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第37卷第1期
Jan.2021
Vol.37No.1唐都学刊冬天空调制热一般开多少度比较好
Tangdu Journal
【历史文化研究】
从四幅古地图看“天下观”的演变
单长城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古地图既可呈现时人的空间视野，亦可传达当时的政治思想观念，二者是“天下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书•禹贡》篇所载随山浚川之图展现出以九州华夏为中心的“中国之中国”，华夷图展现出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亚洲之中国”，坤舆万国全图、地球全图则展现出作为万国之一的“世界之中国”。四幅古地图分别诠释了先秦、唐宋、明末、晚清四个时期人们的空间视野和政治理念，勾勒出我国古代“天下”观的大致演变历程。
关键词：古地图；天下观；地理空间；政治理念
中图分类号:K992.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21)01-0083-08
收稿日期：2019-03-02
作者简介：单长城，男，山东荷泽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经学史、思想史研究。
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启超著《中国史叙论》。全文分为八节，其中最后一节，他借用西方的历史时段分界之法，将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三世，即“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之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⑴依据梁启超的这般历史分段之法，可以清楚地窥测到中国各个历史时段的时空特点。每一历史发展时段的时空特点往往影响着时人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则决定了思想观念的边界。因此，特定的历史条件孕育了与之相符的空间视野及隐藏其后的观念意识，空间视野与观念意识共同构建了时人的“天下”观。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所描述的三“世”，展现了中国古代各“世”的空间视野及其政治理念，即表达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天下”观念。此观念则由时人之话语和行动投射至历史的诸多角落，而古地图成为诠
释这一观念的重要工具。假如我们将梁氏上段文本转译为图幅大小相等的三类地图，那么，第一类地图将被中国的区域范围所填充，当然它不一定与今天的行政区划完全重合；第二类地图上除了中国的疆域之外，还多出了中国周边的陆地以及大大小小的岛屿；第三类图则是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世界五大洲清晰可辨。
一、《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
—“中国之中国”
首先看先秦时期“天下”观念中的空间视野，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地图屈指可数，呈现宏观空间视野的地图更是凤毛麟角。《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曰：“舆地图，汉家所画，非出远古也。”[2]38。5因此最早描绘先秦之人“天下”宏观空间视野的地图恐不早于汉代，因现今无法获得关于这方面的先秦时期的宜接材料，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佐证那个时代空间视野的间接材料。本节所述的《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即是宋人依据《尚书•禹贡》所载，为解释经史而著的参考图，这种就经而作的地图，王逸明称之为绎史图⑶。这一出自宋代人之手的绎史图《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见图1)能否作
为印证先秦时期人之观念的地图？清人胡渭在《禹贡图》文中曰「'但使（地图）东西无易面，远近不相背，说之所及，以图证乙图之所不及，以意会之，辨方正位，存其梗概而已。”⑷17显然胡渭对此持
有肯定的态度。明代历史学家郑澹泉的《禹贡要注》开篇附图即是随山浚川之图㈤。而上面提到王逸明所谓绎史图显然也暗含这种就经为图的合理性。
图1《尚书•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
