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炼海军加强海防
在第一次“海防议”中，左宗棠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为清政府所采纳，从而在国防战略上确立了海洋与大陆同等重要的原则，也使海防在国防指导方针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从此以后，清廷决定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主持北洋与南洋防务，开始成规模地筹建近代海军。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年(1874—1884)，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规模初具。
“海防议”后的10年，晚清海军虽有了初步发展，但与西方列强相比，仍然差距悬殊，这一点在中法战争(1883—1884)中暴露无遗。当时，法国舰队横行东南海域，福建水师被封锁在马尾港内，全军覆没；南洋、北洋海军也一无可恃，甚至连台湾海峡都难于涉渡。
中法战后，清廷痛定思痛，急谋有所改善。光绪十一年(1885)6月发布谕旨说，“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并命各沿海督抚各抒所见，这就是第二次“海防议”。第二次海防建设大讨论，得出了“目前自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的结论。其具体措施是决定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以统一海军指挥，加强海防的整体建设。同时，决定集中使用并不宽裕的海防经费，“与其长驾远驽，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支，以为之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光绪十四年(1888)9月奏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共有舰艇25艘，
在第一次“海防议”中，左宗棠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为清政府所采纳，从而在国防战略上确立了海洋与大陆同等重要的原则，也使海防在国防指导方针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从此以后，清廷决定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主持北洋与南洋防务，开始成规模地筹建近代海军。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年(1874—1884)，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规模初具。
“海防议”后的10年，晚清海军虽有了初步发展，但与西方列强相比，仍然差距悬殊，这一点在中法战争(1883—1884)中暴露无遗。当时，法国舰队横行东南海域，福建水师被封锁在马尾港内，全军覆没；南洋、北洋海军也一无可恃，甚至连台湾海峡都难于涉渡。
中法战后，清廷痛定思痛，急谋有所改善。光绪十一年(1885)6月发布谕旨说，“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并命各沿海督抚各抒所见，这就是第二次“海防议”。第二次海防建设大讨论，得出了“目前自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的结论。其具体措施是决定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以统一海军指挥，加强海防的整体建设。同时，决定集中使用并不宽裕的海防经费，“与其长驾远驽，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支，以为之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光绪十四年(1888)9月奏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共有舰艇25艘，
总排水量约4万吨，再加上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海军，至甲午战前，中国海军共拥有大小舰艇78艘，总吨位8万余吨，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海上力量。
不思进取终食恶果 中国海军力量的加强，自然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光绪十五年(1889)，美国海军部长本杰明·富兰克林·特雷西在一份年度报告中说：中国的海军实力列世界第9位，排在英、法、俄、德、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而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前。岂料这一海军建设的成就不但没有成为继续加强海防建设的动力，反而成了清政府不思进取的借口。从光绪十四年后，北洋海军没有再添置新的战舰。十七年(1891)，户部又决定两年之内暂停购买北洋武器，海防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北洋海军在远东的优势地位逐渐被迅速崛起的日本海军所抵消。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到甲午战前，日本海军已拥有中等以上战舰32艘，总排水量达5.9万多吨，而且在作战的机动性和海上进攻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其实力已超过了中国北洋舰队，清政府对海防建设的短视与盲目终于自食苦果。
19世纪70年代中期，晚清国防战略由“专防内地”向“海口防御”转变。这种海口重点设防思想虽有一定实用价值，但从海权控制来看却是消极保守的。直至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的海军战略仍是“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纸的发明，这自然限制了晚清海军建设的规模和发展方向。
不思进取终食恶果 中国海军力量的加强，自然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光绪十五年(1889)，美国海军部长本杰明·富兰克林·特雷西在一份年度报告中说：中国的海军实力列世界第9位，排在英、法、俄、德、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而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前。岂料这一海军建设的成就不但没有成为继续加强海防建设的动力，反而成了清政府不思进取的借口。从光绪十四年后，北洋海军没有再添置新的战舰。十七年(1891)，户部又决定两年之内暂停购买北洋武器，海防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北洋海军在远东的优势地位逐渐被迅速崛起的日本海军所抵消。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到甲午战前，日本海军已拥有中等以上战舰32艘，总排水量达5.9万多吨，而且在作战的机动性和海上进攻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其实力已超过了中国北洋舰队，清政府对海防建设的短视与盲目终于自食苦果。
