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
Jan. 2021
第31卷第1期Vol. 31 No. 1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Journal
比较视阈中新主旋律大片
峻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泰国皇家理工大学 曼谷分校，泰国 曼谷10120）dnf100级装备
摘要:《中国机长》与《攀登者》均为''北上”香港■导演执导，均关注真实发生的行业故事的新主旋律大
片，且二者选材都具掀起观影热潮的巨大潜力，但二者实际接受效果却大相径庭——前者累计票房29. 13 亿元，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跻身国产影史票房榜十强（排名第九），而后者累计票房10. 98亿元，
投资一 定不菲的它在与影院分账前提下难有收益。这种差别实归因于叙事与表达有异。因而，在比较视阈中细
致探究二者的叙事异同与表达得失，无疑于相似类型的国产电影的未来创作有所启示。
关键词：《中国机长》;《攀登者》；叙事；比较
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志码：A 2019年国庆档上映的电影《中国机长》与《攀
登者》，均为“北上”香港导演©执导，均为关注真实
发生的行业故事（前者关注民航行业，改编自2018 年“5 • 14川航航班备降成都事件”；后者关注登山 行业，改编自中国登山队I960年和1975年两次
登顶珠峰事件）的新主旋律大片；虽二者乍看起来 都获得较高的票房，但相比起来，《中国机长》显然
大获全胜（截止于2019年，累计票房29. 13亿元， 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还跻身国产影史票房榜
十强［排名第九］严另外还摘取第35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毕男］），而投资一定不菲的
《攀登者》（截止于2019年，累计票房10. 98亿 元），在与影院分账前提下很可能不会有什么收益
（回本甚至都有难度）。审慎分析，二者所选题材 虽都具掀起观影热潮的巨大潜力，但实际接受效
果却相差如此之大，关键因由实在于叙事得失不 同。在比较视阈中细致探究二者的叙事异同及其
表达短长，无疑于相似类型的国产电影创作有所 裨益。
文章编号：1674—5248(2021)01—0150—06
一、相同的类型旨归、形象标识与奇观 表现
（一）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
“主旋律电影类型化可谓主旋律电影借鉴娱
乐化的又不断演变的类型电影成功经验的现代性 能指运动。”口珈很显然，《中国机长》与《攀登者》都 是“北上”香港导演执导的类型化主旋律电影；偏
离中国内地传统主旋律电影“非常庄重、理性，严 肃有余而活泼灵动不足”的特点，而“由于文化背
景、个体接受教育背景等的差异”，“看历史、表现 历史跟内地会有差别”的刘伟强、李仁港，则“以一
贯的实用精神，尊重观众、市场的务实态度”，举重 若轻地把主旋律电影“方方面面处理得好看甚至 好玩”也 —— 当然,《中国机长》《攀登者》也摒弃了
内地长期以来一些主旋律电影所存在的“主题先
行、题材陈旧且模式化之弊”，以及“内容大于形 式，说教彩浓厚，往往流于'观念的传声筒'的层
收稿日期：2020—09—16
作者简介：峻冰（1970-），男，安徽蒙城人。教授,
艺术学理论与应用语言学研究。
黄宗英，主要从事影视理论与批评、比较电影学、影视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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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g啲问题。
