家们怀揣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与中国共产党及人民领袖的热爱，以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合的手法再现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与讴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非凡成就。宣传画方面有张仃的《在旗帜下前进》、谢元光和陈瑟真的《做好红旗献英雄》、钱大昕的《准备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等；国画方面推出了黎雄才的《为祖国寻更多的资源》、李琦的《主席走遍全国》、石鲁的《转战陕北》、刘文西的《祖孙四代》、方增先的《说红书》等作品；油画方面有莫朴的《宣誓》、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宗其香的《强渡大渡河》、黎冰鸿的《南昌起义》、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靳尚谊的《在十二月
会议上》、何孔德《出击之前》、孙滋溪的《天安门前》等；年画方面，林岗的《英会上的赵桂兰》、古元的《和农民谈话》、叶浅予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张碧梧《志愿军凯旋归国》以
商业房及王朝闻的雕塑《刘胡兰》、刘开渠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胜利渡长江》、潘鹤的《艰苦岁月》等佳作成为新中国红题材创作的精品。艺术家们以写实的艺术形式搭配现实主义表现主体，以朴实、简洁、明朗的艺术风格图解历史与体现红美术的现实文化功能。这些作品构建起新的语言范式，将艺术性与政治性、国家叙事与民众教育相结合，成为新中国美术创作形象与价值追求的重要表征。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中国文艺也翻开了新的篇章。纵览这时期有关革命与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虽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却在作品中有意淡化其意识形态，并在表现方法与思想探索上颇具新意，呈现出与往昔不同的艺术生机，成为新时期红美术的经典。例如，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肖锋与宋韧的《拂晓》、张京生与王元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周韶华的《黄河魂》、沈尧伊的《长征之路》、贾又福的《太行丰碑》、王迎春和杨力舟的《太行铁壁》、沈嘉蔚的《红星照耀中国》、邢庆仁《玫瑰回忆》、陈继武的《中国之春》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个人风格化的形式语言上进行多元探索，而且开启了红美术新的审美形式与变化，注重表现主观精神新趋向与艺术本体规律的融合渗透。进入新世纪，主旋律美术继续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伴随着“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等一系列项目、展览实施与启动，使新时期红题材再次成为社会关注与时代发声的焦点。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新的艺术视角再
现革命者形象与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如何红舟与黄发祥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王洪亮的《红军长征的将领们》、全山石与翁诞宪的《义勇军进行曲》、郭北平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唐勇力的《新中国诞生》、韩书力《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冯杰的《征服珠峰》、张国琳与王仁华等人的《生死印——1978·安徽凤阳》、丁一林的《科学的春天》、张组英的《南巡途中》、杨奇瑞的《众志成城——1998·抗洪》、王颖生的《香港回归》、邢俊勤与王吉松、罗田喜的《澳门回归》、谭乃麟的《老阿姨——龚全珍》、谈强的《勋章》、李卓的《抗震壮歌》、张卉的《辉煌的征程》等新时代红作品。这部分作品凝聚了当代艺术创作者以真挚严谨的态度对民族伟大复兴的关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性成就颂扬以及中国共产党红历史的尊重与解读，在思想性、纪实性、历史性与艺术性的探索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
回首红美术之路，这些作品在时间维度的持续演绎与空间维度的多重交错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价值取向。抗战时期的红美术全面走向大众、服务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指引下，它们运用文艺的审美感染力有效地完成了社会动员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红美术题材的创作，艺术家们投入了更高的热情。各种艺术形式与创作手法也积极带入其中，红美术的面貌也越来越多样化，兼具表现时代特、革命历程与国家形象塑造的作品成为时代的新趋势。虽然，这段时期的艺术探讨与舍弃个性化趣味追求略显简单与偏颇，但整体的诚挚与浪漫是有目共睹的。改革开放至今围绕着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与红大型美术创作的实践展开，反映了党和国家强调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深层次
