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茅以升的工程思想
——以钱塘江建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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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ngineering Thought of Maoyisheng：A Cas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Qiantang River Bridge
徐立/XU Li
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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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Researcher station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CAS,Beijing,100049摘要：在钱塘江建桥过程中，茅以升给后人留下了富有中华文化特的工程思想。他分身有术、配套成龙，组建了从建桥英才罗英到普通工人的优秀团队。他集思广益“取法乎上”，“勤于实践”勇于创新，以中国人的设计取代外国人的方案，主持我国第一座现代桥梁的施工。他“缓事急办”，建桥育人，在钱塘江工地培育了一代桥梁精英；他“急事缓办”，延缓炸桥，把大桥的使命发挥到极致。茅以升以哲人工程家的风范在我国桥梁史上谱写了新篇章。
关键词：茅以升钱塘江大桥工程思想
Abstract:Abstract: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Qiantang River Bridge, T.E.Mao(Mao Yisheng)left behind unique engineering thoughts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He set up an excellent team from the elite group of engineers such as Luo Ying to ordinary workers and established a complete talent training system.Under the guidance of engineering epistemology,that is “Thinking more,emulating the best examples”,he worked together with them,pooling their knowledge to innovate new ways and methods of bridge building.Therefore,he presided 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modern bridge in China and adopted Chinese design instead of the scheme of foreigners.On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the the Qiantang River Bridge,Mao Yisheng intentionally took effective measures to accelerate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bridge construction personnel and bred an elite generation of bridge construction.Meanwhile,when Japanese aggressors approached Hangzhou,Mao Yisheng showed his tremendous courage and wisdom to make a difficult decision that they wouldn’t destroy the bridge until the last moment.So he postponed blowing up the bridge in order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bridge to the extreme.All in all,with his engineering dialectics,Mao Yisheng wrote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bridge in our country.