《中国机长》和《攀登者》显然都做了突破边界、类型融合的努力；作为主旋律大片，《中国机长》在灾难片的主导类型模式中吸纳恐怖、惊险等类型元素及友情亲情、道德伦理等题材成分，《攀登者》
则在探险片的主体架构中融入武侠片、恐怖片等类型元素及爱情、政治等题材成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较为注重以人本为核心的创作理念与以叙事为先导的类型经验的实施，较好实现了主旋律电影对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的自然流露，同时又借类型建构与技法创新促进了主旋律电影应有的宣教功能与观赏吸引力的有效达成”。邱
（-）H平凡英雄”的形象标识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机长》《攀登者》尽管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它们仍然借鉴了好莱坞灾难片、探险片等类型成规，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个人英雄主义的渲染性书写一在导演意旨上，它们力求合情合理（虽然这种一厢情愿的创作意旨不一定能有效实现）。在某种意义上，“好莱坞电影是一个聚焦于一个主角（英雄、核心人物）的特定长度的故事；它包括了特定的制作标准，一种（无从觉察的）剪辑风格，音乐的运用，等等。”⑷毋庸置疑,《中国机长》刻画了英雄，如机长刘长健（张涵予饰）、第二机长梁栋（杜江饰）、乘务组组长毕男（袁泉饰）等；同样，《攀登者》也塑造了英雄，如登山队队长方五洲（吴京饰）、登山队副总指挥曲松林（张译饰）、摄影师李国梁（井柏然饰）等。只是这些英雄并非常规意义上的“本领高强、勇武过人的人”，或“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旳而就是活在现实中（有时就在我们身边）的“平凡英雄”一具有英雄性格（勇敢、坚韧、果断、利他、尽职等）的普通人，在关键时刻（尤其是危难时刻）能迸发出超乎常人的勇气、魄力且往往能扭转局面、化险为夷。
然而,《中国机长》《攀登者》对“平凡英雄”的刻画与塑造，不仅与内地传统主旋律电影有异，亦和好莱坞电影的经典类型程式不同。由于两片都书写鲜明的行业事件，因而它们聚焦职业体，把其作为普通个体与家国民族密切相连的桥梁，如《中国机长》中的飞机驾驶员、乘务员，《攀登者》中的登山队员、气象监测员等。影片悄然放大了人物在艰危之时使他们安身立命的职业必然具有的社会担当与利他意识（敬畏职责，敬畏生命，敬畏规章等），使其在此时此刻的个体命运、人生抉择与集体利益、国族尊严休戚相关。也就是说，两片对“平凡英雄”的重塑并不生硬，也并非无原则的过度拔高，尽管其内在动力仍导源于东方文化与中华主流意识形态。它们“努力于角卓越的职业素养与专业技能的声画展现，既突显主人公关键性决策及具体动作的实施，也巧妙铺垫、照应行为动机与不同的力量源，将叙事主线与辅线中的个性化人物并置，使显在本文、潜在本文的情理逻辑与受正史、野史共同作用的影像世界更加契合真实情境、人性本位及人道关怀意识”丿3"具言之，片中的“平凡英雄”均由明星生动平凡地出演；本文褪去其明星的光环，凸显角特殊时刻的英雄人性闪光与高尚的精神品质，在逼真的规定情境中流溢出易于满足观众期待视野的某种东西，从而激起他们的观赏兴趣与审美渴求。
（三）细节放大、宏大奇观对观众猎奇探秘心理的迎合
众所周知,《中国机长》是将发生时间仅34分钟的真实事件（从飞机风挡玻璃破裂事故发生到
飞机平安着陆）搬上银幕，拍成再现时间为no分钟的电影，而这显然要依据事件发生的自然逻辑对相关素材予以深挖来厘定影像表达的时空；因此，登机前机组人员的心理状态与情感指向、机场地勤部门的日常情况及工作准备、候机大厅的环境氛围、乘客登机时的样貌神情等，都要给予一定篇幅的交代；自然，飞机失联时，机组、空乘成员及机上乘客的在地面的亲友非常焦虑的心情、样貌，备降机场地勤、医疗、安保、消防乃至军方应急部门等极为忙碌的情形也是影片展示的内容；有意味的是，航空爱好者们齐聚山顶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团结精神的彰显，影片也适时适度地作了铺叙，自觉不自觉亦合情合理地扣合了主流核心价值观。