体现。在时空的构架中，新时期主旋律作品延续了主题性、叙事性和崇高感。同时艺术家更多地将关注焦点转向时代生活、生产建设、和平发展等透溢着时代气息的新题材。观其艺术语言，在内容上更加真实化与个体化，在形式上具有更多的独立探索、价值追求及个人研究兴味的自然表达。
二、丰富内涵与视角嬗变
毋庸讳言，红题材创作是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出现的独特主题创作艺术形式，这种题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价值功用与政治诉求。红美术以引导和教育民众的有益艺术形式，实现历史语境与历史形象的还原再现，这不仅是对红历史与艺术语言的融合展现，也是对红基因与革命文化传统的承继与弘扬。特别在抗战时期，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已经意识到艺术应该表现社会现实，为社会大众与抗战宣传服务，这是他们的必然抉择，也是其历史担当。之后，随着许多木刻家到达延安，相较国统区的多方掣肘与严格控制，艺术家们在解放区到表现社会现实的新天地，明确了文艺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方向，他们运用木刻创作了大量贴近现实与宣传抗战的作品。正如有学者评价：“抗战时期的木刻，所独有的艺术价值正是那种强烈的感染力和它所呈现给我们的历史真实。”[1]如果说抗战爆发使得艺术家在深入解放区后逐步将艺术呈现与社会生活需要紧密相连，那么，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对此后的创作产生了更加重大影响与推动作用。《讲话》明确了文艺大众化和文艺的源与流及文艺工作与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内在关联。依据这一思想，艺术家不能再以“精神训导者”的身份来“化大众”，而必须在思想情感上同大众打成一片，要使自己以亦工亦农的身份化为大众。[
2]对此力曾说道：“我是在1933年就开始搞木刻的，当时要表现劳动大众的生活，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劳苦大众的题材……而我在延安讲话之后创作的《给众修理纺车》《丰衣足食图》等作品，虽然也有很多缺点，但和以往比起来，显然有
了大的变化。这就是主题思想的积极性加强了，形式风格也为众所喜爱了。”[3]如其所言，在此之后出现了不少深受人民众喜爱本土化改造的新创作，如古元表现充满民主社会精神风貌的《减租会》《拥护老百姓自己的军队》等新木刻。作品中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在表现手法上则吸收了陕北民间艺术粗犷、质朴的风格特点与民间特，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的翻身解放与民主改革，使之成为大众化的艺术典范。再如彦涵、张晓非等人在吸收传统民间年画样式上，不再是简单的套用与旧元素的堆砌，而是汲取民间美术的精华，将现实生活内容与崭新形式结合，分别创作了以八路军和民兵作为背景的新门画《军民合作，抗战胜利》与彩明丽、充满童趣的木版套年画《识一千字》等。可以说，此时期解放区的红题材创作来源于现实生活真实事件，有着浓郁的生动性、宣传性、生活气息与温暖民心的功能。
当然，新中国成立后，在红题材的表现上艺术家有了更宏阔的艺术视野与崇高的精神体现。从创作主题来看，描绘祖国新貌、大好河山、革命圣地、领袖人物、革命历程与主人翁精神的弘扬成为作品的主体核心。作为新中国最具大众性、通俗性和普及性的艺术形式，年画与宣传画首当其冲发挥着宣传和教化的作用。年画方面，产生了古一舟的《劳动换来光荣》、侯一民与邓澍的《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三十周年》、赵望云的《解放西北民族大团结》、李可染的《工农劳模北海游园大会》、张建文的《赶先进》等经典之作。其中在叙事方面，作品向社会大众宣传党和政府政策主张的同时，也推行着新的价值观与文化传统。宣传画在这时期也得到了巨大发展，如张仃的《在旗帜下前进》与王洪水的《保持党和人民给我们的荣誉》等。前者运用了现实主义手法表达领袖人物的理想化与崇高感，画面上方是党旗映衬下的头像，下方是高举红旗大步向前的战士与人民形象，整体可谓大气磅礴；后者以党旗与勋章的交相辉映，反映对光荣传统的保持与荣誉的珍惜，具有强烈的象征性与寓意性。在中国画方面，石鲁的《东方欲晓》、关山月的《长征第一山》、钱松喦的《红岩》等，无不在描绘革命历史情怀与保留传统山水画的意向和呈现方式间寻平衡点，并在践行的过程中，依据传统的审美价值寻求面向生活与现实社会的审美诉求。除此之外，早在抗战时期，怎样建构中国式的艺术表现语汇、适应大众的现代中国艺术形态，成为艺术家探索的共同目标。届时油画受苏俄影响很大，美术界也逐渐意识到作品的单一化的缺点，同时对于走民族道路的必要性与中国风进行探索。这时期出现了一批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刘国枢的《飞夺泸定桥》、罗工柳的《在井冈山》、靳尚谊的《在十二月会议上》、钟涵《延河边上》、孙滋溪的《天安门前》等精品，这些作品一方面源于艺术发挥宣教功用的需要，另一方面注重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提炼和艺术语言与构思的进深及演化。