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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如今越来越成为学界共同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以“本土化”为出发点梳理文化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文化研究本土化意识的觉醒，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为背景的：一方面，我们的文化研究不得不借用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另一方面要避免简单依附于西方理论，同时又要警惕不能陷入狭隘的民族排外观念。因此，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是要求在借鉴西方文化理论的同时不断进行反思和评判，逐步构建本土文化研究的理论品格。可以说，当代文化研究本土化的核心恰恰在于追求多元化，拒绝单一化，在于充分认识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复杂性，结合本土经验、当代语境以及西方理论资源对本土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和阐释，建设具有本土特性的文化研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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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险1金是什么关于文化研究何时进入中国，有学者认为应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标志性事件则是1995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这是国内文论界较早的一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1]但也有别的学者指出，西方文化研究成果的第一次亮相应该是1986年美国学者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2]还有学者认为，学界真正开始关注文化研究，是1994年《读书》杂志分别在第七、八期刊发了美籍学者李欧梵的《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这两篇访谈
文章对文化研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初步介绍。从1999年开始，李陀、罗钢、刘象愚、陶东风等人才逐渐开始出版大量的文化研究丛书和杂志。[3]这是文化研究进入中国的大致进程。但本文认为，翻译、介绍尽管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还构不成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推进应该与重要的文化论争现象有关，同时又和社会的整体进程共同起步。因此，文化研究本土化进程的两个关键点：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另一个则是21世纪初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这两场文化论争对我国人文学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也使得文化研究真正在中国逐渐扎根。从表面看，这两个文化现象似乎毫无联系，而且人文精神论争的焦点并不是文化研究的学科问题，那么说这场争论促进了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似乎无从谈起。但如果仔细分析，人文精神大讨论既表达了市场经济转型期知识分子们对社会终极价值缺失的担忧，同时也表露出对大众文化的排斥性批判。这种态度延续到后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中，关于文艺学是否要越界扩容，其背后的争论点之一则是文学研究是否要把大众文化中的消费景观作为研究对象。从这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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