当然，合乎情理地以压缩空间、放大细节来拉长时间的时空转换之法具体展现突发危机对身陷其中的机组人员、乘务人员、乘客们的心理和生理影响，极限处境与人类意志的冲突，极不确定的场面、情境等，乃是叙事重心。鉴于影像叙事必须基于现实的情理逻辑，单一性事件冲突的不可逆转，驾驶舱、客舱等密闭空间中人物行动的严重受限，且本文在较大程度上可谓对真实事件的复刻,《中国机长》的情节高潮及演进发展主要集中于受损飞机返航途中的惊险遭遇一风挡破裂脱落、机舱突然释压、遭逢恶劣天气、冒险巧妙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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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云（利用积云裂解缝隙）、被迫超重降落、紧急收油防撞、几次反推无效、机组合力刹车、空乘本真反应、乘客惊魂未定等，都是本文奇观表现的重点；不仅如此，在极为紧张、惊险、恐怖、绝望的视听氛围中，平行蒙太奇、交替蒙太奇的叙事技巧也巧妙呈现出客舱、驾驶舱内的险象环生，乘客
与乘务员的情感、言语冲突，险恶的飞行空域环境，备降机场有关部门忙碌协调与通力配合等。其间，特效画面与外部叙事节奏对极端天气（尽管恶劣气团等是虚构出来的）的奇观化模拟，多种景别短镜头对驾驶舱、客舱危急情状（亦有虚构成分）的快切展现，影像对刘长健机长坚定果断的勇敢动作的特写强调等，使观影者因“完形推理”和“心理迁移”对饱满的情节及罕见的宏大奇观、微奇观（放大了的细节）生发出自然的认同感和共情心，宛若让•米特里（Jean Mitry）所界定的“求助于某种直觉逻辑”的“使感知延续和完善的一种'瞬间判断”'。冏客观而言，除了对过去的闪回与对人物潜在心理的揭示，片中场景设置、影调调、人物造型、角言行、视听修辞等细节处理、奇观展现都较为扣合现实的合情合理性；其在人物言语动作上显然借用近年颇为流行的国产都市青春片常用的时兴文化、生活元素，通过自由和恋爱、事业和家庭、婚姻和二胎、集体和个体等当代社会习见话题及大众时髦社交手段（、抖音、网游等）的适当引入，使影像世界更为写实、逼真，对观众也更具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乃至震撼力。也正由于平行蒙太奇、交替蒙太奇、对比蒙太奇、重复蒙太奇等叙述手法的恰当实施，被多达近四千个镜头组接起来的《中国机长》既创造出合于现实情理的叙事节奏、风格韵味，也借真实可信的视听修辞与影像表达自然流露出生动感人的人性基和大爱情怀—汝是什么意思
—有机实现的时空艺术转化与内容形式的互渗，有效迎合了观众的猎奇探秘心理；因为，航空题材的惊险时刻、灾难复现，驾驶人员与美女空的遇险反应，抑或执飞机长于高空巡航时的悠闲姿态等，毕竟都是绝大多数人不曾见到过的。
诚然，讲述中国登山队员两次登顶珠峰旧事的《攀登者》，肯定要奇观化展现珠峰的壮观、奇险、神秘、伟力及与其相关的自然景观的雄奇、魅力，当然亦要表现人与自然的强烈冲突，人类征服自然的勇敢行动、心理状态和环境氛围，如中国登山队1960年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前突遇雪崩；中国登山实训队1975年攀登拉巴日峰遇险（海拔7018米，仅次珠峰，队员们误以为雪崩而慌乱逃生），之后欲冲击顶峰的登山队在大风口侥幸脱险，为救所爱之人徐缨的“硬汉”方五洲硬是抗起滚落的巨大雪块，多次请缨带队冲顶的李国梁在登顶重要关头不幸坠亡，突遇雪崩但死里逃生的方五洲终于带队成功登顶及大家激动地向大本营、北京、祖国汇报等场面，无疑都奇观纷呈、惊险无比。自然，其中亦少不了具有新意的细节处理。但毋庸讳言，其中亦有令人遗憾之处。由于影片对个人英雄行为的过度凸显，对跨越时间、空间的爱情能量的超现实渲染，遂使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的影片的不少情节的逻辑前提与现实情理在一定程度上趋于证伪，甚而具有某种程度的超现实主义魔幻彩一而这也较大地影响了故事的观赏性、可信性，从而与受众由前经验、前认识所累积的期待视野相左。