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红美术延续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方向、秉承艺术源自实际生活的创作理念、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对旧有艺术的转型、变革以及探索绘画语言民族化的道路等，这些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为新时期红美术与主旋律唱响带来了自由的探索空间。艺术家开始以平视的视角表现真实的领袖、将帅与普通革命者的形象。如李秀实的《疾风》、郭全忠的《万语千言》、梁长林的《故乡行》、张方震的《同甘共苦》、邢庆仁《玫瑰回忆》等。不可否认，这些作品突破了以往领袖人物和革命者庄重严肃的面貌与宏大的叙事场景，体现真情实感作为创作的首要目标，寓伟大于平凡。尤其是油画《同甘共苦》截取了长征中革命领袖与红军小战士携手互助的感人一幕，画面淡化了领袖人物高大、伟岸的形象塑造，取而代之的是与普通士兵融为一体、还原历史的真实。另外，蔡迪安和李宗海的作品《南下》，运用质朴无华的艺术语言描绘了行军途中解放军战士与小女孩依依不舍的送别场景。整个主题并非用宏大叙事显现解放战争的伟大意义，而是以点观面、以情动人的处理方式表现历史的真实性与感染力，这或许是作品打动人心的魅力之所在。当然，新时期红美术艺术视点的转变，还意味着艺术家以人性化的视角与平和的心态去正视现实、对待历史。此外，新时期红美术题材的另一种典型变化就是画面营构形式与现代艺术语言的新创。例如，王迎春和杨力舟的《太行铁壁》不再是单一的写实主义手法的运用，画面采用了纪念碑式的空间构成，将抗战军民与象征着抗战坚强堡垒的太行山脉相互交织，几何化的造型语言和写实性风格的结合，凸显了军民一体共塑太行铁壁的主题。此后，冯远的《星火》则以象征的艺术语言暗示星火燎原这一主题的深层次含义，画作中军民高举火把，像构图丰满且具有强烈的视觉节奏。确实，新时期红美术的象征性手法，呈现了与昔日纪实性描绘的异同，从主题立意到人物刻画，从结构方式到历史深度，艺术家均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与拓展。
dnf物品锁定新世纪以来，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等一系列工程，对繁荣当代我国美术创作，坚持艺术的人民性，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与主旋律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新世纪红美术的创作中，有续写红革命经典素材的作品，譬如，阴霾密布而沉着坚定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调淡然气氛高亢而昂扬激情的《南昌起义》，气势宏大烘托万丈革命豪情的《长征》，生动真实表现英雄体力扫千钧的《平型关大捷》，节奏激昂与浪漫情怀交融的《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镇定自若展现乐观襟怀的《转战陕北途中》，以斑斓
彩、大气恢弘为特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运用动静对比显现沉静庄严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尽静入微的形象刻画展示人民军队缔造者风采的《共和国的将帅们》，以沉稳低调的彩及凝重装饰的笔调描绘的《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强调情真意切的人物形象塑造表达科学家风骨与担当的《国家的脊梁》等当代力作。也有展现新时期人民军队的绚丽风采与光荣使命，如黄援朝创作的《维和女兵》，用细致的笔调，诠释当代女兵自然动人与坚毅柔情的精神品格。杨飞云与李士进、朱春林的《热血五月·2008》表现解放军战士面对毁灭性天灾时用血肉之躯第一时间保护人民众的决心和意志。吴为山的《使命》真实反映了国家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重大时刻，通过对青年军医行礼形象的塑造与刻画，彰显人民军队的使命担当与军队医务工作者的坚守与承诺。这些作品中生动的描绘，讴歌了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民族精神。
螃蟹吃什么食物
与此同时，和平发展也成为新时期红美术的又一表现主题，被艺术家很好地运用到创作中。比如，廖宗怡与张树军的《1997·香港防务交接》、曹春生与李惠东等人的《鼓舞》、邬大勇的《全球家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周长春的《和平使命·蓝交响曲》、许杨与廉南宁《辽宁号航母》等。这些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作品，描绘着人民希望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景。整体而论，红美术在20世纪呈现出明确的阶段性变化，这既是社会环境变化与发展作用的结果，同时也透射出艺术语言与时代需求及艺术个性与艺术创造的历史变迁。它以独特的艺术视角让大众触摸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苦难与辉煌，感受到时代真实的节奏与脉搏。正因如此，红美术才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绚烂的彩，从而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占有更特殊的地位。
