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社会科学　1997年第5期海内孤本《黄律卮言》的发现及其价值
□　高国藩　梅俊道
一、
《黄律卮言》的发现
江西九江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里藏有一部古代人编的黄庭坚的诗选———《黄律卮言》，这是一本奇书。这本书是黄庭坚的子孙，在明代万历年间请人选编的。他们选编的目的是为了使宋代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他们黄氏家族的祖先高超的诗法得以更好的成为他们的“传家衣钵”，故而这本书编成后，在其《自序》中就说:“黄子纯如，先生之耳孙也，属不　辑先生律诗，以为传家衣钵。”《自序》中注明这本书是“明万历乙已秋八月　日”编成，即公元一六○五年八月初三日，距离现在已经将近四百年了。可以想见，这本书编成后只是成为黄氏家族的家传衣钵，也就是说只是在一个家族小范围里流转，影响并不大，家族以外的人并不知道，所以也没人评论它，也就更没有人注意它并将它注录于典籍。
dnf 正在连接服务器《黄律卮言》的编成地点，自然是在黄庭坚的故乡———现在的江西省修水县。这个县的县名一千多年以来几经变化，唐置分宁县，元为宁州，明清改为义宁州，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
又将它改为义宁县。才过了两年，至一九一四年发现这个县名和广西省义宁县同名，才改为现在的“修水县”的县名，了解这个变化有必要，因为研究本书才能和历代不同名称的地方志挂钩。
《黄律卮言》在万历年间的原编者，过了两百年以后至清代嘉庆年间，只是只知其名，而其事迹已经是不可考了。从本书的第九卷———《宜阳集》“卮言”编者自称:“中，先生里人之子也，即相后五百有余岁而休戚实同。”名“中”者已不知为谁。清嘉庆年间刊刻《黄律卮言》者是义宁人万承风。《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四有传:“万承风，字和圃，江西义宁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直上书房，侍宣宗读。六十年，典试云南。时仁宗在潜邸，赐诗宠行，累迁翰林院侍读，嘉庆三年，大考，降检讨。四年，督广东学政，琼州海寇猝发，承风以闻，命总督吉庆按治，总兵西密扬阿等以　怯置吏议。累迁侍讲学士，任满还京，直上书房，擢詹事。督山东学政，整励士习，扶持善类, 擢礼部侍郎，命还京。
十二年督学江苏，以清江浦、荷花塘河工取势太直，屡筑屡圯，奏请复旧，诏如议行，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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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十四年，上五旬万寿，陈请解任还京祝福，诏严斥，左迁内阁学士，调安徽学政。定远士子与凤阳胥役有隙，至试期辄修怨，当事者庇胥役，士益愤，承风疏请下巡抚严治胥役，置诸法。擢兵部侍郎，还京，仍直上书房，充经筵讲官。十七年，引疾归，寻卒，入祀乡贤祠。宣宗即位，追念旧学，
421瓜赠礼部尚书衔，谥文恪。道光十二年，晋赠太傅，子方　等加恩有差。”
可见万承风为清代名人，他在《后序》中说:“其第九卷卮言有曰:‘中，先生里人之子也，即相后五百有馀岁而休戚实同，则其人名中为分宁产，殆亦仕而不得志于时者欤!惜其姓氏不传，即序所谓先生之耳孙纯如，今质之修水黄氏族人，亦未由得其谱系。吁!代远年湮，考证无由，可慨也。’”万承风对原编者的遭遇与黄庭坚在宋代不得志于时，一生的境遇坎坷之相似，其说法是颇有见地的。《黄律卮言》传播到两百年之时，原本是将要失而不存的，谁知一个偶然的转机，它终于被发现了。这要归功于一个叫胡桐门的书生，刊刻这部书稿的万承风在《黄律卮言后序》中写道:“余既从世姻胡斓圃家，假抄宋刻《山谷刀笔》,《黄律卮言》写本一帙，篇幅上下，前后磨灭殆尽，而文字独完好，云:‘曩省试寓章门(即江西南昌———笔者注)时，自货郎担头以数钱购者。”
这段记载说明万历本《黄律卮言》原来只是“写本一帙”，即以手抄本形式传播，幸好被胡桐门这个书生发现，用数钱从货郎手中买了回来，才避免了失而不存的厄运，这个“侄子桐门”其人，在清同治十二年《义宁州志》卷二十三“艺文志序”转载的《黄律卮言后序》里，被刻作“叔子桐门”，但是胡桐门究竟是胡斓圃的“侄子”还是“叔子”?也已经无从查考了。因为这两个人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的《义宁州志》里都没有提到，这里似乎还是用得着万承风那句感叹的话:“吁”!代远年湮，考证无由，可慨也。”
胡桐门书生发现和保存有功，可说独具慧眼，从货郎手中夺回了这部书稿。第二个发现者万承风，也