《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以最早的地理学专著《禹贡》为本而作。《禹贡》成书时间虽有西周说、春秋说甚至战国说，然一言概之谓形成于先秦时期大致不错。《禹贡》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⑹化古人根据山、川等自然地理因素，将所知的地域范围划分为九个州，分别为冀州、雍州、兖州、豫州、青州、徐州、荆州、梁州、扬州，这是我国最早描述地理分区的著作，并明确提出了州的概叙J 《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则依据先秦之人的这种地理框架而作，其图幅所画地理范围大致北至华北平原北界、东到于大海、南至长江流域、西止于黄土高原西缘地带。《禹贡》记载「'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为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为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⑹⑷-15。。济指古济水，在今山东一带；河指黄河；淮指淮水；荆指荆水今长江，现长江中游仍有一段称为荆江；衡阳指湖南中部衡山一带；黑水，清人胡渭云「'出张掖鸡山，南流至敦煌”⑷対9，仍不出今天的甘肃。由此观之，《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所绘的地理范围与《禹贡》九州之范围基本符合。
上述地理空间范围似乎是先秦之人的“天下”视野所致，时人李斯、苏秦关于当时疆理的表述足能证明此点，李斯言曰：“夫以秦之强，……足以灭诸侯，称帝业，为天下一统，，：2]2540o这里的“天下”一统主要指空间上统并东方六国，而东方六国主要分布于《禹贡》九州地域内，基本没有超脱《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所示的地理范围。《战国策》记载苏秦的言辞曰：“秦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喈、函之固”⑻汝‘韩北有巩、洛、成皋，西有宜阳、常坂之
塞，东有宛、穰、丫有水，南有険山”⑻曲‘魏南有鸿沟，东有淮、颍，西有长城，北有河外（河套地区）”⑻蹴“赵地方三千里，西有常山（恒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⑻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北有険塞、旬E阳”⑻90。“燕东有朝鲜、辽东，西有云中、九原”⑻1°39，齐国之疆理不必赘述，几位于今山东中东部地区。如若将苏秦所述各国的疆域拼接而成一整体，它几乎与《禹贡》九州的范围是一致的。推而得之，以《禹贡》为本随山浚川之图当是苏秦（先秦）时代“天下”空间视野的图像描绘。
苏秦表述楚国地理疆界时已使用“天下”一词，认为楚国是“天下之强国也”，里面有这样一层意思，即先秦之人的“天下”既包括诸如齐、晋等华夏之国亦含有非华夏之国如楚国等，《禹贡》九州内的所有
国家共同构成了时人之“天下”O正如李长傅先生在《禹贡释地》中总结的那般，认为苏秦所述各国范围正是先秦那个时代人们活动视域的“天下”所至囱。
《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主题部分是九州地域分布，依据《禹贡》所述，详细标识出九州之位置及作为其分界线的山川和河流。九州名称的图式标识显著有别于山川、河流之名，冀、雍、兖、豫、青、徐、荆、梁、扬等九字代表的九州名称，不仅字体上大于其他地理事物名称，而且采用了镂空的墨背景字体，外嵌墨环状的图式，九州名称的标注整齐划一且别具一格，俨然有意凸显九州存在的一体性，九州组成了“天下”，而“天下”也涵盖了九州。此种作图方式不自觉地提供给后人这样一种思考路径，即中国自古以来即是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国家。
先秦时期，人们对自己所居的地理空间已有一个粗略的经验判断，这类判断所产生的图像轮廓必然是不清晰的，这体现于“天下”边界的模糊性。
韩庚解约天圆地方观念由来已久，受之影响，“天下”边界体现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极至，所谓极至即最远所能达到的地方。《禹贡》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溯、南暨，声教讫于四海，，［6］153o道出东、西所至，分别是海和流沙之地，然南方和北方之所至表述得模糊不清。先秦之人认为“天下”的范围介于东、西、南、北四个极至之内，既然有极至，必然有确切的地理位置，但是四方极至的位置在时人观念意识中又是渺茫的。换言之，先秦时代人们虽然相信四方边界的存在，然而这仅是一种模糊的印象，且不说《禹贡》对南、北地理所至叙述有些含糊，即使东、西所至也只是笼统地指出至于“海”与“流沙”，并无实质的位置确认。故不能以今天的空间感套释李斯、苏秦的“天下”视野，毕竟先秦之“天下”受制于那个时段的知识与技术水平。因此，那个时代人的“天下”并非无远弗届。