19世纪70年代中期，晚清国防战略由“专防内地”向“海口防御”转变。这种海口重点设防思想虽有一定实用价值，但从海权控制来看却是消极保守的。直至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的海军战略仍是“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纸的发明，这自然限制了晚清海军建设的规模和发展方向。
在西方，从18世纪以后，随着海军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重视制海权的军事战略已经问世。到19六年级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祝福语世纪末，美国海洋理论学家马汉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思想，从而直接促成了德、日、美诸国海军的崛起。光绪十六年(1890)，马汉出版了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明确表述了要确保商业航运的利益，就必须获得海上航行的自由，因此必须掌握制海权。
马汉关于制海权问题的论述，引起了正积极向外扩张的日本的密切关注。日本将该书等列为军事学校、海军学校的教科书，海军军官人手一册。相反，在中国，马汉的海权理论却受到冷落，直至清朝覆亡后17年(1928)，比较全面介绍海权思想的论著《海上权力论》(林子贞著)才面世，此时离甲午战争已过去了30多年。
对于海权观念，晚清时代的中国人迟迟未能觉醒，对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上交通线、海上贸易的竞争完全处于懵懂状态，几乎一无所求。淡薄的海洋观念以及对海洋权益的漠视把清廷国防战略的制定引向了歧途，而且对我国维护海洋权力和利益的事业造成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为海洋大国的中国，历史上多次错过成为海洋强国的机遇。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在历史上曾走在世界的前列。在宋代，“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为近
马汉关于制海权问题的论述，引起了正积极向外扩张的日本的密切关注。日本将该书等列为军事学校、海军学校的教科书，海军军官人手一册。相反，在中国，马汉的海权理论却受到冷落，直至清朝覆亡后17年(1928)，比较全面介绍海权思想的论著《海上权力论》(林子贞著)才面世，此时离甲午战争已过去了30多年。
对于海权观念，晚清时代的中国人迟迟未能觉醒，对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上交通线、海上贸易的竞争完全处于懵懂状态，几乎一无所求。淡薄的海洋观念以及对海洋权益的漠视把清廷国防战略的制定引向了歧途，而且对我国维护海洋权力和利益的事业造成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为海洋大国的中国，历史上多次错过成为海洋强国的机遇。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在历史上曾走在世界的前列。在宋代，“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为近
海航行提供了天文学知识和航海技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建造战船、组建水军、组织庞大舰队始于元代。元朝海上行动，最大规模可组织水军7万人、战船500艘。明朝初期，明成祖朱棣曾派“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远航，通好亚非诸国，标志着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发展到历史的高峰。两次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使朝廷中的有识之士猛醒，开始认识海权的意义。于是，中国掀起了“洋务运动”，创办军工，筹备船政，培养海军人才，组建北洋、南洋、广东、福建4支舰队。到甲午战争前夕，历时26年，共造各类舰船55艘，这在中国造船史上是空前的。然而，在甲午战争中，清朝当权者把北洋海军舰队视为拱卫京畿的活动式“要塞”，奉行消极防御的战略，不可避免地使北洋水师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海军强国梦破灭了。 当年的中国没能成为一个海洋强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一点是没有正确理解海权理论的精髓，没有认识到海权是国家综合国力在海洋方向的表现。反映到海军的建设和使用问题上，即是海军建设缺乏连贯性，没有长期的发展规划，海军只是在近岸近海活动；其次是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的社会经济结构，制约着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决定着整个社会面貌和人们的心理状态，人们安于现状，不求海外拓展；最后，历史上长期对中原王朝造成威胁的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以，在国防建设上一直以塞防为重，兼顾海防。 当前，随着陆地
资源的减少和海洋资源开发力度加大，海洋是国家利益拓展的重要战略空间已成为各国共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产值增长最快的黄金地带。海洋安全边界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拓展，海上安全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比如海域划界、岛屿纠纷、资源开采、航行安全、海盗威胁、海上走私和海洋环境保护等问题。这一系列新的问题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关注自己的海洋权利，提高海军应对、完成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因此，必须消化吸收传统的海权理论精华，结合新形势下海上安全的要求，创新我国海军战略理论，有效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为当前和未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盾和支撑。（朱广福） 鸦重要性。他说：“自片战争后期，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了较为长远的海防大计。