动物的叫声三、薪火相传与时代主题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便在中华民族救亡，发展与复兴的三大命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正是在其倡导下，艺术家创作了大量的经典作品，呼唤救亡、鼓舞人心、歌颂光明、抒发豪情、赞叹伟业、描绘生活、温暖人心，以红基调奏响时代旋律。这些红图像既是民族历史的记忆载体，也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映照时代精神与社会心理、艺术形态与语言风格的演变。回眸红经典的历史呈现与书写的历程，对此后相关题材的主旋律创作与红基因的艺术表现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与参考价值，主要呈现以下方面：首先，以人民大众为立场的创作表达。中国共产党最终能赢得革命胜利，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民高于一切。抗战时期，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
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种“大众化”呈现在红美术上，是以大众为主体，通过人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生活与现实的关注，塑造工农兵形象，宣传党的政策。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主旋律类型的工农兵大众化形象的政治彩已大为减弱，产生了一些独具特点的作品。如汪健伟的油画《亲爱的妈妈》通过对自卫反击战中一名普通士兵书写家书的形象刻画，以小见大地表现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的重大主题。
时至今日，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基于中国社会文化新的转型，社会文化需求呈现多元化与个性化，人民众的审美需要日益增长。对于新时代的红美术而言，怎样描写党和塑造人民及服务大众是当代艺术创作者面对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对此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指向：“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4]这一指向对艺术家观照时代风貌、发挥红精神引领、弘扬主旋律、遵循以人民为中心、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次，现实主义艺术风格与多元语言的探索。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在创作红主题作品中占据较大比例，艺术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去表现社会现实与塑造人物，使红美术产生感染观者，加强教化于人的作用。新时期以来，关于红题材的美术创作不乏时代佳作，观其创作手法、艺
术语言不再是一味的平铺直叙，而是通过各种探索性和创新性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田黎明创作的《碑林》，整体图式充满了象征内涵，虽然作品主题是对革命先辈的缅怀，但在艺术形式与技巧方面融入了个性化笔墨的理解。此外，继《太行铁壁》25年后，王迎春和杨力舟再度创作的《太行烽火》，艺术家在创作中以崭新的视角将传统笔墨技法与民间艺术剪切拼贴等手法进行创新性发展，作品不仅充满动势与时空解构，更有现代感与历史真实相统一。同时，红题材的创作开始走向以日常化的视角和蕴含个性化的情感表述。像崔开玺的《长征路上的贺龙和任弼时》、盖茂森的《戈马江南》、王有政和杨光利的《纺线线——延安大生产运动》等作品，都突破以往红作品的创作模式转向生活化与现实化，以平实的语言与人文关怀和红主题交汇融合，这里面也潜藏着艺术家艺术个性的表达。今天，红美术创作进入了中国特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艺术家一方面思考民族传统艺术的多元转化与吸收西方艺术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注重艺术个性特呈现与人文主义的考量，这从侧面也反映红美术的历史性转型。
再次，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与艺术性的紧密相融。红美术的创作映射出时代的审美趣味与风尚，具有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构思观念，对其阐述与解读不仅需要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也需要艺术与审美的维度。因此，在表现新中国宏大历史题材时，“开国大典”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之一。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之所以能成为红美术的经典作品，除了选题重大、政治内涵、艺术水平突出之外，作品深厚的家国情怀与中国特以及作者对历史的尊重与创造是它能够脱颖而出、备受赞
