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满架”语用意义考释
作者：***
王媛可资料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22年第10期
赵丽颖滚出娱乐圈初中班级工作计划 陈明洁，华东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归有光的散文名篇《项脊轩志》，因描述自己在书斋的活动“借书满架，偃仰啸歌”，而引发当代学界对其含义的不同理解，专业期刊上针对这两个语句的辨释文章，其数量之多堪称“百家争鸣”。该文早年即被各地出版的语文教材收入，最近又为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继续选用。由于较长时期以来，广大语文教师对此语句的诠释心存疑惑，歧解未消，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影响。为此，我们特对其中的关键语句“借书满架”进行典源考索，探寻其在文中的语用含义，以期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说法。
关于“借书满架，偃仰啸歌”，统编教材只对后一句的两个词语作了注释：
偃仰：俯仰，这里指安居、休息。
啸歌：长啸歌吟。
这样的注释其实是不准确的，而问题恰恰在于未能真正理解“借书满架”的含义。教材对前一句既然不作注释，则意为“借书”就跟现代汉语的短语“借进书籍”（这里不可能为“借出
”之意）相同，因而在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参考译文”中译为：“借来的书籍摆满书架。”对于归有光在书斋中满架子都放着借来的书，这正是广大语文教师对文意存在的疑惑：他家里没有自己的书？这么多书从何处借得？借来的书难道不用还？怀着这样的疑惑，人们通过对“借书”含义的各种查考，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从版本异文中寻求解决疑惑的依据，这本是值得肯定的一条途径。但是，对版本异文的鉴别和取舍，还得遵循古籍版本学和校勘学的基本原理及规则，并非随便什么版本都能作为依据。从目前学界提出《项脊轩志》的版本异文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吴建豪前女友 2.钱伯城主编《古文观止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以上古文选本皆由当代人编纂，所选《项脊轩志》的文本都依据1920-1936年中华书
局编辑排印的大型丛书《四部备要》所收归有光的《震川文集》，“借书”的异文为“积书”。不少学者和语文老师竭力主张应遵从这一异文，认为“积书满架”方能合理解释。然而从专业的古籍版本学和校勘学角度看，类似现当代人对古书重排或选文编录的版本，非但不能作为版本校勘依据，而且其中的文字异文，完全有可能是因择取底本不精，或排印过程疏误所致，更不能据以为勘正之用。就《四部备要》来说，业内早就论证过如下事实：在排印所用底本方面，大量存在“所题版本实非所据版本”“所题版本言之未详”“选用版本明显不善不当”等现象;在校勘方面，“学术界已公认《备要》校勘不精”[1]。若以《四部备要》收录的《震川文集》来验证此语，恐也是如此，如《四部备要》称此书“据家刻本校刊”，这首先就属于“所题版本言之未详”，所称“家刻本”而不言年代，则只要是作者后代主持刻印前辈家人的著作都可以称之，而不顾其时间跨度和底本来源。殊不知，时间跨度和底本来源是衡量其文本文字可靠性价值的重要特征之一。以现存《震川文集》的版本来说，收录较为齐全、版刻质量较高的，当数康熙十年至十四年（1671-1675年）刻竣的本子，该本由明末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选定，归有光曾孙归庄校勘，归庄之侄归玠编辑，“校订助刻”者80余人，很多诗文名家如王崇简、曹溶、刘体仁、吴伟业、叶方蔼、徐元文等皆予其事，其中尤以“叶学亭（方恒）、徐健庵（乾学）两先生之力居多”[2]。要说“家刻本”，这才是首选的
最佳版本，但该版本中《项脊轩志》的上述句子是作“借书满架”。此后康熙二十一年刻乾隆时补修本、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乾隆时编《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嘉庆元年常熟归朝煦玉钥堂刊本等，无不是作“借书满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丛书集成三编》，内收影印之《震川先生文集》未交待所据版本，但书前有牌记标明“光绪元年五月常熟归氏重刻”，其正文之《项脊轩记》中，是为“积书满架”。由此看来，《四部备要》的所谓“家刻本”倒还所言不虚。但同样都可称之为“家刻本”，光绪元年（1875年）的归氏重刻本，距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归庄、归玠刻本，时間已相隔整整200年，有什么理由能认为晚出的“积书满架”是正确的，而相对较早的众多版本作“借书满架”是错误的呢？《四部备要》舍康熙本而取光绪本，岂不正是其“选用版本明显不善不当”的又一例证吗？
