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直接投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分析
作者：张默含
来源：《全球化》 2014年第12期
房产按揭    张默含
    摘要：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FDI)远小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两者之间存在“非对称性相互依赖”。本文尝试应用Howlett-Ramesh政策工具图谱与Weidenbaum企业非市场战略分类法，分析中国对发达国家FDI缺失的原因。指出“强制性”政策工具与“消极反应型”非市场战略，导致中国FDI主力军——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经历了从母国“强束缚、强保护”到发达东道国“强束缚、弱保护”的过程；束缚没减少、保护在减损，从而丧失了投资原动力。与之相反，“混合性”政策工具与“积极前摄型”非市场战略，导致发达国家对中国FDI过程中，经历了从母国“弱束缚、弱保护”到东道国“弱束缚、强保护”的过程；束缚未增加、保护在加强，从而激发了投资积极性。政策工具从“强制性”向“混合性”变迁和非市场战略从“消极反应型”向“积极前摄型”过渡，将有助于中国面向发达国家FDI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FDI 政策工具 非市场战略
    作者简介：张默含，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博士。
    *（本文为2014年度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青促会课题“浙江逆梯度ODI带动产业技术创新的机理与对策分析”（编号：QCH201402）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源起与研究进展
    （一）问题源起：中国与发达国家间FDI“非对称性相互依赖”
    全球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为中国面向发达国家FDI创造了契机，促使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截至2012年底，中国FDI流量全球排名上升至第三位，全年创下84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但是，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格局尚未改变，对发达国家投资占比较低，尚处于起步阶段。与此同时，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中国吸收FDI全球排位第二，仅次于美国，是发展中国家第一大外资流入国。且外资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诸多领域。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FDI远多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FDI，这表明两者之间在FDI领域存在“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发达国家对中国资本的依赖远远小于中国对发达国家资本的依赖，若这种关系破裂，由于发达国家资本依赖的脆弱性较小，可以利用这种破裂威胁作为权力之源。这种外部压力使研究该问题具有理论价值。同时，伴随国内产业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势必加大对发达国家的FDI整合优质战略资产、拓展产业升级的外援路径依赖。这种内在动力使研究该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进展：中国企业竞争力缺失导致对发达国家FDI不足
    针对中国面向发达国家FDI问题，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微观维度进行研究。国外相关研究：一是面向发达国家FDI的出发点：从“利用垄断优势”到“获取战略资产”。Hymer(1976)认为，跨国企业FDI应以具备垄断优势为前提。Child和Rodrigues( 2005)指出，FDI不仅仅是利用企业垄断优势，还可以获取战略资产，构建新的竞争优势。Deng(2007)发现，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开拓市场、培养品牌优势以及寻求资源和技术。Nicolas (2010)研究显示，中国企业对法国FDI的动机是为获取法国、欧盟市场份额以及战略资产。二是面向发达国家FDI的落脚点：从“弥补企业竞争劣势”到“塑造区域创新能力”。Mathews( 2006)发现，构建合理的FDI战略，建立与发达东道国的干中学机制，可以弥补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足。Dunning和Lundan( 2008)认为，面向发达国家FDI不仅能够获取战略资产、培育企业竞争优势，而且可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日本学校排名
    国内相关研究：一是面向发达国家FDI的禀赋：从“企业特定优势”到“政府特定优势”。裴长洪和樊瑛( 2010)认为，中国跨国企业的微观竞争优势需要政府的引导、服务和组织才能转化为综合竞争优势，政府采取有力的政策引导并建设完善的规划体系，比其他国家更加必要。二是面向发达国家FDI的区位选择逻辑：从“先后逻辑”到“并进逻辑”。王风彬和杨阳( 2010)提出，中国FDI区位选择要从“先难后易、先易后难”的思维中跳出，进入“差异化并进”模式，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FDI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三是面向发达国家FDI的产业选择规律：从“顺梯度腾笼”到“逆梯度换鸟”。李桂芳( 2013)指
王者荣耀怎么更新出，通过顺梯度FDI可以把国内边际生产力弱的产业转移到落后国家，为高科技产业腾出发展空间。吴先明(2007)、刘明霞(2009)研究发现，通过逆梯度FDI可以嵌入到发达国家的创新体系和集中获取战略资产。黄益平、王碧珺(2013)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成本还相对比较低，企业也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呈现出“向海外投资但不搬迁生产企业”的特，投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战略资产，培育独特的竞争优势。
    总之，国外学者对中国面向发达国家FDI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行了论证；国内学者围绕投资禀赋、区位选择逻辑、产业选择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仍存在以下不足：现有研究主要是描述性分析，多集中在企业微观层面，基本不涉及母国、东道国政府宏观因素。学界通常从“企业不具备市场竞争优势”的视角，阐释中国对发达国家FDI的缺失。但是，这不足以解释投资缺失和“非对称性相互依赖”背后所隐含的全部内涵。换言之，除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之外，影响FDI的因素还有很多。本文尝试在宏观分析与微观研究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从政府政策工具与企业非市场战略双重视角，阐释中国与发达国家FDI“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的内在机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FDI存量中2/3以上是由国有企业完成，因此，研究国企对发达国家FDI具有典型代表性。
