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且修远，求索无果心生怨
——谈对屈原作品中“怨”的理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的，“求索”。“路漫漫”，我们不怕，因为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早就做好了“求索”的准备。可是，如果在“求索”中你始终不到出路，或者你已经看清了自己所“求索”的只不过是个毫无意义的伪命题，难道你不会因受到打击而彷徨、迷惘和失落吗？
屈原没有放弃，但他却没有了兴奋与激情。当那个梦想已被彻底击碎，沉淀下来的便是无限的叹息、感伤，甚至还有那么一点怨气。这就是屈原的人生：生命赋予了他高贵，但是也把责任、孤独、失落强加给他，这使他很压抑，愤愤不平之情便充塞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
那么，具体说来，屈原作品中的“怨”又缘何而起呢？是他心中的“善”与“美”与现实中的“恶”与“丑”的矛盾冲突中产生的。
屈原心目中的“善”，实际上包含着“美政”的社会理想和高尚人格理想两个方面。从客观的家族背景和主观的个人条件方面，屈原都具备了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在仕途上大展身手的充分条
邓鸣贺近况
演员岳跃件，他本人也对自己的血缘、品质和才能感到非常自信、自豪且自负。因此，其社会理想以楚国的国富兵强、一统天下为归宿，其人格理想则以诗人的耿直、纯洁为依据，具有高昂的情调与非凡的气魄。
但是，当他以这种被赋予明确“政治薛家燕老公——伦理”内涵的“善”为标准来关照当时楚国社会现实，来审视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时却发现到处充斥着早已无药可救的政治荒废和品质堕落。他本人也由于奸臣的馋害、昏君的怒疏而在政治上饱经风霜，那长期郁积而行成的满腔怨愤之情便如洪水般倾泻出来。他在《离骚》中痛心疾首的写到：“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从对屈原作品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的到他所标榜的“美政”的痕迹。综合起来说就是“古为今用”，具体的则表现在：
第一，遵循“先王之道”，效法尧舜禹汤。例如，他在作品中写到：“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在他看来，“先王之道”是不可摒弃的，只有继承和发扬了，国家发展才有出路。
第二，奉行“先王之法”，推行仁义礼制。“无规矩不成方圆”，屈原向往一种公共道德约束，即“先王之法”，故而他写到：“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第三，主张“举贤授能”，憧憬贤人政治。在屈原看来，贤能之人是一种巨大的政治财富，因为贤人执政才能有清明的政治氛围，所以他才会有“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感慨。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丑恶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孤独感是难以名状的，他积聚在屈原内心深处，一股怨气的抒怀就有了由来。
如何恢复删除的聊天记录在这个“蝉翼为重，千斤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馋人高张，贤士无名”的黑暗社会背景下，屈原对那时的君王与政治产生了怀疑，因此，他的内心有着强烈的矛盾冲突：有“舍生取义”与“趋利避祸”的内心冲突，有“坚持节操”与“随俗浮沉”的内心冲突，有“求索进取”与“消极悔恨”的内心冲突，有“离楚远逝”与“不忍离弃”的内心冲突，更有“为美政而生”与“伏白死直”的内心冲突。在这些情境的双面夹击下，屈原迷惘了，他的怀疑亦构成了其“怨”的一部分。
屈原“怨”的显著特点在于“发愤抒情”，这显然是受了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可以怨”的思想影响。可以这么说，“怨”之风格出于《诗》而胜于《诗》，依《诗》制《骚》，风兼比兴。屈原在《九章·惜诵》中也写到：“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关于后句，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为“犹发愤懑，作此辞赋，陈列厉害，渫己情思，以讽谏君也。”朱熹在《楚辞集注》中注释为“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懑以抒情”。
所谓“发愤抒情”，具体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抒情”，这是艺术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基本属性，更是诗歌最具生命力的审美本质。其次是“发愤”，这是在“抒情”的前提下，针对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的黑暗现象，格外突出的强调诗人的哀怨愤懑之情的抒发。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看，怨愤之情既然是人类情感力度最强的趋向之一，它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诗歌艺术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
正是因为这样，屈原作品中的“怨”便成了他与扭曲的政治相抗衡的一种武器，这怨中透露着“狂”，言辞犀利，一针见血。他以“狂”对抗着邪恶，是一种精神的捍卫者，是激浊扬清的时代战士。
在屈原的作品中，他大胆的将他对君王对政治的怨一吐为快。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显暴君过”“责数怀王”：“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此劝中兼有怨责；“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直指怀王背信弃义，纯属埋怨。孙静雅不雅图片
其次，“怨恶椒兰”，怒斥“党人”：“惟夫党人之苟乐兮，路幽昧而狭隘”，斥责党人苟且享乐，祸害国家；“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怒斥党人造谣诬陷，残害忠良。
以此观之，屈原的“怨”从刚开始对自己怀才不遇坎坷经历的哀怨到对国之强盛的担忧而产生的忧国之怨，由个人的处境提升到国家的安危与荣辱，这不能不体现出屈原的一种人格魅力：为国而怨。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清醒的认识到，屈原在作品中“怨”的抒发还区别于单纯的“诗可以怨”而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并能够上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他在《离骚》中写到：“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又如《九章·思美人》：“申旦以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达”。如果将这些诗句独立开来去看到话，不能否认，它们似乎表明了诗人宣泄其内心深处的郁闷痛苦、愤懑绝望之情。但如果将之作为一个整体，理清其一脉相承的思路后就不难发现，屈原已经意识到如何才能将强烈的现实情绪的抒发取得卓越的审美效果，使之上升
为一种艺术形式——这，便是屈原“怨”的艺术魅力之所在，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之所在。
周杰伦演唱会 蔡依林屈原，出身于楚国的同姓贵族，“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从客观的家族背景和主观的个人条件两方面都具备了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在仕途上大展身手的充分条件。他不仅怀抱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道德节操，而且具有丰富的感情。因此，当他由于政治的黑暗、君主的昏庸而饱受磨难后，他把这种深刻而独特的人生体验凝聚到了无限的“怨”中，形成了个性化的情感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