古籍的版本异文，有时因后人对善本中的文字难以释读，而较差版本中的异文则易于理解，于是很可能会弃善本文字而取差的版本异文，这在专业领域是有前车之鉴的。例如，欧阳修《醉翁亭记》中写“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多个宋元刻本中都作“让泉”，但到了清嘉庆间欧阳衡重新编校刊刻的《欧阳修全集》中却成了“酿泉”，中华书局2001年据此本整理出版点校本，亦沿袭其讹，可能就是因不明“让泉”的含义而受下文“酿泉为酒，
泉香而酒洌”影响;又如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句，从最早记录这一文本的唐代吴兢所编《贞观政要》，直到清代初期，所有辑载和引用此文的书籍中，无一不是写成“胡越”的，但到了康熙后期随着避讳渐严，出现将“胡越”改成“吴越”的避讳现象，今人则以为“吴越”指的是南方吴国和越国，以致这一因清人避族讳而刻意擅改古书文字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
以上两个例子，由于都曾长期出现在语文教科书中，足以给教材编者和语文教师敲响警钟：对文言文中一时不能理解的字词语句，即便探寻版本异文，亦须掌握版本学原理，遵循校勘学规则，切忌轻率作出判断并进行改易，否则很可能会以不误为误，影响语言知识的正确传播并误导学生。比如有关《项脊轩志》中“借书满架”的版本异文，绝大多数人都未发现的一例：清代黄宗羲编辑明代文章总集《明文海》，在卷一百四十二收录《项脊轩志》，该句作“措书满架”。要是认为“措”有“安放，置放”之义，会不会又觉得归有光说的是“置放了满架子的书”呢？虽说黄宗羲也是清初的大学者，但他在收录《项脊轩志》时会不会看走眼，确实也是个问题，因为毕竟“借”和“措”字形很相近;再说《明文海》在黄宗羲身前身后都没有刻版，今留存下来的都是一些抄本，最初写成“措”的究竟是谁也已无法证实。这一版本异文，在校勘学上因其来源不明和仅为孤证，同样不能率尔信从。何况，差不多同
时由清人薛熙编辑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另一明代文章总集《明文在》，内收录的《项脊轩志》就是作“借书满架”。
在很多主张“借书满架”应是“积书满架”的文章中，还提出另一条所谓证据，即《康熙字典》“借”字条下引用《唐韵》《集韵》《韵会》《正韵》云：“又资昔切，音积，义同。”以此来证明“借”就是“积”（或认为是“积”的通假字），指积聚或堆放的书籍摆满了书架。不得不说，这完全是误读了《康熙字典》的意思。《康熙字典》只是列出了“借”字在古代韵书中的两种读音，一为“子夜切”即“借”的读音，一为“资昔切”即“积”的读音，这两个读音的字义是相同的，所谓“义同”是指“借”字两个读音的意义相同，与“积”的意义是没有关系的。《广韵》和《集韵》著录“资昔切”的“借”字，释义都是“假借也”或引《说文》“假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借”既没有“积”的“积聚”或“堆叠”之义，古书中也未见有通“积”之例。认为“义同”是与“积”的意义相同者，盖因不明《康熙字典》释义体例且对古代韵书疏于查考，遂造成这一错觉和误解。
二、“借书”的典源考索
关于“借书满架”的“借书”究竟该作怎样的理解，除以上所谓版本异文的说法外，我们从
历年的期刊论文60余篇文章中，归纳出以下若干种诠释意见：
①“借书”无需强作解释，古代家富藏书者仍以“书非借不能读也”为信条的大有人在，好学之人都要借书来读，归有光也应是其中之一。
②“借”的繁体为“藉”，“藉”与“积”古音相通。“借书满架”中的“借”，正是由于古音通假而在此应为“积累”的“积”字，其义应是“堆积”或“摆放”等。
③“借”可以通“藉”，为叠韵通假。“藉”的本义是古代祭祀朝聘时陈列礼品的垫物。既然是垫物，他物可置于其上，因此引申为“置;置放”。“借书满架”就是“藉书满架”，直译就是“置放的书排满了书架”。
④“借”通“藉”，其中读为“籍”（jí）的“藉”就是“狼藉”。《辞海》注为“错乱不整貌”“按狼籍与狼藉同”，并转引古注云：“故凡物之纵横散乱者谓之狼藉。”据此，这里的“借书”应解为“纵横交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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