二、不同的叙事视点、叙事线索与真实建构
（一）叙事视点切换与结构创新有异
显而易见,《中国机长》与《攀登者》都尽可能选取了客观全知的叙述视点，然细加探究，两片在事件叙述的开端、叙事结构的铺排、叙事视点的切换、叙事线索的展开等方面则存在较大差别，或者说，是有着明显的风格化差异的。
《中国机长》的叙事采取客观视点的线性叙事方式，以“开端一发展一高潮一结尾”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依次展开。但它在客观再现灾难事件的同时，也四次巧妙植入影片主人公第一机长刘长健的主观话语，进而在主客观视点的合理转换中达成了观察者身份的变换确认与主流意识形态效果的有效传达一机长的预先想象性画面（全家人欢欢喜喜为女儿过生日；天真烂漫的女儿在空荡荡的机舱里漫步）：暗指家人实为生命个体遇险求生的最坚定、最本真的信念与力量；机长的合理想象性画面（机舱中乘客焦虑、恐惧、乏力的情状）：这组用另外时空（先前乘客登机时）中的藏族男孩讲“扎西德勒”的闪回画面作结的快切短镜头，呈示置身险情中各人物的失衡心理情感与主人公对眼下历险的宜观判断，这促其直面困境、坚定决心、恪守职责并奋勇一搏；机长的画外独白（飞机闯入恶劣云团与地面失去联系时，“一定要挺住，冲过去”）：与画外音相扣合，影像呈现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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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果断操作的手部特写，而后飞机冲出积云并取得对地联系，展示了机长勇敢拼搏的英雄精神和集体信念；机长的画外独白（飞机坡度突变非常危急时，“我要把119名乘客安全地带回地面”）：与画外音配合，特写镜头切机长迅速拉抬飞机的手部动作，揭示曾有轰炸机驾驶经验（在军队服役多年）的机长的责任担当、战斗意识与奉献精神。主客观视点的恰当切换将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相统一，物理真实与诗化真实相交融，不仅展现了既为个体亦为主体的刘长健对自我“父亲/机长/平凡英雄”的多重身份的认同过程，也让他“咱们得把飞机开回去”的话（对身边机组人员所说）显得朴素自然和有力量。很
显然，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核心价值观借这种颇为人性化的视点转换、情节设置自然而然地潜隐于个体视野与职业体之中。
《攀登者》的客观叙事视点是有一个确认过程的；摄影机与剧中人物视点的合二为一逐渐被与“上帝的眼睛”重合的摄影机的全知视点所代替。影片一开始是以女主人公徐缨（章子怡饰）的画外旁白来展开故事讲述的，影像世界被女主人公富有深情的讲述引领着徐徐展开。咋一看来，影像导向了限知视点的叙事，然之后（12分45秒一20分54秒）的情节转换则悄悄将客观的讲述者置于优先位置一叙事视角和观看角度的分离导致摄影机的全知视角对画外旁白者“语言话语的置换”卬并由此推演开来，同时通过插叙、闪回对非限知视角能够把握的叙事时空（已经不是女主公的回忆或她所可见的内容了）的呈现对此一再确认。第三人称全知视点的成功设置无疑有助于对影片所改编的真实事件的完形一中国登山队确实分别于I960年和1975年两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影片虽没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先交代I960年的登顶事件，它从1965年讲起（此时的中国登山队已经解散，因成功登顶珠峰而成为登山英雄的方五洲已经进了工厂，偶尔去给气象学院的学生开讲座，同时与在气象学院读书的徐缨恋爱），但之后的闪回还是清晰地交代了I960年中国登山队珠峰登顶成功但却因无图像证明（为救人而使照相器材遗落）而遭国外登山界质疑的旧事及现实影响。因而，本文在整体上还属线性叙事结构，一如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指出的，“无论有无闪回，一个故事的事件如果被安排于一个观众能够理解的时间顺序中，那么这个故事便是按照线性时间来讲述的”⑷一方五洲近景镜头转场对过去回忆的标明，提示
