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不 是 药 神 》
2018｜中国大陆｜文牧野｜徐峥
王传君｜谭卓｜章宇｜杨新鸣｜周一围
文/吾嘶
  不管看之前或者看的过程中，是否让人想到《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是《辩护人》，看完之后，都会觉得这就是《我不是药神》，是一部让全体电影人和观众骄傲的电影。
  《我不是药神》很现实，也很荒诞；很有力，也很无力；很中国，也很国际。
百里挑一祁汉  三部电影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改编自真实事件，或有人物原型。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根据罗恩·伍德鲁夫（Ron Woodroof）的真实经历改编，他的故事在1992年比尔·米努塔利奥所写的长篇新闻报道《达拉斯晨报》中首次曝光。主要讲述罗恩·伍德鲁夫被诊断出感染上艾滋病毒之后，与病魔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斗争的故事。
《辩护人》则以20世纪八十年代的釜山为背景，以已故前总统卢武铉曾在担任律师时，负责釜林事件辩护的故事为原型，讲述没有钱、没有学历、没有背景的税务律师宋佑硕经历的改变其人生的五次公审
《我不是药神》根据2015年“陆勇事件”改编，陆勇的真实经历同罗恩·伍德鲁夫很像，患有慢粒白血病，往返与印度和中国代购印度格列宁，并且帮助病友，但他并没有销售药品牟取利益。陆勇英语不错，可以和印度药厂直接沟通，而且自己又是病人，有病友的QQ。
电影有两处大的改编，一是将“陆勇”一分为四：代购药品的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徐峥饰），寻求程勇帮助的病患吕受益（王传君饰），女儿是病患、自己是主的张思慧（谭卓饰），还有兼职翻译的基督教堂刘牧师（杨新鸣饰）。
  二是把时空挪移到2002年的上海。
  先说一个“专利实施强制许可”的事儿。2001年底，世贸组织达成《多哈宣言》，赋予成员国在公共健康危机下对药品专利行使强制许可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病症危机到许多病患生命，但药品专利费也好、药价也好都高到威胁到病患“生命健康权”，那国家有权力
不跟专利拥有者协商，使用这个专利，然后生产这种药品。《我不是药神》中印度就是行使了这个许可权，然后有了“印度格列宁”。
  很多人要问了，那中国为什么不行使这个权力呢？真实的状况是，瑞士格列宁在中国的专利申请日期为1993年4月2日，中国的法律规定专利期20年期满。这意味着，国内的仿制药企在2013年4月1日过后，就可以合法生产格列卫了。但价格在4000元左右，比印度的200元还是高出很多。高出的更多是“制度成本”。
  2005年，中国颁布《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允许国内药企仿制专利药。但据强制许可的相关流程，内地药企要想合法地强行仿制一种专利药物，需向药监局和卫生部提出申请，然后由卫生部以公共健康理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但审批手续复杂，过程漫长，至少需要三年，还需支付一定的特许权使用费，所以国内医药企业大多不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赔本生意。
  如果故事还是发生在2015年，那本片就是直指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了，所以放置于2002年、2003年，判刑5年，3年出狱，恰好赶上医改，一切就都“合理合法”了。这样片尾的字幕部分，还有周一围饰演的警察曹斌去接程勇出狱时候说的话“以后别卖假药了，也没
人买了，这种药都进医保了”，程勇憨笑着说“挺好的”。从安全性上来说，这一段是必要的。
  如果电影结束在慢粒白血病患者十里送程勇，那就政治不正确了，因为程勇不是“英雄”。虽然，这个场景的背景音乐就是《辩护人》的片尾曲《99人》。程勇这个人物与《辩护人》的主角确实相似，一开始为了钱代购印度格列宁，后来为了更多人的生命健康权。事件并非来自《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因为陆勇事件本就如此，但其他人物确实或多或少参考了这部电影。
  《我不是药神》可以说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精品力作”，剧本扎实、人物丰满、情感充沛、思想深刻。
  这部电影里充满了每个人的“笑容”，也到处都是“幽默”。马克·吐温说，天堂里没有幽默，因为幽默的秘密来源不是喜悦，而是悲伤。所以这部电影里又充满了“悲伤”。幽默让这部影片变得很硬，悲伤在软化这种硬。
  大旗虎皮老师去年提过一个概念——“硬核现实主义”。 所谓“硬核”就是面对现实采取果断
社保交满15后退休可以拿多少