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了一份《海洋水师章程》，首次规划了建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方案。
同治十三年，清廷进行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左宗棠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为清政府所采纳，此后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主持北洋与南洋防务，开始成规模地筹建近代海军。
光绪十一年，清廷进行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得出了“目前自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的结
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了一份《海洋水师章程》，首次规划了建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方案。
同治十三年，清廷进行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左宗棠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为清政府所采纳，此后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主持北洋与南洋防务，开始成规模地筹建近代海军。
光绪十一年，清廷进行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得出了“目前自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的结
论，决定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光绪十五年，美国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的海军实力列世界第现实的句子9位，这也成了清政府不思进取的借口。
光绪二十年，在李鸿章“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的战略思想下，甲午海战以北洋舰队的惨败而告终。
面向海洋，是近代世界强国发展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是世界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海洋也是中华文明赖以成长、发展的一个要素。中华民族在造船航海方面曾取得伟大成就，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朝历代基本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受到人为的阻碍；加上明、清两代推行“海禁”，使闭关自守、重陆轻海倾向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迟迟未能形成海权意识。直至19世纪中叶战争爆发，面对西方列强用武力叩关破门，才开始萌发了近代海防观念。
海防意识的萌发
战争(1840-1842)后期，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了较为长远的海防大计。林则徐强调“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能往者，我
光绪十五年，美国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的海军实力列世界第现实的句子9位，这也成了清政府不思进取的借口。
光绪二十年，在李鸿章“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的战略思想下，甲午海战以北洋舰队的惨败而告终。
面向海洋，是近代世界强国发展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是世界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海洋也是中华文明赖以成长、发展的一个要素。中华民族在造船航海方面曾取得伟大成就，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朝历代基本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受到人为的阻碍；加上明、清两代推行“海禁”，使闭关自守、重陆轻海倾向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迟迟未能形成海权意识。直至19世纪中叶战争爆发，面对西方列强用武力叩关破门，才开始萌发了近代海防观念。
海防意识的萌发
战争(1840-1842)后期，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了较为长远的海防大计。林则徐强调“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能往者，我
亦能往”；魏源则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船炮，建立一支新式海军，“集于天津，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
“自强新政”兴起后，刚刚萌发的近代海防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李鸿章呼吁：“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更上疏清廷，阐明加强海防的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左宗棠认为当西方列强争雄海上、争夺海权之际，中国不能自甘落后、无动于衷，他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已经认识到建设一支近代海军不仅是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需要，也是“防海之害而收其利”的需要，这无疑是近代中国人逐步树立海洋意识的一个新突破。虽然左宗棠当时对“海洋之利”的内涵认识还比较肤浅，但应该说已经有了初步的海权意识。
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了一份《海洋水师章程》(直到6年后才经代奏转达朝廷)，提出要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新式海军，“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钵轮船(炮艇)十号”，并各设提督统辖，彼此呼应，联成一气。三洋各设三座制造厂，“水师与制造