重要时间信息的字幕以及徐缨的画外音讲述都使观众能有效完形情节结构和故事脉络，进而对历史叙事予以认同。然与此同时，本文又借徐缨多次“我们的故事”的画外讲述，辅之配角杨光（胡歌饰，影片彩蛋中展示其为实现父亲的愿望，右腿伤残截肢后再次于2019年依靠假肢登上珠峰©）、李国梁（标示登顶时为留证据的摄影的重要，照应I960年中国登山队虽登顶珠峰但因无摄影图像而不被国外承认的前事）、黑牡丹（何琳饰，李国梁的爱慕者，多起增加叙事情趣的作用）等人的视点，国族记忆、集体意识、英雄精神等又因私人化叙事被自然而然地结构进主线，即以不无煽情意味的微观视点观照宏大主题，以私人话语与俗常情感的渲染来撩拨观影者的心弦，意欲激起其情感共鸣和同理认知。但不用讳言，徐缨的多处个人情感的画外音讲述因游离历史叙事主线之外而与影像世界缺乏必要的张力；中国登山队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却因缺乏影像证明而不被国外承认的重要线索及由此带来的矛盾冲突（此时印度南坡登顶的竞争态势、国族的态度、被宣传塑造成英雄的登山队员方五洲、曲松林、杰布@与国族的关系等），因与方五洲一样同为登山英雄的曲松林及领导、辅助于此的登山总指挥赵坤（王景春饰）等人显然表征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视点与叙事线索较大程度的缺乏且无有较为充分的展延。正因个体对国家、民族从情感共鸣到自我身份认同的随意变化，私人叙事线索与主流意识形态线索发展的不平衡，民间话语与国族话语之间张力不够，故本片虽拥有足以燃爆观影市场的题材、意图，但终究没能激起更广泛的观赏趣味，没有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接受效果（至少没有实现它本应实现的接受效果）。
（二）实践价值与接受效果大相径庭
对书写历史的写实作品来说，不可回避的是要处理好必然的偶然性表达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
建构问题。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And" Bazin）基于“影像本体论”（机械自动生成的影像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与被拍摄物同一），认为电影写实主义的主导方法论为主要以景深镜头、段落镜头来构思、设计、调度、再现外部现实的“真实美学”，即表现对象的真实（如实再现事物原貌的多义性、含糊性、不确定性及题材的直接现实性）；时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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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俊晔真实（严守戏剧空间的统一和时间的真实延续）；叙事表达方式的真实问（“能够表现一切，而不分割世界；能够揭示人与物的隐蔽含义，而不破坏自然的统一”）」遡然因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实）不可能自述，且不可能被再次经历或又次在场，故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永远是过去的未知的神秘的历史事实的文本化很不易建构；或严肃客观写实再现，或合情合理诗化虚构；或忠实于历史，或抛开它等，但无论如何，都应以最大的真实性为依据。
《中国机长》聚焦新近发生的特情真实惊险事件，叙事紧凑饱满，视听修辞与主流意识形态传统的交融互渗显得到位传神；它在较大程度上紧扣客观实际与现实情理逻辑—
—采用实景拍摄（川航跑道，空客319事故飞机等都是真实的），狭小的机内空间规定了限制性摄影
