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旅游书生在茶社讨论儒学大师朱熹的四书集注
理学家普遍认为,朱熹的《四书集注》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沉思考、苦心斟酌才写成的。它所阐述的孔盂之道是最精当确切的,是一部完美无瑕的“明道传世”之作。李性传明确指出:“故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就是说,《四书集注》在朱熹的全部著作中在阐述理学思想方面是最具权威性的。也可以说,《四书集注》是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免费注册qq号《四书集注》中所体现的朱熹理学思想,分散在《四书》各章节的注文中,只要把《四书集注》中分散的注文加以汇集归类,就可以清楚地呈现出他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也可以说,朱熹是从其理学思想体系出发,来编著《四书集注》的。朱熹的学生陈淳在其所著的《道学体统》中阐述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大概轮廓,他说:“道原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在心而言。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侧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在人事而言,则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饮食、衣服,大而礼乐刑政、兵财律历之属,凡森乎戴履(指天地)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
杨魏玲之则,皆莫非天理自然,流行著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四书集注》正是体现了朱熹以“天理论”为中心,包括“人性论”、“格物致知论”、“伦理观”、“政治观”和“教育观”在内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四子,六经之阶梯。”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
淘宝网购物如何优惠《四书集注》所反映的理学教育思想,同样也分散在《四书》各章节的注文中。朱熹为了使《四书》符合其理学教育思想体系,精心改订《大学》、《中庸》的章次,专门补写了“格物致知”一章。正是这一章,最集中地反映了理学的认识论,从而构成理学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
将分散在《四书集注》注文中的教育观点加以汇集归类,可以清楚地呈现出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体系。其要点大体上有如下几点。
第一,“学以明伦”的教育宗旨。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阐发了理学的教育宗旨:“学以明伦”。《孟子集注》《滕文公·滕文公问国章》注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韩国女星整容
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同书《离娄》篇注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称:“明,则有以识其理也”,“察,则有以尽其理之详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伦尤切于身,故其知之有详略之异。”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明人伦”。这是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根本观点。朱熹手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开宗明义就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列为“五教之目”,反复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成为理学教育的一大特。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论述了小学与大学不同的教育目的和内容,“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至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尽管“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有所区别,但教育的终极目的,仍然是围绕着“明人伦”这个总纲领,“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明人伦”就是通过穷理和践履以明暸并恪守各人的“性分所固有”,“职分所当为”,以“各尽其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第二,培养“材全德备”,“中正和乐”的“成人”。
敬灶神的最佳时间朱熹根据《论语》论述了“成人”的标准和培养问题。《论语集注》中《宪问》篇注云:“成人,犹言全人。”“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尽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亦成矣。”就是通过穷理,养心、力行,泛应等自我修养,再加上礼乐的节制和规范,内外交养,达到‘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就可以成为‘材全德备”、“中正和乐”的“成人”了。
培养‘成人’是朱熹理学教育的现实目标,但“成人”还不是最高理想目标,“非其至者”,最高理想目标则是圣人,“若论其至,则非圣人之尽人道,不足以语此。”
朱熹将理学家所追慕的理想人格和现实培养目标加以区分,着力为实现现实培养目标而努力。《中庸章句》第二十一章注论述了圣人之德和贤人之学。他说:“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就是说,圣人是天生的,是“所性而有”的。贤人是通过学习,由人力培养,“由教而入”的。圣人之德有天具之“诚”,能全知全明,是“自诚明”;贤人之学“由教而入”,先至于“明”,最后也可达到“诚”,是“自明诚”。
圣人之德与贤人之学是有区别的,但又不是不可逾越的,非“自诚明”者,通过内外交养的功夫,也可以“自明诚”。
第三,追求“孔颜乐处”、“圣贤气象”的精神境界。
“孔颜乐处”和“圣贤气象”是理学家极力推崇和大肆渲染的精神追求。朱熹继周敦颐、二程之后,也着力提倡。《论语·述而》孔子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是谓孔子之乐。《论语·雍也》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谓颜子之乐。周敦颐首次将两者揉和为一,提出“孔颜乐处”的命题,并常令二程思索“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朱熹在《论语集注》注释这两章时,引周、程之意,提出:“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鼓励学者“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就是要追求一种自我超越和规范顺应,而能安贫乐道,以苦为乐的精神境界。
“圣贤气象”也是理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也多处谈论“圣贤气象”。《论语集注》中《公冶长》篇注云:“先观二子之言,后观圣人之言,分明天地气象。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先进》篇注云:“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
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指子路,冉有、公西华)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述而》篇注云:“此见圣人气象从容。”《孟子集注》中《公孙丑》篇注云:“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于己,故二子(指北宫黝、孟施舍)之与曾子子夏,虽非等伦,然论其气象,则各有所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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