    二、“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内在机理
    （一）政策工具视角：强制性与混合性
    政策工具类似“政府箭袋子里的箭”，是指政府为了达到特定的政策目标，在部署和贯彻政策时拥有的实际方法和手段。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要在政策工具箱中选择合适的工具。由于标准不统一，学术界对政策工具分类众说纷芸、表述各异。综合各种分类方式，Howlett-Ramesh的分类框架(Howlett，Ramesh，2006)更具解释力。根据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介入程度由小到大，用一个坐标轴来表述不同的政策工具，并做如下分类：自愿性、混合性、强制性政策工具。
    1．中国FDI政策工具：强制性
    强制性政策工具I：规制。中国政府主要通过强制性政策工具影响FDI，最常使用的是规制（包括：规则、标准和法令等）。对FDI企业和项目实施严格的审批制度，一般由特定的职能机构（如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等）进行全程管理、贯彻规制。例如，在项目核准权限方面，2011年国家发改委的文件规定，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资源开发类、中方投资额1亿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开发类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除此之外，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尽管2014年国家发改委大幅提高投资核准权限，核准权限由资源开发类中方投资3亿美元，非资源开发类中方投资1亿美元及以上统一提升到10亿美元及以上，但是，企业FDI还是要经过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与核准。
    强制性政策工具II：国有企业。通过所有权赋予政府的权力，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变为政府彩浓厚的政策工具，企业内部的规制比一般规制更具有指令倾向。在响应政府提出的“走出去”战略方面，怎样在淘宝上开店铺
国有企业占了绝对比例。同时，政府严格规定国有企业（尤其是国资委管辖下的中央企业）FDI过程中应遵循以下规则：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投资产业政策；符合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方向；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和国际化经营战略，突出主业，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
    2．发达国家FDI政策工具：混合性
    混合性政策工具I:税收优惠与担保。发达国家政府通常对从事FDI的本国企业给予税收和担保方面的政策支持。例如，美国政府与全球主要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以避免双重征税，美国企业国外投资收入的税率一般要比国内投资收入的税率低15%—20%。法国政府允许从事FDI的企业如果在开办前四年出现亏损情况，可从应纳税所得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跨国企业可将其在全球投资损益合并计入财务报表，实行财务合并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德国政府已经向FDI企业提供担保，《德国海外投资担保准则》指出，所有类型的FDI都可获得政府担保，担保风险包括东道国征用、毁约险、战争险、资本自由流动等。
    混合性政策工具II：信息与咨询服务。发达国家政府为从事FDI的本国企业提供信息技术支持。例如，为了支持企业FDI，美国政府提供信息咨询和技术援助等服务。通过构建和完善其信息网络体系，为企业提供从项目前期考察、设计、论证、组织实施、事后追踪等全过程的信息咨询服务。法国驻国外商务机构负责向本国企业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信息，通过直接与东道国政府和企业联系，
免费为本国企业收集、整理、反馈信息或提供现场服务。法国对外经济关系总司的外贸中心负责出口和投资信息的收集，并出版国别地区的贸易投资指南，供本国企业参考。
关于节日的故事    （二）非市场战略视角：消极反应型与积极前摄型
    非市场战略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社会公众和媒体等）建立关系的策略，企业为谋求有利于自身的市场环境而影响政府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学者们对非市场战略内容的研究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综合来看，Weidenbaum企业非市场战略分类法( Weidenbaum，1980)更具说服力。其将企业非市场战略分为：消极反应型（企业并不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积极前摄型（企业试图按照自身的目标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1．中国跨国企业非市场战略：消极反应型
    中国跨国企业与母国政府：“消极反应型”非市场战略。中国政府是当前最大的非市场影响因素，国有企业的非市场战略多数是围绕政府宏观政策展开的。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企业的非市场战略对于政府的影响途径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在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包括企业界的人士，也就是说企业界可以参政议政；此外，部分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了各种游说联系，通过各类公关活动强化这种联系并“购买”政府当前的政策。但是，政府始终紧抓经济发展主动权，具有强势地位。企业主不管是通过人代会参政议政，
还是通过游说关系购买政策，更多的是对政府的各项宏观政策、规章变化所作出的消极反应，鲜有迂回余地。此外，部分地方政府未必将面向发达国家FDI作为主要战略加以重视。例如，浙江是开放型经济大省，很多浙商远赴海外投资，但当前省级层面更加关注“浙商回归”，对“浙商走出去”尚未予以足够关注，企业也很难扭转省里的决策重点。
    中国跨国企业与发达东道国政府：  “消极反应型”非市场战略。由于对东道国政策和商业文化的陌生，中国跨国企业在与发达东道国政府错综复杂的议价谈判中通常处于被动地位。同时，中国企业远赴发达国家投资的主要动机为寻求战略资产，并购是获取此类资产的主要手段，但很可能涉及敏感领域，这会引发发达东道国的特别关注，采取各种政策予以限制。更糟糕的是，部分发达东道国政府带着意识形态的有眼镜，对前往投资的国有企业政府背景深具戒心，频频施压，形成有组织的敌对。资本雄厚的国有企业一旦被贴上“中国政府”标签，很容易遭到东道国的政治干预，最终导致投资搁浅。例如，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中铝收购力拓，均因政治干预夭折。来自发达东道国政府的各种强势态度和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企业束手束脚，深陷左右为难的泥潭难以脱身，只能采用“消极反应型”非市场战略被动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