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铜于山”的杰作——《日知录》apple系统
周文玖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顾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游历北方，誓不与清廷合作，致力于著述，与黄宗羲、王夫之在二十世纪初被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顾氏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氏于初刻本卷首对此有说明，以示其笃学之志。在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只有八卷本行世，是康熙九
年在
江苏淮安付刻的，称为符山堂本。顾炎武去世后，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稍事整理，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三十二卷，是为遂初堂本。
《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
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聊天记录怎么删除
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
林宥嘉最好听的歌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彩。这些在《日知录》都有所反映。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对待《日知录》，也应如此。
日知录
泰国明星出家[清]顾炎武
●序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
●卷一○三易夫子言包羲氏始画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辞始名为《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也》，二曰《归藏》，三《易》之名以名
之也。
犹之墨子书言“周之《春来》，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周、燕、宋、齐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鲁史之名以名之也。
《左传·僖十五年》：战于韩，卜徙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成·十六年》：战于鄢陵。公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别有引据之辞，即所谓《三易》之法也。
○重卦不始文王大卜裳《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考之《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者，不始于文王矣。
马薇薇周玄毅○朱子周易本义《周易》自伏羲画卦，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谓之经。经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谓之传。传分十篇：《彖传》上下二篇，《系辞传》上下二篇，《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篇。
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
程正步传因之。及朱元晦《本义》，始依古文故于《周易·上经》条下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晃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用程、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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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放此。”此乃《彖·上传》条下义，今乃削“彖上传”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象上传’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
蕴，而馀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条下义，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于“元者善之长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依添入。后来士子厌程传之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
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版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相传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夫？
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说》谓：“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此据孔氏正义曰：“夫子所作象辞，元在六爻经辞之后，以自卑退，不敢干乱先圣正经之辞。”王嗣之意，以为象者本释经文，宜相附近，其义易了，故分爻之象辞各附其当爻下，如杜元凯注《左传》，分经之年与传相附。故谓连合经传始于辅嗣，不知其实本于康成也。《魏志》：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博士淳于后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其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后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于学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后对曰：“孔
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此圣人以不合为谦。”帝曰：“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玄何独不谦邪？”后人曰：“古义宏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是则康成之书已先合之，不自辅嗣始矣。乃《汉书·儒林传》云：“费直治《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则以传附经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记晁氏说，谓：“初乱古制时，犹若今之《乾卦》。”盖自《坤》以下皆依此，后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独存《乾》一卦以见旧本相传之样式耳。愚尝以其说推之，今《乾卦》“彖曰”为一条，“象曰”为一条，疑此费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于各爻之下，其为“象曰”者八，馀卦则为“象曰”者七，此郑玄所连，高贵乡公所见之本也。
程传虽用辅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处也。”传曰：“云‘亦’者，盖象辞，本不与《易》相比，自作一处，故诸爻之象辞意有相续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辞也。”
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