可说独具慧眼。他在亲戚家里，面对着访得的明抄本《黄律卮言》时，尽管抄本的封面、扉页都不存，他一眼便看出了此书的价值，并且决定将此书刊刻出来以广流播。他在《黄律卮言后序》末尾指出:“时嘉庆戊辰夏闰五月初伏同里万承风谨序于澄江使署之崇素堂。”可见,《黄律卮言》是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五月终于由万承风主持刻成。这就是今日我们所见到的这本《黄律卮言》。它的外貌是：扉页上注明了“古瓦山房校刊”，所谓“古瓦山房”，是万承风的书斋名。卷首是原编书者的《编辑黄律卮言自序》，卷尾便是刻书者万承风的后序，板框长十八厘米，宽十二厘米，四周双边，白口，每面九行，每行二十五字，字大如行，墨清晰，共九集，每集前有“卮言”，对本集内容作扼要评述。
这是一部黄庭坚七律诗很有特的选本，在全国的书籍目录之中不到它的踪影，是目前极为罕见的黄庭坚诗选集之刻本，俗话云:“物以稀为贵。”实可称之为海内孤本。
二、从《黄律卮言》看明清时代文学争论
《黄律卮言》之所以值得重视，还不单单在于它只是一个孤本，而在于它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黄律卮言》的编集和刊刻可见，明清时代义宁州这一个小地方文人之中，也存在着文学思想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实际表现了明清时代蔓延全国的复古与反复古、尊唐或崇宋的思想界83
和文学界的论战。《黄律卮言》实际反映了全国论战的一个缩影，事关全局的大事情，也显现出
来了《黄律卮言》这本奇书的重要之价值。
先来谈明朝。《黄律卮言》编成于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5)，虽然编辑者的具体情况不详,
但是从他所处的时代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诗坛论争的情况。宋代以后，唐宋诗优劣之争一直贯
crown j穿了以后的诗史。诗人们或标举唐音，或推崇宋调，互相轩轾，明朝中叶，当以李梦阳、何景明
等为代表的“前七子”，和李攀龙、王世贞等为代表的“后七子”，倡导复古运动之时，他们力举盛
唐，鄙薄宋诗，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虽然对打击“台阁体”和“　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
股文风，并扫除其恶劣的影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做法往往喧宾夺主，在冲破程朱理
学教条的同时，却又抛弃了统一的唐宋文学发展的优良传统，以及唐宋文学不可分割的思想与
艺术的传承。这种盲目尊崇古人，生硬模仿唐人，就在前七子风行之时，便有了唐顺之等人表
示不满，李梦阳、何景明本人在最后也有所悔误，逮至万历年间，内忧外患的加剧，社会矛盾的
尖锐，朱明王朝的腐败，导致后七子又发动复古运动。当时有公安派三袁，尤其是中郎宏道提
出了文学进化论之观点，认为文学随着古今时代变化，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便指出:“文之
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
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文学古今变化都是时代造成的，那些今日还假造古董者，就像冬天
穿夏衣一样不识时务。总之他强调“时”，他在《花雪赋引》中则又强调“变”;“时”决定文学之
“变”。正如清代钱谦益所评:“中郎之论出，王(世贞)李(攀龙)云雾一扫,……其功伟矣。”袁宏
道以文学进化论观点力主学宋诗，指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使当时诗坛风气为之一变。而
《黄律卮言》的编选者，应当说与前后七子当时文坛反复古的诸多情况有密切关系。编选者是
与前后七子和三袁等同时的人，又是诗歌研究者，他编辑这部书应当说不仅是应黄氏后代之请
而为之，同时也与当时诗坛批判复古潮流有关相似。编选者在他的《自序》中，表达了与反复古
派的唐顺之，公安三袁的文学进化论的观点，其思想倾向与他们一脉相传。其总的特点都要求
学诗以“心”之传播为主，所谓心领神会,《黄律卮言》编选者要求委托他编书的黄氏后人黄纯如
对其先祖黄庭坚的诗，学过之后，要以“心传”，不以“迹传”，意思是要“跳出少陵窠臼，翻倒涪翁
“得鱼忘筌”。这些“心传”的观点与唐顺之的“心源”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衣钵”、要“得兔忘蹄”、
致的。作为当时“唐宋派”的文坛领袖人物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书二》说:“只就文章家论
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
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
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
