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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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大林在中国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最终确定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并得到美国的认同和支持。除了对日本的索取，2月11日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表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诉求有三点需要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共同经营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该协议还特别指出，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中国的同意。
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1945年6月《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二战后的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种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在与美国人的多次谈话中所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二战后初期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1945年4-5月间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两次谈话中，斯大林
421事件是什么均强调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只是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表示，苏方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共。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为此，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国民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艰辛而漫长，足足拖了一个半月。斯大林原本把通过缔结条约实现苏联在华战略利益作为出兵东北、对日作战的条件，然而就在中苏条约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投放了。由于担心日本投降致使苏联失去占领中国东北的机会，斯大林不顾同盟条约谈判尚无结果，急忙下令苏联第一、第二远东方面军和后贝加尔方面军150万人马于8月9日凌晨对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当天，美国在日本投下第二颗。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接受无条件投降。这样一来，斯大林和蒋介石都着急了。没有一纸条约在手，斯大林担心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及其谋取的特权缺乏法理依据，而蒋介石则害怕苏军在中国东北长期驻军或把这一地区交给中共。于是，双方很快就中苏同盟条约及相关文件的条款达成一致，并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小时完成了签字仪式。苏方做出的保证是:1.中国东北的主权只移交给国民政府；2.协助中国政府平息新疆的透明图怎么制作
朱媛媛女儿；3.苏军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撤离中国。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如愿以偿了。对斯大林而言，不仅雅尔塔协定得到了落实，而且同国民政府签订的同盟条约为苏联在华利益提供了法理保障。由此，苏联对华政策的合作对象当然只能是国民政府。
1945年8月前后，中共中央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底中苏条约谈判前就听说了有关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秘密协定的内容，中共中央并不相信苏联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明白，中共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
二、苏联把中共作为实现其东北目标的工具(1945.8-1946.3)阿拉伯人
斯大林万万没有料到，中共采取的行动直接干扰了苏联的设想和安排。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
一度认为，通过武力扩大解放区和根据地可能是最佳选择。因此，在苏联出兵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下令其指挥下的所有武装力量向日军发动进攻，迅速占领一切“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几天后又调整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准备内战战场”；在江北则全力争夺“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在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当天，蒋电邀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毛未为所动。20日，蒋再次去电催促，毛仍不为所动，仍抓紧部署。一面令八路军各部队配合苏军夺取长城以北各城市，一面指示华中局在上海及南方其他城市发动武装起义。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趁势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这一切显然违背了斯大林的意愿。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及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莫斯科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两封电报，在后一封电报中，联共(布)中央一方面明确表示完全赞同斯大林的前一封电报的内容，一方面重申:“发动内战的路线会断送中国的复兴事业。我们建议您重新审视关于拒绝同蒋介石会谈的决定。我们认为，您应当同蒋介石会谈并同他达成协议。”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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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必将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唯一清楚的是: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将破坏业已签订且使莫斯科受益颇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远东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中共固然未对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尽管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考虑到苏联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中共最终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2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要后者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称今后的行动方针将由“革命”方式转向和谈方式，但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同日，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蒋介石发送第三封电报，再邀赴重庆。与此同时，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也转来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的电报，表示赫尔利大使愿继续在国共之间进行调解。于次日作出答复，称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由此看来，在此问题上，美苏主张不谋而合，而且同时向中共施加了压力。
斯大林在后来与蒋经国的会谈时曾提到，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混乱”。“混乱”倒不至于，但莫斯科的指示的确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战略部署。在8月23-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详细分析了二战后远东的国际局势，指出，在没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于8月24日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8月25日，中共又接到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决定派、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
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委曲求全，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靠武装斗争。当然，这个斗争主要和首先应该在被苏军占领的中国东北展开。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做法再次令失望。10月10日，就在重庆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再次拜会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毛说，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
但强调，“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因此，“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他还表示，“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也曾向彼得罗夫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当时，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面对的提问，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苏联人未必没有看出，中共在重庆谈判中争取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武装割据———首先是东北和内蒙，其次是华北，但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支持以国民党为主导的统一政府。为此，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当然，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而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目的而言，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