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解读·
大同党、社会主义者同盟与中国共产党“胚胎”
——对《密勒氏评论报》一则新闻报道的解读
王建军 张新民
【摘 要】《密勒氏评论报》 于1920年5月15日报道了4月11日发生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则新闻。从新闻时效性来看，这已经属于“旧闻”，但《密报》却把它放到头版头条进行报道。通过对此则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以及报道中所提及的时间、人物、目的等核心要素进行考证，可以了解这次重要会议与大同党、社会主义者同盟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最早的“胚胎”或于1920年4月11日诞生于在上海召开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与大同党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东亚四国”会议的活动中。
【关键词】《密勒氏评论报》；大同党；社会主义者同盟；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东亚四国”会议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6）-0072-10
《密勒氏评论报》（下文简称《密报》）是由托马斯·F·密勒于1917年6月在上海创办的新闻周报，总计在华出版发行33年（中间1941年12月到1945年10月因日美战争而中断4年）。《密报》始终遵循“密苏
里新闻帮”独立、客观、真实的办报风格，并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其创办后到新中国成立间发生的重大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新闻事件。《密报》先后报道了红中国、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等重大事件，在驻华外国媒体中影响力较大。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该报成为唯一仍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美商媒体。1953年7月，《密报》因报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发动细菌战而被美国中断国外发行渠道，最终因失去国内外经济来源而被迫终刊。
就目前来看，学界对《密报》专门研究的文章不多，由于《密报》为英文刊物，大部分内容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之前因定位高端、发行范围及发刊数量所限，英语不精的普通读者难以阅读这些英文材料，更别说进行深入研究。在2014年之前，《密报》除在国外图书馆有藏外，国内仅上海徐家汇图书馆和上海社科院及北大图书馆有藏，其余各地还未曾发现。故近
半个多世纪来因资料稀缺和翻译理解之难，国内外对《密报》的研究者不多，研究论文和专著也不算多。尽管上海书店影印出版《密报》（2014年）和《密报》续编（2015年），但目前国内对其进行研究的人尚为数不多。中国知网所载录的关于《密报》研究的期刊论文①与硕博学位论文①均为数不多。截至目前为止，专门研究《密报》的既有成果中，尚没有与中共建党活动相关的文章。岳云鹏出轨
①相关研究成果有胡勤、周航：《〈密勒氏评论报〉抗战报道立场的两个重大转变》，《湖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马学强：《从密勒氏评论报看中共抗战》，《兰台内外》2015年第5期；郑保国：
《密勒氏评论报专业新闻团队的跨界特征及效用》，《现代传媒（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伍静：《小鲍威尔时期的〈密勒氏评论报〉及其“左翼”朋友圈》，《新闻记者》2017年11期；刘姿驿：《从观望到调适：〈密勒氏评论报〉在1949年的抉择》，《东岳论丛》2016年第1期；郑保国：《〈密勒氏评论报〉：美国来华专业报人的进与退》，《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8期；朱江：《〈密勒氏评论报〉中的张謇》，《档案与建设》2014年第5期；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陈其钦：《评〈密勒氏评论报〉》，《图书馆杂志》1991年第6期；陈依：《〈密勒氏评论报〉与上海问题》，《社会科学》1991年第12期等。知网上可查总计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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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密报》头版头条的一则新闻
1920年5月15日，《密报》在头版头条发布重大时事新闻，英文原文翻译如下：中国政府有些惊慌，因为最近收到淞沪护军使、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将军提供的一份报告，大意是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朝鲜革命家、日本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学生领袖们每天都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会议，并且正在设计密谋推翻中国政府的手段。根据卢将军的报告，这种实质性的第一次会议已于4月11日在永乐里（Yung Lu Li）举行，审议苏联政府提出的归还中国东部铁路、取消庚子赔款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提议。