“自强新政”兴起后，刚刚萌发的近代海防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李鸿章呼吁：“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更上疏清廷，阐明加强海防的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左宗棠认为当西方列强争雄海上、争夺海权之际，中国不能自甘落后、无动于衷，他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已经认识到建设一支近代海军不仅是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需要，也是“防海之害而收其利”的需要，这无疑是近代中国人逐步树立海洋意识的一个新突破。虽然左宗棠当时对“海洋之利”的内涵认识还比较肤浅，但应该说已经有了初步的海权意识。
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了一份《海洋水师章程》(直到6年后才经代奏转达朝廷)，提出要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新式海军，“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钵轮船(炮艇)十号”，并各设提督统辖，彼此呼应，联成一气。三洋各设三座制造厂，“水师与制造
相互表里”。丁日昌的条陈，首次规划了建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方案。
进入19梦见牙齿掉了世纪70数据收集年代，欧美有关海防建设的理论传入中国。同治十三年(1874)，德国人希里哈的《防海新论》(1868年在伦敦出版)由江南制造局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一部从军事上总结美国南北战争成败得失的理论著作，该书的主导思想在于必须以积极的海上防御措施取代传统的海防手段。这部书的翻译出版立即在中国政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中国海防建设的主要理论来源。其时，正值日本入侵台湾，一个刚刚起步开始学习西方的东洋岛国也敢打上门来，不能不使清政府极为震悚。总理衙门认为必须积极筹措海防，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应变措施。清廷遂命沿海、沿江督抚、将军筹议，这就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在讨论中，有五位督抚大员直接引用了《防海新论》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本来就强调近海防御，因此，对希里哈有关近海重点防御的论述极为欣赏。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就吸收了希里哈的不少见解，认为希里哈关于“聚集精锐，以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的论述“极为精切”。李鸿章倡导重点设防的守势战略，就是直接接受《防海新论》的影响。大学生四六级
由于缺乏海权意识，17世纪中叶的中国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其闭关自守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却进一步阻断了中西文化的交往，错过了
进入19梦见牙齿掉了世纪70数据收集年代，欧美有关海防建设的理论传入中国。同治十三年(1874)，德国人希里哈的《防海新论》(1868年在伦敦出版)由江南制造局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一部从军事上总结美国南北战争成败得失的理论著作，该书的主导思想在于必须以积极的海上防御措施取代传统的海防手段。这部书的翻译出版立即在中国政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中国海防建设的主要理论来源。其时，正值日本入侵台湾，一个刚刚起步开始学习西方的东洋岛国也敢打上门来，不能不使清政府极为震悚。总理衙门认为必须积极筹措海防，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应变措施。清廷遂命沿海、沿江督抚、将军筹议，这就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在讨论中，有五位督抚大员直接引用了《防海新论》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本来就强调近海防御，因此，对希里哈有关近海重点防御的论述极为欣赏。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就吸收了希里哈的不少见解，认为希里哈关于“聚集精锐，以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的论述“极为精切”。李鸿章倡导重点设防的守势战略，就是直接接受《防海新论》的影响。大学生四六级
由于缺乏海权意识，17世纪中叶的中国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其闭关自守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却进一步阻断了中西文化的交往，错过了
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的历史机会，拉大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自第一次战争起，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从陆地、海洋四面八方入侵中国，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豆剖的危局。而海权意识正是分析晚清危局的一个切入点。近代西方海权观念不断强化翻开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大部分来自海上。从印度和缅甸方面入侵的英国、从越南入侵的法国、从朝鲜半岛入侵的日本，无一不是先海后陆；即使是清朝所面临的最大陆路威胁的俄国，除了对西北和漠北的侵吞外，其对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一带的觊觎、侵略，最大的动力也与海权意识有关：寻太平洋出海口（黑龙江）、占领天然不冻良港（海参崴），以便于开展与日本等太平洋国家的贸易。可以说，列强梯次来华，基于其近代海权意识的觉醒。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向海外大肆掠夺和扩张。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各国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海上争霸战。其中，16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海军，拥有军舰134艘、大炮3000门，自称为“无敌舰队”，系第一代海上霸主；17世纪中期，荷兰庞大的商船队，共有船只1.6万艘，总吨位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之总和；而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更把海军当作向外扩张的主要工具，到19世纪初，英国已拥有战列舰240艘、巡洋舰317艘，成为当时独一无二的海上霸主。