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
来复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
贮
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也。”这种“洗涤心源”、“心地超然”发挥心中独特见解的观点，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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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律卮言》中跳出旧窠臼以求创新的“心传”说之源头。作为当时“公安派”的文坛领袖人物袁
宗道提出的“会心说”，也是《黄律卮言》“心传”说的又一源头。袁宗道在《小修诗叙》中指出: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唯会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
子也，不知不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璎儿，盖指此也。趣之
trouble is afriend正等正觉最上乘也。”他的“会心”会到的主旨是得之自然之趣，唯这自然之实趣，才能使他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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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灵无涯，搜之愈出。”不去接触自然实趣，怎么能“搜之愈出”呢?怎么能“会心”去打破思想束缚呢?所以会心说正是与“心传”说要求跳出旧窠臼、挣脱思想束缚相一致的。
“会心”而发，并以“心”一字而为其轴心明矣。这些观点在综上所述,“心传”皆缘“心源”、
明代，对于冲破程朱理学的思想控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我们不能因为《黄律卮言》编选者是一个不知名的乡间儒生，而忽视了这部书在思想上的价值。他所编的这部《黄律卮言》应该看作是应和唐宋派、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偏颇的一个行动。
再来谈清朝。《黄律卮言》刊刻于清朝嘉庆十三年(1808)，整个全清一代，唐宋之争同样激烈，清初的诗坛领袖们，沈德潜编有《唐诗别裁集》、王士祯编有《唐贤三昧集》，为的是“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然灯纪闻》)，力主推崇唐诗。又有吕留良，吴之振编成《宋诗抄》，叶燮著《原诗》则主推崇宋诗，两派相持不下。至嘉庆时，则有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著有《石洲诗话》而推崇宋诗，更推崇苏轼、黄庭坚，尤其是黄庭坚。翁方纲说:“山谷以古人为师，以厚重为本。”他又说:“唐诗妙境在
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又云:“宋人之学，今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他高度评价了宋诗，更到过义宁州，还校黄庭坚诗集为之写序。清同治十二年《义宁州志》卷三十三就曾收入翁方纪《刻黄诗全集序》，全文云:
“乾隆壬寅(1782)冬，方纲校《黄诗三集注》，上之诏，刊入聚珍板，于是数百年未合之足本，广布艺林矣。后四年奉命视学江西，携其草稿于箧，而《宁州新刻本外集》之后八卷，即旧本《豫章先生外集》之四卷也。又其别集与史季温注者不同，而宁州新刻分体，失其旧式，爰合写为一本，附以黄子耕《谱通》为五十八卷，时时与学宫弟子论证其所以然，盖自方纲髫龀时，诵浙浒陈苏庵所评《汉书》，辄奉‘山谷先生以优厚为本’一语为学问职志，今四十余年。所以学侣敬申修辞立诚之训者，仍不外乎此书。诸卷端以俟有解会处，当略疏数语为之序。然每一念及，辄复立咫焉汗洽衿也。乾隆五十三年(1788)冬十月朔。”
由此可见翁方纲长久研究黄庭坚，不仅校黄诗，还时时与学子讨论，并奉“山谷先生以优厚为本”为一生“学问职志”的标准。由于翁氏一派的努力，在乾嘉之世，论诗就由宗唐而唐与宋皆师，并转趋于宗宋，苏、黄地位日崇，以致影响及后来的宋诗运动和“同光体”。
综上所述，我们通观了上述明清诗坛的背景以后，可以明白，万氏刻印此书，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乡贤，发扬乡邦文化，同时，也是当时全国诗坛状况的反映。
《黄律卮言》本身的价值
三、
《黄律卮言》选取了黄庭坚的七律共一百六十余首，占黄庭坚一生所作七律的一半以上。编选的方法颇为特殊，是按黄氏生平宦迹为线索的，分为捷归、叶县、国子、太和、德平、秘省、谪黔、宥归、宜阳共九集(后有附卷一，录黄庭坚《自赞》六首)。