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决定，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些提议，不与苏联政府建立公开的官方正式关系，他们将在上海组织一个“中、日、俄、朝联合代表委员会”，首先团结这四国人民，然后推翻中国和日本军政府，以便人民能够享受平等和自由。据报道许多曾在日本学习的与日本社会主义者有密切联系的中国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自愿前往各省，目的是让人民接受他们的施政原则。卢将军的报告还提到了某位前内务部长级人物，作为整个运动的精神领袖，他曾被提到过。由于这位前官员在华北或华南与人都相处的不和好，他已被迫加入布尔什维克；并且他打算计划雇佣一些学生来推翻中国南北政府。
卢将军已要求上海外事专员与法国公董局一道，着手控制在法租界内密谋的这些扰乱治安的分子。他敦促关闭租界内的所有学生组织和布尔什维克或社会主义组织，驱逐他们的成员，并雇用侦探防止他们搬进其他房屋。但卢将军在给北京的报告中说，法国公董局并没有尽最大努力去处理动乱分子。北京内阁收到卢将军的电报后，立即向各省发出电文，援引卢将军所说的话，指示各省当局对信件和电报进行审查，并密切监视在其管辖范围内可能发现的可疑人员，防止他们在中国众中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据卢将军的报告说，上海正迅速成为布尔什维克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活动的中心。另据北京的中国官员提供的信息，上海当局正在采取措施“封锁”上海，防止布尔什维克宣传人员从上海进入中国其它省份。
这段材料原文虽为英文，但其中却保留着当时这次会议活动的一些新闻要素：从时间上看，正好处于
五四后、中共一大召开前，并且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早期在上海活动的关键时间节点；从地点来看，法租界永乐里，距离老渔阳里、中共一大会址都很近；从参与人员来看，有布尔什维克分子、革命家、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从会议性质和活动内容来看，明显有“布尔什维克”“颠覆南北政府”等革命性质。从中共创建史的角度来研究这则新闻，它所有要素都暗示：这次活动很可能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萌芽（或胚胎、诞生）有较大关系。
二、对这则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的判断
在上海的其他中文媒体也都对此事进行
①相关研究成果有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周航：《密勒氏评论报（1937—1941）抗战报道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孙宝琴：《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国重大事件报道分析（1936—1941）》，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周虹婷：《密勒氏评论报》中的浙籍名人体研究（1918—1948），杭州师大硕士论文，2018年；等等。另还有1993年北大历史系王洪田的硕士论文《〈密勒氏评论报〉与中国抗战（1931—1941）》，主要从历史学角度对《密勒氏评论报》对于中国抗战报道作了介绍；2005年中山大学杨凡周的硕士论文《〈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关注（1928—1929）》；2013年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袁丽红的硕士论文《日本侵华的外援之声——〈密勒氏评论报〉社论研究（
1931—1941）》主要研究社论与中国抗战的关系。再有就是民国时期曾在其他报纸杂志中翻译引用过的评论文章，如《汪精卫之对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纽约论坛报论中国共产党》等少数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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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报道，印证了这则新闻的真实性。1920年5月5日的上海《新闻报》报道，“《新闻报》：据淞沪护军使署探报，4月11日，工学界的夏奇峰、陈家鼐、明德、姚作宾等在上海法租界永乐里开会讨论，征求对苏俄通告的同意。到会者还有‘俄激党保的保夫、旋笃片呢、陆疾侵等，韩国党人金翰、根等，日本社会党人喜平次郎、平井等。’会上表决一致接受俄电，如中央政府拒不接受，‘则在沪组织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其宗旨先联合四国国民以推倒军阀，同享自由平等互助之幸福为目的。’与会者至少有姚作宾和波塔波夫是大同党人，还有从俄国归来与波塔波夫和其他大同党人联系的‘归国华工同人会’代表夏奇峰。另据黄介民回忆，沪上各团体商量致电答谢苏俄通告的联合大会，是以全国学联名义发起，由龚德柏为临时主席主持召开的，黄介民也代表中华工业协会出席。龚德柏是大同党中积极的反日分子。由此可知，沪上一些社团率先致电答谢苏俄通告，有大同党人的努力，也有苏俄人员的背后支持。”①
1920年4月17日的《密报》也报道过全国学联在上海的活动，“4月11日，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向北京发出了最后通牒，叙述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如二十一条要求的割让胶州济南铁路，关于唐山、胶州
、满洲和蒙古铁路的协议，损害中国主权的贷款合同，派驻军队和警察，秘密中日军事协议，控制中国军队、武器、弹药等等。该最后通牒要求北京在四天内放弃中日军事合约。四天后，另一份通知于4月14日被送往北京，宣布罢工开始。中国政府几周前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学生组织使用电报，但报纸上刊登的通知和最后通牒同样有效。”
既然《密报》已在4月17日报道过这次全国学联的活动，为何还要在5月15日再次在头版头条予以报道呢？那只能说明1920年4月11日这次布尔什维克性质的会议有更加“特殊”的含义，即这次“过激派”的“阴谋叛乱” “颠覆南北政府”的预谋活动很可能就是“东亚书记处”的成立大会。