Keywords:T.E.Mao(Mao Yisheng)Qiantang River Bridge Engineering thought 中图分类号：NO31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4年4月30日，修回日期：2016年5月10日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六批特别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3T6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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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立（1984—）男，浙江杭州人，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现任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科教合作办公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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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理与工程创新。E-mail：atlas.xu@aevris
在自然辩证法界，李醒民先生提出了“哲人科学家”的概念，（[1],p.2）陈昌曙先生提出了“工程家”的概念，([2],P.178)我借用两位先生的思想，称我国老一辈工程大师茅以升（1896--1989）为“哲人工程家”。茅以升的工程思想既充满科学理性精神，又富涵中华文化的智慧。他负责设计并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当年以最高的速度、最低的造价建成，至今仍与西湖美景相辉映，既美且寿。世纪之交，我国李伯聪先生等开拓了工程哲学新领域，大力倡导对工程大师的个案研究，詹天佑、侯德榜、茅以升、钱学森等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3],P.65)正如哲人科学家海森堡所说：“每个工具都带有用来创造它的那种精神”。（[4],p.1）本文试以钱塘江建桥为案例，分析茅以升的工程思想，以纪念他诞辰120周年。ie无法打开
一、分身有术，配套成龙的团队思想
早在1926年，茅以升在清华学校演讲时就提出了“工程家”的概念及工程团队的思想。他所指的工程家不仅是工程大师，而且是管理大家，是工程领袖人物。“工程事业，无论巨细，均非一人独力能办，多者集至数万人，苟非策力，曷克奏效！”（[5],pp.55）是故“太古之世，开国帝王，如盘古、有巢即为工师”，（[5],pp.49）大禹也是“领导了千万的工人，治平水土...做了人民的领袖。”（[6],PP.232）
工程力量之伟大、功效之久远，必有其人才团队的特点。茅以升指出：“以上每种事业，均需下列三种人才：（甲）工程师——司运筹及总指挥事；（乙）技师——即工头，司领率工人事；（丙）劳动者——执行种种工务。”（[5],pp.52）茅以升对工程家与工人在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持唯物史观。以桥梁为例，他说“桥是人民创造的”。桥的多少和大小、桥的规模和形式、桥的效用和寿命“所有这些决定性的因素，都是人民众的思想、智慧和力量的集中表现”。（[7],PP.412）以赵州桥为例，他说赵州桥“是隋代以李春为代表的工人众造成的”，“正是在这支优胜的桥工队伍中，出现了卓越的建桥大师李春”，而这支队伍又必然是在当时大量的土木工程技术队伍当中涌现出来的。所以，茅以升认为：“今天纪念李春，就是纪念建造赵州桥的全体劳动众....同时，也纪念李春所代表的我国古代的所有的桥工巨匠。”（[8],PP.231）因为李春他们的成就无疑是对前人
的继承与创新。
茅以升的工程团队思想在钱塘江建桥中有具体展现。“钱塘江造桥”在杭州民间流传的谚语中，是用来
形容一件不可能的事。从1875年晚清巨商胡雪岩耗资千金，招聘英德法三国工程师实地勘察，试图建桥直至辛亥革命后屡有建桥之议，均屡议屡辍，无果而终。钱塘江建桥之所以一次次流产，工程艰巨、资金难筹、技术落后是重要原因，但最关键的是缺乏人才团队，缺乏领头的工程大师。直到1930年代，海外学子陆续学成回国，但外国工程师听到中国人自己要建钱塘江桥，依然冷嘲热讽：“他们没有建这种大桥的经验和本领！”“一定要失败的！”（[9],pp.2）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茅以升受命担任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被推上了中国桥梁的历史舞台。他离开天津北洋大学的讲台，只身南下，一切白手起家。好在如同詹天佑背后有袁世凯，侯德榜背后有范旭东一样，茅以升背后有曾养甫。时任浙江省建设厅长的曾养甫素有“孙中山建国方略实践第一人”之称，他将建桥的用人全权授予茅以升，对茅以升一再声明：“造桥工程完全由你负责，我绝不干涉。”([6]PP,358)茅以升肩负工程建设的全面组织工作，包括桥工处的自组织结构建设和工程实施的合同组织。从制订《钱塘江桥工程处组织规程》，到招聘承包合同组织，各项工作体现了茅以升工程团队思想的特。
替手，分身有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桥工处开门的第一件事是组成建桥‘班底’”，茅以升首先想到，“最要紧的是要请到一位主要助手，并能代替我的工作的人”。这一观念对于他成就大事业关系非同一般。替手，就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能够使茅以升分身有术，体现了他眼光远大，虚怀若谷。这是组建配套成龙的工程团队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那时一般工程机关的首长，