（大小景别几乎没有变形），同时照顾客观现实的诸多限制（如必须合乎民航飞行实际，合乎空客该型飞机的性能实际等）。然若以更高的要求来加以审视，尽管该片较为全面、充分地展示了建立于客观实际之上的视听内容，但倘能在题旨内涵、创意高度、思想深度和语言修辞上努力拓进，精心刻画性格多样、立体复杂、个性突出的剧中主要人物，不仅高屋建领：且合乎情理地展现源于生命本能、人性基的相异性抉择的因由、动机，同时展开新颖的事件回叙、剧情展演与意义建构，那该片就极易升级为艺术杰作一当然，它亦能有效询唤出意识形态效果，实现艺术与类型、思想性与观赏性的高度统一。
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攀登者》的叙事动力具有为祖国、民族攀登的影子，创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如表现了方五洲、曲松林两位登山英雄的矛盾等），意欲用两组剧中人（方五洲、徐缨；李国梁、黑牡丹）的爱情线将这一情节动力多样化，进而实现个体与体、历史与当下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表达。然而，过多地表现稍显旁逸的支线在与主线互动时反而淡化了主线，进而使包括主人公在内的众多剧中人物都不够立体丰满（曲松林除外）：方五洲等人最后一次冲顶珠峰时突遇雪崩，急促下撤时竟武功超绝般飞跨大雪谷，并能立即反身跃起抢回重要器材，且能迎面雪崩袭击，被冰雪掩埋后侥幸存活的他仍能带队继续冲击珠峰峰顶，在徐缨突患肺水肿死亡之前仍能与她谈一次徐缨自己所认为的“真正的恋爱”（而后冲顶成功）一关键是方五洲的“武功”卓绝，前文叙事却少有铺垫，缺乏生活逻辑合情理性的支撑；而在其与徐缨早年的恋爱线索中，章子怡所演
的情窦初开的青年女大学生也显“老”而违和。此外，影片在中心题材、主题意旨及与之相关的事件（为国族攀登，攀登之困难等）的叙述与表达的深广度上尚显差强人意、感人不深一与片中人物的视点重合的摄影机的观察视点也较大程度地游离于国族话语的具象呈现之外，私人视点所经历、见闻的尚有不尽情理之处（如彼此相爱的黑牡丹和李国梁颇具主观设定彩地同时贴面掉落冰裂缝，显然是故意为之的李国梁在即将登顶成功时却因被前面队友一个不慎散落的氧气瓶砸中继而英雄神话般之死等）。再者，本片叙事结构基本循1975年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情节线索展开，被回忆出来的I960年第一次成功登顶珠峰之事也因过于简略而没有给叙事提供充分的动力一为什么攀登抑或为国族攀登的行为动因显得不够充分，好像登山英雄方五洲仅仅是被登上珠峰归来后要向心爱的人徐缨表白（“我要娶你”）这件事在鼓励促进着。故而,1975年5月27日下午两点半，方五洲等9名中国登山队队员登顶珠峰后报告大本营、报告祖国、报告北京成功登顶并将国旗插上峰顶（实测884&13米）的言语行为与影像表达，也显得过于形式，没能极大地震撼观影者；而最后也没凸显摄影的巨大作用，叙事亦没对此有所照应（摄影师李国梁已英雄般地牺牲了）一而这却是曲松林对方五洲十多年来耿耿于怀的点（责怪其不该为了救自己而遗落了照相机），是叙事必须予以正向观照的。更令人费解的是，片尾登顶成功的英雄方五洲作为主人公，他站在峰顶竟然回想的还是与徐缨之前的恋爱情境（在气象学院或废弃的工厂内手拉手谈心等）或处理与此有关的事（将曾送给徐缨的化石埋于峰顶等）一这明显是对观众过度迎合的结果。概言之，影片影像表达重视了特效画面的累积与渲染，过多地照顾了私人叙事与民间话语（个体无意识），但却在较大程度上忘却了对社会环境、时代习俗、主导文化、现实条hp电脑售后电话
件等的话语情境、生活情理和国族意识的讲述、描绘、虚构与演绎。显然，这是需要未来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叙事创作加以总结并予以实践平衡的。
宋祖儿近照•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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