誉的重要原因。与经典之作相比，同属这一题材、由唐勇力创作的《新中国诞生》，则是在尊重历史场景的基础上，以完整的描绘及人文精神的细致刻画重铸史诗般宏大和肃穆的历史画卷，从而达到历史与艺术的真实统一。诚然，以上观念的交织与价值建构，需要艺术家对红题材的艺术驾驭和价值选择。在李焕民的版画《初踏黄金路》中，观者看到了在藏区广阔曲折的运粮路上，藏族百姓手牵驮满青稞的牦牛，脸上洋溢着欢快、丰收的喜悦之情。这一场景致力于形式美的统一之外，凸显了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成为西藏民主改革之后人民翻身解放的典型形象。而王宏剑的油画《复苏的土地》则通过相互交融的农民与商贩交易场面的生动表现，展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方对于丰收与生产的希冀与盼望，传递出艺术家饱含的时代情怀与现代情境的融汇协调。此外，将潘鹤的《艰苦岁月》与马文甲的《长征精神代代传》相比较，前者以充满张力的艺术语言真实再现了战争年代红军战士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引起观者的共鸣，产生隽永的艺术魅力。后者在形式结构上通过一老一小年龄的对比，体现出人物之间饱经沧桑和天真烂漫的内蕴；情绪上，一个眼神满含期望，一个聆听保有敬意。除此之外，作品借用饱含情意的人物造型，唤起观者在和平年代对红基因的传承与美好生活的珍惜。类似主题的不同表达，不仅体现了艺术家艺术语汇与文化视角的变化，也反映了个体情怀与人民、国家、民族、时代，以及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紧密相连。花果山在哪里
最后，弘扬新时代红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红经典，艺术家所关注的重点也在发生着转变，其表现对象也从革命历史转向了对时代景象与大国气象及担当的历史关照。例如，林永
康的《1992·在广东》、何红舟的《决胜时刻》、赵振华的《抗击“非典”》、王吉松的《出征》、罗田喜的《生命》、雷波与白羽平等人的《奥运组歌》、谢楚余的《改革开放再出发》、周补田《护航亚丁湾》、黄坚的《中国梦·探月》、陈坚的《二零一五年九月三日》、张恺桐的《使者》、周末的《大国行动·紧急起飞·撤侨》、孙博的《G20杭州峰会：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张琳与杨可的《放飞梦想》、樊枫的《中国效率》、高洪的《驰援》等。这些作品注重纪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通过聚焦这些重大事件的典型瞬间萃取艺术主题，用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用笔墨书写党的步伐，用开放性的视野发挥新时代红精神，展现时代旋律之美。
建党近百年的红美术作品，在展现我们党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辉煌历程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时，又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筑梦中国的美好憧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华章中，产生了许多新时期红美术作品，它们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美感，既是对“红经典”的续写，又起到引领大众和鼓舞斗志的作用。特别是进入21世纪，红美术融合当下时代审美，营造具有精神向导性的文化节点和视觉形态，并以新题材和新的呈现方式不断抒写着新时代与新征程。[5]抚今追昔，红经典的诞生并非易事，既要有鲜明的主体意识与中国风格艺术语言的创新，又要经得起历史与众的检验及汇聚人心的作用。在今天，对于我们如何做到红经典艺术脉络的薪火相传与把握时代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会议中关于文艺界的讲话为其指明了前进之路，他提出：“中国特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
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6]习近平总书记这番话明确了在新时代下艺术家应该树立文化自信，只有紧跟时代步伐，坚持艺术的人民性，追寻与传承中国艺术的红基因和美学精神，才能再谱新时代的艺术经典与续写红新篇章。
参考文献：
[1]王丽红. 红记忆——中国抗战时期的招贴艺术[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1（6）.
[2]黄宗贤. 百年中国美术大众化思潮的流变与影响[J].美术，2019（3）.
[3]力.延安的木刻[N].人民日报，1962-06-24（5）.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5]尚荣. 20世纪50年代以来红题材雕塑发展研究[J].美术，2018（6）.
[6]习近平.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N].人民日报，2019-3-5（1）.
（责任编辑：梁 田）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