、直接、毫不回避、正面强攻式的创作态度。它是一种创作手段，一种风格，也是一种立场。
  他曾举例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因关注中国现实而与体制发生摩擦，“影片绝大多数以中国社会的当代现实为背景，以底层人、边缘人为关注对象，直面现实的脏乱与人性的丑陋，采用写实化的风格，不回避尖锐的社会冲突，在电影世界提供一种不加掩饰的再现、深刻的社会分析和冷峻的批判。”
  从这段论述中比对，我们可以发现《我不是药神》退税app>谭峻鹏“果断、直接，毫不回避”，但并没有“正面强攻”，因为本片涉及到的社会问题并不是二元对立式的，而是充满了复杂性。
  穷是相对的。
  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宁”在中国的售价是37000元一瓶，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在实在无力支付药费的情况下到了直销“印度神油”的程勇。
  程勇飞到印度发现，印度格列宁零售价是2000元每瓶，代理价格是500元一瓶，觉得这是一个商机。程勇从印度归来做起了赚钱的营生，因为他在国内只卖5000一瓶，这对病患来
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张长林（王砚辉饰）十几年来致力于假药的推销、售卖，看到格列宁这个商机，把自己包装成院士，以“德国格列宁”之名、2000元一瓶的价格试图挤进市场。那一天，礼堂里坐满了人，因为所有人都觉得2000元或3000元是比5000元便宜的。
  然而即使是这个价格，对从农村跑到上海、在屠宰场工作的黄毛（章宇饰）来说还是“天价”，于是只能强行从吕受益手上抢来三瓶药，心地善良的他还分给了同住的没有行动能力的病患。
  从以上这个逻辑上说，张长林的总结是对的，穷是一种病。
  假是相对的。
  程勇、吕受益、张思慧、刘牧师、黄毛组成了“治愈小队”，这个小队刚开始赚得盆满钵满，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治愈小队”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打击张长林的“假药”，他们坚定的认为张长林卖的是真的“假药”，因为对病人百无一用，还骗了病人的钱财和希望。但最尴尬的是，他们卖的印度格列宁在中国的法律中也是“假药”。因为法律规定，只有在药品监督
局注册、进入医药手册的才是合法药品，否则都是假药。
  最终卖假药的张长林威胁了卖假药的程勇，取得了印度格列宁的代理权，并且把价格从程勇定的5000元加到了10000元，这件事导致了治愈小队的解散。
  拯救也是相对的。
凤凰传奇是两口子
  徐峥饰演的程勇，无疑是他演绎生涯中最英雄主义也最现实主义的一个角了，程勇把父亲送到了养老院，妻子和他离了婚，还想把孩子带到美国去，而且指责这个家暴的男人“根本不是男人”，所以导演安排程勇的几乎每一场戏都在抽烟。
  他从一个油腻的中年loser转变为“仁心妙手普众生”的“药神”，根本原因是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维护或者捍卫了病患的“生命健康权”。所以那些视之为“救命恩人”的病人才不会出卖他，也有了老奶奶哭诉的那一段话。
  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么。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么？
  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
是“假药”。是真药还是假药，我们不知道吗？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谁家没有个病人呢？
  那一段话是说给周一围饰演的警察曹斌的，曹斌代表着法律的执行和捍卫者，然而他作为个人也有“恻隐之心”，这又是一个社会伦理的角度，抓了程勇就等于让那些病人“无药等死”。程勇也利用这个逻辑劝服刘牧师加入治愈小队的，“救人命违法吗？”
  《我不是药神》中有用心的设计，也有精心的留白。
  黄毛的悲剧命运从他被程勇和吕受益追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从路人屁股下抢了一辆自行车，结果下坡的时候摔倒在地。后来他为了救程勇抢开了载有几箱印度格列宁的货车，结果在被警察追捕的时候不幸被大货车撞死。
  “治愈小队”解散那天晚上下着雨，黄毛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而后把酒杯拍碎到桌上，鲜血直流，就像他的小货车被大货车撞碎时候一样疼。
  程勇在印度的药厂被问到是否要做“救世主”，他说“我就是想赚钱，才不做什么救世主”，结果最后抵着每个月亏损几十万也要救那些病患，并且回应了他劝说刘牧师时误用的佛家
国税税种
用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