“天下”的边界如何在《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上呈现？这类呈现方式反过来又折射出“天下”观怎样的内涵？如前所述，此图所展“天下”边界的形式显受“天圆地方”之“地方”意识的影响，以四边极至呈现。东边极至大海，与现实东部曲折的海岸线不同，图上以几呈上下（南北）笔直的陆地轮廓线区分海陆，近海的半岛、三角洲、河湾等难觅踪影；西边极至则由昆仑山、岷山等一系列山脉组成，呈南北宜线排列，与东西绵长山脉的实际地理走向不符，山脉之西有黑水河潜行，亦呈南北正向流向；南边至仍然采用了直线构图法，即也由系列山脉组成，不同则是东西水平的直线排布代替了前者的垂直分
布；北边至地理事物较少，山脉非呈连续状，河流也非水平流向，然将北边至所有地理事物连缀成线，依旧呈现与南边至相平行的宜线。综括观之，《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展现的地域形状凸显了古人“地方”的观念。图之东、西极至之“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就被地图边框所禁，似乎在那之外真的别无他物，而北边至以北与南边至以南虽留有些许空间，但这些空间没有任何图像符号和文字标注，似乎这里没有禹迹的关照，更未受到“声教”之所化，仿佛是不毛之地的绝域。
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人之视野不断扩展,“天下”不再局限于《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中的九州范围。
二、《华夷图》——“亚洲之中国"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一幅碑刻华夷图（见图2），此图始绘于北宋徽宗时期，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镌刻于碑石。图的一角有文曰：“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耽）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又参考传记以叙其盛衰本末。”通过这句话及古图之名清楚地表明此图以唐朝贾耽所作之图为蓝本而作①，它是一幅展现中原王朝与四方蕃夷关系演变的历史地图。文中之贾耽曾任唐代鸿胪卿，负责四夷的迎送往来事宜，借此不断地收集四方的信息与资料，在此基础上绘成海内华夷图（已佚）［创267，本节所述华夷图正是由贾耽之图而来。因此，华夷图所呈现的地理知识和空间视野并非纯粹的主观臆断，乃是古人经过一番探寻所得出的判断，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宋时人的“天下”空间视
①梁二平《中国古代海洋地图举要》，海洋出版社2011年版；卢志良《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1984年版；阎平、孙平果所编《中华古地图集珍》，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席会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版。
野与观念息识。
碑图正上方居中上下竖列刻有“华夷图”三字，字体较大。制图者以醒目的字号强调着地图的主题
内容，即这是一幅叙述华夏与夷狄关系的地图。华夷图涵括《禹贡》九州区域及其周边，这一空间范围 当是时人“天下”空间视野的描述。
直观华夷图，其所示的空间视野已经远超先秦。以逆时针观之，图之西部延伸至今天的帕米尔高 原，西域各国历历在目，印度半岛与印度洋赫然图上，先秦时期被视为化外的华南区域亦被详细标注，东
北方朝鲜半岛也有一席之地，而早在汉代就与中国有交往的日本虽未出现在图上，但文字注记已说明有
“东夷海中之国”。华夷图与《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相比，其覆盖的空间范围确实大有扩展。它向人
们传达了唐宋之际“中国”之人的“天下”不再局限于九州范臥其视野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域外，地缘周
边之近邻则是他们认知《禹贡》九州以外世界的起点。
“中国”的位置位居图幅中央，是这幅地图的主角，并且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周边异族处于地图的边 角。显然，华夷图的“天下”版图比图1更加开阔，它不仅显示了“中国”与周边各族的空间关系，而且强
调“中国”与他们的宗主藩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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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华夷图
