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灵信仰与中元节俗
鹰的成语>中秋手抄报图片简单点中元节，俗称“鬼节”，传说这天地府洞开，鬼魂四出，民间有“七月半，鬼乱窜”的谣谚，有祀者，回家接受子孙的祭拜，无祀者，有公众请佛道做法事“普度”，毋使孤魂野鬼，流浪为害。亡灵祭祀为七月十五中元节的节日主题。可以说，中元节是中国的亡灵节。
（清）罗聘《鬼趣图卷》
生与死向来是人类关注的基本问题，死亡尤其令人忧伤，金钱、权力、娇美一切都无计延滞死神的脚步，在死亡面前人类才实现了真正的平等。但人毕竟是万物之灵长，并不甘心就此对死神俯首称臣，因此产生了否认死亡的思想，不认为死亡是人的寂灭，认为死亡只是转入
了灵魂状态，肉身虽腐，灵魂永在。于是出现了安顿亡者的种种说法，西天、冥界，天庭、地府，成为相对于现实人间的另一世界。但生界与死界并没有截然的分隔，生者与死者常以特殊的交感方式进行对话与沟通。生者赋于亡灵以力量，转过身来又以敬畏的心态崇拜亡灵。虽然在一千五百年前，范缜在《神灭论》中就发表了“形存神存，形谢神灭”的著名论断，但灵魂信仰自古及今一直是人们挥之难去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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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信仰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但远古时期的灵魂信仰却因时代悬隔，幽昧难明，是考古发现帮助了我们，在距今一万八千年的山顶洞人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山顶洞人的墓地，从墓地遗物看，死者佩带有饰品，身旁放置着生产工具，在死者周围撒上了一圈赤铁矿粉。这些都表明远古先民已有了灵魂观念。随着父系社会的确立与发展，人们对主持公共生活的权威人物逐渐滋生出敬畏之情，因此在亡灵崇拜上，表现出对有功德人物的英灵崇拜，当时并没有突出以血缘为标准，所谓“祖有功，宗有德”。但随着血缘关系的日渐明确及私有制的出现，原始共同体的公共生活朝两个方向转变：一是部落国家，一是血缘家族。而且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权力往往与血缘家族紧密勾连，因此祖灵的信仰与祭祀在古代中国有着异常重要的地位。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汤”、周代“祖文王而宗武王”（《札记·祭法》）。除了国姓王族享有立庙祭祀的特权外，一般百姓只能荐之于
寝。虽然祖先祭祀在先秦有等级区分，但它是全社会关注的大事，“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天祀祖成为古代宗教生活的两大要务。对于庶民百姓来说，祀祖尤有意义，祖先与自己血肉相连，情感相通，祖先的灵力理所当然地令人信赖，并成为子孙后代的精神依靠。因此，在民众生活中祭祖活动频繁举行，除了每月朔、望二次的日常祭祀外，在年度周期的几个关节点上都要举行不同程度的祭祖活动，“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四时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时，以奉祭先祖也”（《春秋繁露·四祭》），中元节就是在上古秋祭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上古社会，人们依据天时物候作为时间断落的划分标记。最初只有春与秋的概念，一年分春秋两季，因此以春秋指代岁月周期，后世人们在询问某人年齿时，常问“春秋几何？”就是用的这一古意。农事活动是与自然关系紧密的谋生活动，它受制于自然节律，当时的农事模式是春种秋收，人们由于认识水平及生产能力的限制，对农业收成常怀忧虑，因此希望有神灵的援手，以保证农业的丰收，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春祈秋报的农事信仰习俗。后来虽有春秋冬夏的四季之祭，但最重要的仍是春秋祭祀。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农作物丰收或即将丰收的时节，人们都要举行向祖灵献祭的仪式，将成熟的谷物首先献给保佑自己的先人，这一方面是为了报答祖先的荫庇，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神享的优先权，在古人心目
中，珍贵的物品或时令佳品是应该首先奉献给神灵的。只有在神享之后，人们才可以享用自己的生产品。否则会引起神灵的不快，以致降下灾祸来。事实上是在这收成在望的时节，人们担心天灾的侵袭，使自己的汗水白流，“一岁丰祲于是月可决大半”（《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六十二卷孟秋部）。这种孟秋七月的献祭仪式在古代称为“秋尝”、“尝新”、“荐新”等，《礼记·月令》称“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祭祀的日期在开始并不确定，后来逐渐固定在七月十五前后，因为七月十五是下半年的第一个望日，一般也是立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在秋气新来的阴盛之时，祭祀亡灵，对古代人来说，是极佳的选择。魏晋时期，七月十四还是秋禊的日子，人们在水边祓除不祥。南北朝时，七月十五日已是皇家祭祀祖庙的吉日（见《宋书·礼（四）》），民间祭祀祖灵的活动日大概也在这一时间。后代民间的秋祭活动大多集中在七月十四、十五两天（也有在七月七的），祀先、祭祖、尝新是民间“月半”节的基本内容。无论皇家还是平民，七月半都是祭祀祖先亡灵的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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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秋尝节俗，在南朝梁时因佛教文化的融入而面目一新，并且因此确定了七月十五在中国节日系统中的特殊地位。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及时地记述了这一节俗的新变化：在崇尚佛教的风气下，本属于佛教内部的佛腊日（佛历以此为岁末，七月十六为岁首），这时演变为盂兰盆会，“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盂兰是梵语的音译，为“倒悬”之意，
盆为置放供品的器皿，盂兰与盆合成之后，共意为解救倒悬，即解脱饿鬼倒悬之苦。在佛教《盂兰盆经》有一则“目连救母”的故事，说的是目连母亲因生前憎恨僧人死后被打入饿鬼道，身为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号称“神通第一”的摩诃目犍连，发现自己的母亲在地狱受饥饿之苦，十分不忍，于是用钵盛饭送给母亲，但饭未人口，就变成火炭。目连不胜悲伤，求救于佛祖，佛祖说你母亲罪孽太重，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目连依佛祖所言，在七月十五日以盆盛百味五果，供养“十方大德”。于是目连母亲“得脱一切饿鬼之苦”。这则来自佛门的孝义故事，不知是佛经的原生形态还是译者据中国孝道文化的改编，不管怎样，它都很对中国民众的口味。虽然儒家文化的一统地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打破，但忠孝的观念仍有相当的影响，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依然是童蒙读本。据《南史》记载，庾孝卿五岁读《孝经》，手不释传，有人对他说：“此书文句不多，何用自苦？”孝卿回答道：“孝，德之本，何谓不多。”（卷五十六《庾城传》）由此可见孝道文化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南朝帝王都看重儒学，将其视作“弘风正俗”的精神利器，齐武帝规定“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卷四十三）。梁武帝不仅注疏儒家典籍，而且亲自讲授《孝经》（卷六十三）。梁武帝以较平和的心态看待儒佛道三家学说，他在《会三教诗》中说“示教唯平等，至理归无生”。当然，从梁武帝总的思想倾向来说他更看
梦到屎重佛教。因此融儒人佛的孝亲节——盂兰盆会在南北朝出现，并由梁武帝首倡是极自然的事。据《佛祖统记》记载，大同四年（538）梁武帝驾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其后举国奉行，成为新的节俗。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也提到“七月半盂兰盆”为孝亲之供。可见南朝的盂兰盆节可能已远传北国，此后历代相沿，成为民间月半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儒佛文化的会通交融中，因孝亲而供佛的盂兰盆会在中国民众中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持，成为僧俗孝敬祖先的民俗节日。最受欢迎的网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