编选者在《自序》中强调了本书的两个重要之点。第一，收每首诗必考定出它写于何地、何时、何事，才敢入集。原文云:“每选一诗，必求其所写者何地，所遭者何时，所赋者何事，大要以意逆志，会而通之，冥心默识，似有得其梗概者，然后乃敢取篇什而伦次之。以郡县馆阁为类，以少壮耆殁为次……每卷首有‘卮言’，以发其概，名为《黄律卮言》焉。”
第二、使每个人读诗后，都能据实体会，达到不烦笺解、受响传声的效用。原文云:“爰稽先生(指黄庭坚，下同———笔者注)平生辙迹，自叶县而国子而太和而德平而秘省以及谪黔宥归，卒於宜阳。地之所履，有险有夷；时之所遭，有顺有逆；事之所处，有难有易。然而盈虚消息，情04
见于辞，学者(把)手是编，据梧玩味，盖有不烦笺解，其受响传声，游刃无闲。真若涪翁声咳于侧，而负剑辟耳以诏之者矣。”
由上可见，本书对每首诗都作了细致精密的考证，作到了“大要以意逆志，会而通之。”按作者生平宦迹编集，每集前的“卮言”言简意赅，或叙内容、或叙行事、或叙人品。因此读本书后，不仅可知山谷七律大要，而且可以了解山谷生平，创作道路，人格理想和创作风格。可以说选诗目光独到，说意全面深入而精要，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现按本书九集分而论之。
《捷归集》。本集选录庭坚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中进士后归乡所作七律十首。“卮言”说:“公以英宗治平丙午再魁江西乡试，明年丁未之春联捷而归，其沿途有所吟咏辄云:‘出门捧檄羞闻友，归寿吾亲得解颜’……不以得禄为荣而以娱亲为乐，仁人孝子之用情，固如是乎!”这一段评论中肯地概括了庭坚在科举得中后的心情。庭坚对做官的兴趣向来就不大,《捷归集》所选的诗也颇能反映这种心境。如第一首《初望淮山》:“风裘雪帽别家林，紫燕黄鹂已夏深，三釜古人干禄意，一年慈母望归心。壮游捧檄情何限，痛眼看山力不禁。想见夕阳三径里，乱蝉嘶罢柳阴阴。”这首诗所表现出的养亲情怀，对家乡江湖之思，贯穿了庭坚的一生，同时也是他得中进士之后心情的写照。因为《捷归集》所录都是庭坚中进士后回乡待命时作，故又录南屏山、云涛石、灵椿山诸篇，都是描写家乡义宁的名胜。所以“卮言”中说:“人以地而毓灵，地以人而生，则两相映也。”这是颇有见地的。
《叶县集》。本集选录了庭坚在叶县所作七律二十四首。熙宁元年(1068)庭坚动身去叶县任县尉，熙宁五年试中学官，改任国子监教授，在叶县前后五年。此时初涉社会，其诗有较多对人生之思考。如名作《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
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此诗熙宁元年作，刚刚走上官场与社会，对自己人生操守做思考。诗从清明节出发，从历史中选择两个应时人物，一浊一清，褒贬之意自明，尽管共一丘，但千载贤者终必永恒,“卮言”中还说:“公抱经世之才，而谨司捕诘之职，盖未得志于时也。”这也是很准确的。庭坚以其经世之才，却在此中州小县的治安之职上滞留，其心境也说不上很愉快，故这一时期诗中常有自慰之语。
《国子集》。本集选录了庭坚自熙宁五年(1072)至元丰三年(1078)在北京国子监任教授时作的七律二十八首。本集“卮言”评述道:“熙宁壬子，先生以文优授北京国子监教授……宦成均者八年，其诗曰:‘文章最忌随人后，道德无多只本心。’‘青云自致屠龙术，白首同归种树书’。……学问惟求诸性分，仕宦不忘乎故乡，仁之至义之尽也。”“卮言”的评述准确地把握了山谷这时的思想和创作动态,“文章”两句是庭坚此时写的《赠谢敞王博喻》七律中的两句，上句说明山谷不随流俗，刻意求新的精神，说明他开始了对宋诗新风貌的追求；后句则表明山谷中道德修养、重品格气节，山谷糅合佛道，讲心性之学，他的向内开掘，反求诸己的修养方法，在此句诗中表现出来了。同时,“仕宦不忘故乡”，也是山谷一贯的思想。身在宦途，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坎坷蹭蹬，始终思归，故有“白首同归”之感。
《太和集》。此集选庭坚在太和所作诗十三首。此集《卮言》云:“公在国子时，其舅氏李公择守济南，苏子瞻过之，见公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与造物者游，由是名遂大振。上方用荐者之言，稍迁著佐郎，会子瞻以诗抵罪，公亦随坐诗案罚金，而著作之议遂寝，直差吉州太和县。”元
丰二年(1079)，庭坚因乌台诗案牵连，罚金外任吉州太和县令，在太和县时为元丰三至六年。“卮言”又评在太和的诗说:“公知太和县，比至以平易为治，邑多强族不忍齐之以法，而民亦不忍欺。搜　匿赋，询求民瘼，虽山溪穷僻之处，县令所尝至者必身历之雅喜山水之胜，日为文字之乐，但诗篇所求体多用古，如劳坑，大蒙观山，快阁之什……”评论简介山谷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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