华夷图文字注记较多，其中大多叙述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历史沿革。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文字包含浓厚的政治彩。试分别看对朝鲜、西夏、越南的记述,“辽海之东，周封箕子于朝鲜，汉置乐浪等四郡。高丽在辽东之东千里，东晋以后居平壤，世受中国封爵，秉正朔”，宋朝将朝鲜视为被封之地乃至地方郡县，犹需“秉正朔”。又如“夏国自唐末拓跋思恭赐李姓，宋端拱初，赐以国姓，至宝元元年元昊始僭号”，中原王朝对元昊的建国称帝斥之为“僭”。再如“曬州日南，即越裳林邑之地，汉马援植铜柱以表汉界，宋自开宝以来，交趾修贡，请内附，皆授爵”，交趾来聘，宋则视为修贡内附，且授爵于人。诸如上述类型文字屡现不鲜，话语之中明显呈现上与下的政治主从关系。这种以“天下”非己莫属、唯我至尊的情怀，毫无遗漏地渗透在碑刻华夷图的文字标注里。
这幅以华夷命名的地图在晋、冀北部标有长城的符号。长城是中原王朝抵挡北方游牧政权的军事建筑，与其说它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界限分明地加以凸显，毋宁说它暗示了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统治者自我保护的心态。丰衣廩食、自给自足的中原统治者无需假于他者，无疑对他们处居天下中心的优越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在“裔不谋夏，夷不乱华”⑴］观念的作用下，长城很容易被古代中原统治者浓墨重彩地描绘，而长城的出现又如华夷图名称般清理着华夷秩序。
华夷图右下方刻有“岐学上石”四字，表明此图最初应是岐州（今陕西凤翔）学府因教学之需而设，让当时的学子们了解“天下”大势。既然这幅地图所阐释的是尊宋黜夷的“天下”情怀，如此则不难理解有人将此图定位为“大宋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表现形式，，［12］15o据史料记载，当时华夷图的流传不仅局限于学子间，也受到宋朝统治者的推崇。宋孝宗对此图高度重视，不仅选德殿御座后面的金漆大屏刻有华夷图，而且建议大臣在本部都堂摹刻此图，以便随时观览。这件事可在宋人王应麟的笔下到证据，史曰：“乾道元年七月癸丑晚，（宋孝宗）御选德殿，御座后有金漆大屏……上指示洪适等曰：朕新作此屏，其背是华夷图，甚便观览，卿等于都堂亦可依此。”问嗨为何宋孝宗对一幅地图有如此言行和举动?或许自认为“中国”正统的孝宗皇帝目睹这幅华夷图时，图上居中央的庞然“中国”与边角的微小四夷二者的鲜明对比，使积贫积弱的宋帝重拾“天下”共主的自信。
古人通常采用“计里画方”的作图方法体现图上的事物。“中国”幅员在某一时期内确曾大于周边异族政权，如果按照计里画方的方式绘制地图，“中国”的疆域轮廓必然会大于周边政权。然华夷图展现出的“
中国”与周边的大小比例，被构图者的想象所改变，这种比例不再关心地理空间上是否趋于真实，而成了道德与价值的隐喻，道德与价值之区分诠释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四夷之所以为四夷的原因。“天下”之中的“中国”与四夷在图上的比例被扭曲，也暗含古人视野中的“天下”是一种差序有别的格局存在，恰如费正清所云，中国古代的对外模式正如它的内部社会结构一样，均存在着等级秩序问0
尽管“计里画方”的作图方式在中国古代沿用了一千多年，唐人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和宋人的华夷图，均是以此而作，然而它终究登不上现代科学的殿堂。随着西洋传教士的东来，他们带来的更为精确的作图方式将会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制图方法构成巨大挑战。
三、《坤舆万国全图》《地球全图》——“世界之中国”
栖息是什么意思万历年间，西洋传教士利玛窦带着一张具备当时最新天文、地理、科技知识的地图到达明朝，此图名为《坤舆万国全图》（见图3），南京博物馆现藏有其摹绘本。
利玛窦介绍给明人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并非《坤舆万国全图》，而是万历十二年（1584）在广东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这对时人来说无疑是一张闻所未闻的奇图。肇庆知府王泮对这幅地图非常感兴趣，而后令人刊刻并作为礼物送给显贵之宾o从利玛窦的一段记录中可知这种世界地图在当时相当一部分人那里受到了欢迎，就在同一年，利玛窦在给罗马天主教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书信中写道:“您应该知道这张地图在中国是多么受到重视，还是知府本人在他官邸中亲自督印的。但他不愿卖给任何
人，而只把它当作重礼，赠送给中国有地位的人。”皿《利玛窦全集》又记载曰：“欲使中国人重视圣教事业，此世界地图盖此时绝好，绝有用之作也。”两句文字表明利玛窦以图交友的传教思路，此思路成立的前提则是他的世界地图在中国确有“市场”。然而，明代部分士大夫针对《山海舆地全图》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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