西方殖民者在历经数百年不断的彼此厮杀和疯狂掠夺后，产生了两个明显的结果：一是西方的海权观念不断强化，即“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统治世界”；二是他们的战船和火炮技术不断改进，海上的军事实力日渐增强。如果说，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汪洋大海还是人类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到了16世纪，东西海路大开之后，原来的海洋天堑就逐步变为入侵者的通道。进入19世纪，非洲、亚洲、美洲，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了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殖民地，古老的中国成了列强觊觎的下一个目标。中国闭关自守导致海防危机反观中国，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虽然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成就了世界的航海业、火药成就了炮等近代武器，虽然在明代就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中国却从不曾是海洋大国，直至明清时代，朝野上下的海权观念仍几近于零。与重商冒险的海洋民族不同，受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以土地为命脉的农本经济、以儒家为独尊的传统文化、以皇权为核心的集权体制、以宗族宗法为特的基层社会。一句话，传统中国的特点是农业的、儒家的、政治的、宗法的、大一统的。在历朝统治者的眼中，大海从来都不意味着商机，而只是天堑。正是由于缺乏海权意识，在17世纪中叶的明清之际，在历史已进入世界性交往的时代，中国却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缺乏走出去的意识。朝廷推行的中外朝贡贸易，政治彩远大于经济利益。郑和下西洋，其主要
目的也是宣扬国威，以求得“德被四海”“万方来朝”，所以郑和出使所携带的是大量的金银、钱币、瓷器、丝绸等礼品，沿途分送各国，换回的则是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及各种香料，以供皇室享用。同时，载回各国朝贡的使臣及其家属（多者几十、上百人），经年累月地在华享受免费待遇，致使远航和朝贡贸易的费用开支巨大、劳民伤财，成为当时的一大“弊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比郑和晚半个世纪的葡萄牙人达伽马远航东印度时，虽只有船只4艘、人员184人，但返航时所带回的货物总值，却是航行费用的60余倍。这种殖民经济和殖民掠夺的远洋航行，与厚往薄来的中外朝贡贸易相比，一个重在经济利益，一个突出政治影响。明清统治者始终没有意识到海洋所能带来的巨大机遇和利益，所以，面对马嘎尔尼、阿美士德使团的通商要求，清朝统治者无动于衷；在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明清统治者却采取了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清初，先是为孤立和打击郑成功集团，顺治十二年（1655）厉行海禁，“不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1661），又发布迁界令，凡沿海居民均内迁30里，“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康熙帝统一台湾后，虽然展界开海，允许沿海商民对外贸易，但海禁政策却日趋严厉，制定了“海洋出入之禁”“货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以及限制与防范台湾的一系列治台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将原来对外贸易的四口通商，变为只允许广州一口对欧美各国贸易。嘉
庆、道光以后，清廷愈加强化对外商的管理，不断制定各种防范“夷人”的章程。这种愈演愈烈的闭关自守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却进一步阻断了中西文化的交往，错过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的历史机会，拉大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造成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局面。同样，正是因为海权观的缺失，清政府缺乏适当、有效的海防措施。在近代以前，中国的海防安全一直没有遭遇过严重的危机。明代的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的荷兰、葡萄牙，都没能给中国带来实质性的威胁。明清之际，在统治者的眼中，大海依然是天然屏障。于是我们看到，清代不设远洋海军，只有近海和长江水师，其主要任务是巡防江河、海口和缉捕海盗，兵制等同于内地的陆军。到战争前，清军水师中最大的战船是广东米艇，船长104英尺，载重量约150吨，配兵60名，装铁炮十余门，此外还有火罐、藤牌、鸟等军器，全都摆在甲板上，没有任何掩护。清军的岸防火炮，大者上万斤，小者百十斤，有效射程不过几十丈，以火绳点火，射速慢而距离近，尚停留在欧洲17世纪加农炮的水平。而19世纪初的英国的皇家海军，早已在船舵、船帆、火炮及造船工艺方面做了全面的改进，其一级战列舰长200余英尺，定员820余人，载炮120门，其炮全部分列于甲板之下，而且燧发点火，射程远、威力大，整个战舰如同一个移动的大型堡垒。悲剧成为历史的必然 中国在西方眼中曾经是个神
秘、强大的国度，但真正接触之后，西方人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16世纪初叶，早期来华的葡萄牙特使即扬言：“只要从马六甲派出10艘船，便足以轻易地控制整个中国沿海。”乾隆五十八年（1793），来华访问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看到中国的帆船和兵器与200年前没有什么变化，亦狂妄地扬言：“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大清帝国的海岸舰队，并断绝中国从海南岛到北直隶湾的航运。”面对强大殖民者的贪欲，落后的中国遭受侵略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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