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当代文学与影视关系的文化流脉经过60多年的涌动，其基本流程大致可以分为文学占有绝对的主动、影视追随文学思潮、文学与影视“双赢”和文学与影视“互动”四个阶段。促成这种转变的文化因素分别是宣传与教化、启蒙与反思、通俗与娱乐和文化多元与产业链。文学与影视尽管在不同时期出现过关系的依存和逆转，但它们却是不可替代的两种艺术。关键词］ 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流脉；教化作用；文艺思潮；娱乐功能；双赢互动
中国当代影视事业从起步到发展，经历了60多年的探索和创新，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题材、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异。进入新世纪，中国影视发展更加迅猛，以电影产量第三和电视剧产量第一的骄人业绩，［1］跨入了世界影视强国的行列。中国当代影视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中国当代文学鼎助其发展功不可没。如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腐蚀》（故事片）、鲁迅小说改编的《祝福》（戏曲片）开始梳理，到现在的贺岁片、商业大片、艺术片和电视剧，不难见出一条清晰的文学与影视相互作用的轨迹。
变形记 易虎臣五一放假通知范文 一、宣传与教化（1949~1966）：影视借助文学推动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是建立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的 “工农兵方向”和革命的政治内容为主体的评判标准之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突出阶级斗争，并对全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创作，借助文学的影响力，很快掀起了一股改编热潮，出现了电影《腐蚀》（茅盾）、《我这一辈子》（老舍）、《关连长》（朱定）等作品。
1956年，夏衍连续改编了《祝福》（鲁迅）、《林家铺子》（茅盾）、《革命家庭》（陶承）、《憩园》（巴金）和《在烈火中永生》（罗广斌、杨益言），赢得了“改编大师”的美誉。一时间，中国现当代文学为当代电影输送了大量题材，成就了一大批优秀电影的产生。夏衍作为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之一，直接参与并作出“样板”，具有方向性意义，并形成了以“忠实原著”为核心的改编理论。但是，“忠实”并不意味着照搬，而是要在符合社会主流意识方面进行加工、改造。如为《祝福》中的祥林嫂加入了“砍门槛”、对《红岩》正面形象进行刻意拔高和反面人物进行刻意的丑化，等等。
1966年“” 爆发，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价值观，在“阶级斗争”主题、“三突出”原则和“样板化”要求下，只有“样板戏电影”大行其道。“八大样板戏”采用了舞
台剧的方式被拍成电影，以适应全国人民参与演出的需要。按照“样板戏”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电影改编也有突出的表现。如《艳阳天》（浩然）、《金光大道（上）》（浩然）、《沸腾的山》（李云德）等电影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带有鲜明的“”彩，突出政治意识、夸大阶级对立、扭曲英雄形象，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极“左”观念推向了极致。
二、启蒙与反思（1976~1988）：影视追随文学思潮此起彼伏
1976年“新时期”开始，中国当代文学受益于全面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鲜明的思潮轮动、头绪互渗的特点。文学的启蒙主义彩通过影视实现了理性批判和重新审定价值的历史使命。但是，很快文学就由前期对意识形态话语的独尊向文化思潮的追寻转型，而影视则追随其后用影像艺术演绎文学精神。此后，一旦文学在文化思潮方面有新的突破，影视的改编就会紧随其后，尽情地演绎原著精神。1979年根据前涉小说《桐柏英雄》改编的电影《小花》既是新时期电影现实主义回归的代表，也是新时期小说改编为电影的第一部。此后，“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新写实”“先锋”等文学思潮一波推动一波，使文坛思潮迭起，带动了影视思潮的此起彼伏。
蔡依林的胸
以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和电视剧《神圣的使命》（王亚平）为代表的“伤痕”题材；以电影《芙蓉镇》（古华）和电视剧《蹉跎岁月》为代表的“反思”题材；以电影《陈奂生上城》（高晓声）和电视剧《赤橙黄绿青蓝紫》（蒋子龙）为代表的“改革”题材；以电影《棋王》（阿城）为代表的“寻根”题材；以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为代表的“新写实”；第四代导演杨延晋的《小街》，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军钊《一个和八个》为代表的“先锋”思潮，等等，都是中国影视步入文学思潮后尘的经典代表，其轮廓十分清晰。所以，张艺谋说：“我们研究中国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2］
三、通俗与娱乐（1988~1999）：影视与文学联姻实现双赢
“”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回归传统现实主义，带给了文学和影视近10年的辉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非理性和追求娱乐让文学和影视走向大众化、通俗化已成大势所趋。王朔在回忆1988年的机遇时说：“那一年陈吴苏当主管电影的副部长，提出拍‘娱乐片’的口号，……我的小说因此受到青睐，所以我的小说有很大的娱乐性，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娱乐性即通俗性，通俗性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品格，这个逻辑也是成立的。所以我天生，本来，早就，一直就是大众文化的一员干将，这个定位1988年就已成公论。”［3］
谢娜下跪道歉 1988年对于中国文学和影视来说，它们的意义就在于王朔这个不被主流评论看重的作家，竟在这一年内有4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使这一年的影坛有“王朔年”之称。紧接着王朔参编的电视剧《渴望》（1990年）、《编辑部的故事》（1991年）开播，更使王朔的人气看涨，也代表了中国影视从注重教化向娱乐功能的转型。把这种娱乐功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是1998年，由琼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还珠格格》创造了收视率之最，赵薇扮演的小燕子家喻户晓。
1988年的意义还在于张艺谋的《红高粱》捧回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张艺谋摆脱了“第五代”纯艺术的窠臼，让“精英”与“大众”合流，标志了一个新电影时代的来临。同时，一部电影捧红一个作家、成就一个演员已成屡试不爽的“张艺谋现象”。值得一提的是，海岩的开山之作《便衣警察》（1988年）本来是一个特别具有反思意义的故事，海岩走的却是情感路线和通俗技法，加浓了爱情与人性元素，一方面“海岩已显示了驾驭流行故事要素的纯熟技巧”［4］，另一方面也为10年后的“海岩剧”埋下了伏笔。
四、文化多元与产业链（1999~2010）：影视暂得先机推动文学发展
北京冬奥会奖牌榜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市场化使文学的中心位置淡化，影视艺术在商业
化和数字技术支撑下，带动“读图”成为时尚。1999年到2009年，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从60.4%下降到50.1%， ①而影视产量却逐年提升，电影产量位居世界第三，电视剧成为世界第一。如此巨大的产能，影视在题材选择方面摆脱了对文学名著的依赖，多元渠道和原创并驾齐驱。原创影视获得成功之后，同名文学作品被推出并成为畅销书，成为一道特菜。如2003年的“贺岁片”《手机》（刘震云）就是中国电影商业化运作的成果范例。片中出现的软广告和同名小说在观影后被热销，已成一种商业运作模式。文学与影视在市场化背景中的反差，促使“作家触电”，一方面提高了影视剧的编剧质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家在商品经济时代所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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