都兼任总工程师。我因尊重罗英，就请他担任钱塘江桥的总工程师。”（[6],PP.361）反观科技史上常有杰出人物总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总觉得舍我其谁，这种“权威”听不进不同意见，不仅是自负，也是自私。其结果往往是断送了大好机遇，令后人扼腕。
正如工程科技史上那些处于最佳组织的团队，在“帅才”身边都有甘愿拉“第二小提琴”的“将才”加以辅佐，就像罗森勃吕特对于维纳，陈堃球对于王选一样，罗英就是茅以升的副指挥长，茅以升与他不仅志同道合，而且才识互补。罗
英建桥经验比茅以升丰富，又非常尊重茅以升，视茅以升为知己。他说自己“虽负工程上责任，但全部事项，概由本处处长茅以升博士指挥而总其成。”（[10],PP.66）在整个建桥期间，他俩同心同德，配合默契，成为工程团队的坚强领导核心，
沈梦辰男人装重素质，人才配套茅以升认为工程人才是复合型的，必须具有综合素质。“工程师成功之要素，至少计有六项。依其重要之次序，即品行，决断，敏捷，知人，学识及技能。”([5]PP.36)他强调“陶情养性”、“领悟人生之真谛”，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贯穿工程人才事业始终；他重视决事魄力、经济思想、管理艺术，无此才能不足成大事业；他把学校培养的学识及技能列为基础，必须终身学习，与时俱进。
上述6要素虽有天赋和教育的成分，但更靠社会实践的历练。茅以升以此为标准，内借外聘，从全国
经济委员会、浙江省公路局、浙赣铁路局、上海市工务局、浙江大学及浙江交通管理处等部门和单位网罗人才，聘任资深工程师和工区主任各4位，委任会计主任、事务主任各1位，再加上工务员、监工等配套人才，把桥工处组织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设计施工战斗队。
“产学研用”一条龙茅以升倡导工程团队应该是“人人生产，天天学习，处处研究，学用一致”的人才队伍，他本人言传身教，是“产学研用”的表率。他同工程师们分工研究“流沙与冲刷的关系”、“如何将木桩头深埋江底”、“倾斜岩层上的沉箱，如何稳定”、“合金、铬铜钢杆件的性质”等等。“我对这些的研究，都是在进行中参加意见，或在争执不下时做最后判断”。（[6],PP.16-17)工务员们说：“我们难忘的是，在建桥的工作和生活数年中，人人书不离手，有钱就买书，空闲就读书，形成自觉的学习风气。”（[9],PP.80-81）工人是“产学研”的主力军。在钱塘江建桥的日日夜夜里，茅以升经常深入工地，垂询工人的操作，听取众意见，支持改进办法。“钱塘江桥的许多技术措施，属于尝试性质，特别在桥墩的基础工程上，其所以能尝试成功，就靠工人们参加的创造发明。”（[7]pp,395)正桥打桩，工人们提出木桩套上铁靴等好办法才使射水法得以成功；围堰倒塌，全靠工人们想方设法才把全部钢板桩拔出来；搬运600吨重的沉箱，也靠工人提议摇转轴轮、牵索下锚等措施，才使沉箱个个听话。像这样的创造性意见和办法不计其数，“钱塘江桥的工人们发挥了集体智
慧、集体力量，胼手胝足，战胜重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个所谓不可能的‘钱塘江造桥’的工程。”（[7],PP.394-395）
二、“取法乎上”，“勤于实践”的创新方法
“取法乎上”、“勤于实践”源于茅以升对人生征途的反思，是他对工程创新方法的总结。1981年他应《浙江日报》编辑部约请，把“治学经验”概括为“十六字诀”，即：“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8],PP.470-474)作为言传身教，他题赠青年科普作家“十六字诀”：“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勤于实践，勇于创新。”([11],PP.115)“十六字诀”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2]有异曲同工之妙，是茅以升践行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写照。
茅以升常说在桥言桥，他对工程师和科学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有深刻的认识，([13],p.47)根据工程师的特点，他首先强调“博闻强记”，“见多识广，能启迪你的思想”；其次要“多思多问”，“有疑问，有设想，才能去证实，才能有突破。”（[8],PP.472）再次坚持“取法乎上”，如同华罗庚“弄斧必到班门”，创新哲理所见略同。如此持之以恒，在实践中创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主持设计超越洋人钱塘江桥是中国人建造大型现代桥梁的创举，没有现成的成功设计可以采用。茅以升“取法乎上”，站在了华德尔的肩膀上。华德尔是美国桥梁专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顾问。1933年春，他应曾养甫之约，历时3个月，依据我方提供的有关工程资料做了一套现代大桥的设计。他的方案平层并列式公路、铁路两用桥，在六和塔附近选择桥址，他的桥基筑法—-用气锤及水冲法打木桩等对茅以升主持的设计均有启迪或借鉴。
但是，茅以升不迷信权威。钱塘江的水文、气象，尤其是地质极其特殊，华德尔的设计仅凭很有限的资料，没有经过实地勘测，其合理性和可靠性都必须缜密论证。茅以升与同事们进一步全面、深入、细致地调研建桥与社会协调、与人文协调、与环境协调等（[14]，p66)对于最初决定的建桥条件重新加以研究，以此来审视、分析华德尔的设计方案，坚持“多思多问”，大胆怀疑，致力证伪，结果发现了华德尔设计的诸多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