从相关新闻报道中，笔者尝试对此次会议的重点进行提炼总结：
第一，从时间与地点来看，1920年4月11日的这次（或同时存在的几次，报道说他们每天开会）会议是真实发生过的，地点也在永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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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会议议题来看，关于组织答谢苏俄苏联对华宣言的讨论，以及成立中日俄韩四国联合组织，其宗旨是先联合四国国民以推倒军阀，目的是同享自由平等互助之幸福。
第三，从参会人员来看，有工学界的夏奇峰、陈家鼐、明德、姚作宾；俄激党保的保夫、旋笃片呢、陆疾侵等；韩国党人金翰、根等；日本社会党人喜平次郎、平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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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上面英文报道的材料与同时段中文媒体的新闻对照，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有多处报道的事实都是相同甚至一致的。既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作为独立的美国人主办的媒体来说，《密报》在新闻报道方面更加追求新闻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更加敢于报道一些中国国内媒体和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内媒体所不敢报道，或者说故意隐藏的事实真相。
第四，《密报》新闻中提到的这个“精神领袖”是谁？如果他是后来的某位中共早期创建时的领导人，那么1920年4月11日有可能就标志着中共建党活动于此日正式开始。
根据《密报》中这些真实的新闻史料，笔者大胆推测：陈独秀或李汉俊参加了1920年4月11日在永乐里召开的这次会议，而在这次会议上或者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早期“胚胎”已初步孕育。
①李丹阳：《“慷慨悲歌唱大同”——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同党》，《晋阳学刊》2019年第2期。李丹阳文中引文出处：《过激派在沪活动之查禁》，《新闻报》，1920-05-05，第3张，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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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丹阳、刘健一：《“革命局”辨析》，《史学集刊》
2004年7月第3期。
②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2期。
③李玉贞：《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的苏俄密使》，《百年潮》2001年第7期。
三、对1920年4月11日这个时间节点的讨论
（一）4月11日是高丽共产主义者小组和中国共产主义者小组的共同起点
1920年5月15日的《密勒氏评论报》在头版头条报道4月11日已经发生过的学生罢工活动，很可能是报道者又发现同时存在的其他有组织有目的的秘密集会，而这次秘密集会极有可能是“东亚书记处”的成立大会。
1920年4月11日，由共产国际主导的由俄、中、朝、日等四国共产主义者（甚至包含无政府主义者）参与的“东亚书记处”的成立大会秘密召开。这次大会因轰动的学联活动的掩盖而未被发现。但一个月后却被特别关注俄共活动的美国媒体发现，然后在《密报》重点突出地以头版头条报道出来。
“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朝鲜革命家、日本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学生领袖们每天都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会议，并且正在设计密谋推翻中国政府的手段。根据卢将军的报告，这种实质性的第一次会议已于4月11日在永乐里举行。”
这次会议是四个远东国家一起参与的旨在颠覆北京政府的一次特别会议——根据后来的史料来看，这非常可能是前文所提及的“东亚书记处”的成立大会。也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胚胎”初步孕育。吴亦凡唯一承认的女友
李丹阳也认同中共最初的“胚胎”与社会主义者同盟之间有密切关系。“根据1927年张作霖的部队从苏联大使馆中查抄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1920年初，中共的‘胚胎’就在上海存在了。……中共最初的‘胚胎’实际上蕴含在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者同盟里，同时也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社等形式从事活动。”①笔者赞同李丹阳的观点，并且据《密报》关于此次报道的角度和重要程度来推断：这个中共的最初“胚胎”应该诞生于维经斯基（吴廷康）来上海之前，甚至是伯塔波夫4月底5月初赴粤会孙中山和
陈炯明之前，也就是说在1920年4月11日至4月底之间。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前，中共早期的活动已经进行。 “1920年初春，霍多罗夫……在这一年曾经手向陈独秀转交若干苏俄经费，这些经费很可能是陈独秀用于建党的。”②
据威廉斯基在1920年9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在5月组建东亚书记处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所谓“已展开的工作”中实际上包括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和活动。此中，
威廉斯基说，“在5月组建‘东亚书记处’的目的之一，”那说明5月东亚书记处已经存在。掌声是什么能什么补充句子完整
另据李玉贞的文章，也能窥测出由苏俄“准代表”波塔波夫在法租界组织了许多次会议的概况，其中也有可能就包括这次4月11日“东亚书记处”的成立大会。“苏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于1920年3月传到中国，引起中国人民对苏俄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这时在上海的波塔波夫……组织了许多次会议，向中国朋友介绍十月革命。……据史料记载，波塔波夫与罗萨诺夫当时已经考虑在上海组织一个总机关，刊登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文章（或许就因此诞生后来的《俄文生活报》，笔者注），以期使‘一般人洞悉过激主义之精神及共产之利益’。北京政府内务部探测到这个‘保的波夫’的活动，……（苏俄代表）并拟将领导机关和办事处设在上海。”③这次活动尽管保密性做得非常好，但还是在一个月后被 “极度关注”苏俄新政府的美国媒体《密报》探析并在一个月后在头版头条报道出来。
石川桢浩也提及波塔波夫向苏俄提供过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情况，如1920年5月1日上海盛大集会的情况就是通过波塔波夫传达转给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波塔波夫与上海学生运动领袖的接触；同莫斯科正式或非正式使者的接触；受维经斯基资助在上海开展活动以及波塔波夫对前者的间接帮助。1920年5月，“他（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上海建立了一个临时领导革命运动的中心，名为‘第三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日本三个支部。其中，中国支部的‘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①此处说明中共支部已成立。
据李丹阳考证，“1920年5月开始在上海形成的高丽共产主义者小组(高丽共产党)。”那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高丽共产党能成立，也极有可能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这两个共产党都有可能在1920年4月11日左右受苏俄鼓励同时成立。不过由于这些成立活动都属于秘密的，外界无关人士一概不知。而当主要媒体获知信息时已经是5月初了，这也就是《密勒氏评论报》直到1920年5月15日才在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此次“危险”的布尔什维克活动——该活动早已于1920年4月11日进行过了的原因。
现在通行的关于中共早期发起组织的说法也基本认为是在1920年5月，但却缺乏具体的日期以及实证材料。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5月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已是较为齐备的组织了，中共的“胚胎”应该有一段早期酝酿和前期准备。
但4月11日这次活动可能是在保密基础上讨论并完成的，参加者极少。中共早期活动人员也只是到了5月初可能才知道其中部分信息，所以留下5月份成立的记忆。
（二）在上海的中共发起组人员没留下“4月11日”的任何信息
1�施存统较早地来到上海并结识陈独秀，但他却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时间没有具体记录，而只记录了5月的事项。
2�陈公培回忆时，谈到维经斯基与不少上海激进分子座谈过，并明确说时间是“五一前”。因为“五一”这个时间的特殊性和特别意义，陈公培的记忆应该还是值得信赖。
3�俞秀松也没有参加此次会议的回忆及记录。“1920年3月，我到上海……在上海生活的最初日子里，我认识了戴季陶（国民党的理论家）、沈玄庐等人。他们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②
4�李汉俊从日本回来的时间较早，也一直在上海活动，并与朝日社会主义者联系密切，有可能参加了此次活动，但目前缺乏相关文献支持。“据韩国学者考证，1919年3月至1920年2月，在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人中，只有李汉俊与‘朝鲜、日本社会主义者有密切联系’。”③无论从时间还是活动范围来看，李汉俊应该是参与过此次会议，但仍需史料支撑。
5�陈望道没有记录共产党早期活动，可能是因为他来到上海时，这次会议已经结束了。1920年4月，陈望道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翻译工作。同月，陈望道应邀到《星期评论》。但他对此次会议全无记录，盖因他来之前已经开过了。那就是说，此次共产党早期的活动会议早于陈到沪时间。
精力旺盛6�张国焘参加了大同党的不少会议，也与黄介民接触较多，但他也说：“这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和成立上海小组的初步商谈，是在我到达上海以前就已开始进行。”他写的《我的回忆》中从来没有提及4月11日这件事，因
①李玉贞：《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的苏俄密使》，《百年潮》2001年第7期。
②《俞秀松自传（1930年1月1日）》，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③李丹阳: 《李汉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史学月刊》2012年第7期。另见王建宏：《韩人社会党与中共成立关系考辨》，《当代韩国》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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