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刘家坤
摘要：本文概述了火攻在中国历史上先秦至清末各个时期的运用与发展，并对火攻战法运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探讨和评说。
关键词：火攻；战法；谋略中图分类号：291E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
(2001)04—0099—103
火攻，就是因风纵火而制敌，是中国历代战争中常用的一种战法。多火攻是我国古代战争的特点之一。
火的使用，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火既可服从人们的意志，造福于人类；也会违反人们的意愿，给人类造成危害和灾难。随着人类的争斗和战争的出现，火被频繁地应用于战争，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几千年的战争历史中，火攻战法运用之多，手段之巧妙，作用之显著，令人瞩目。据有的专家统计，从春秋到清末的历代战争中，记入史册的火攻就达370次之多④。尽管各介时期火攻的器具、发火方式、规模以及对战局的影响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火攻战法在战争中
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当今H，寸4t，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战法与古代有着不可比拟的变化，但研究探讨火攻战法运用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和规律，对提高现代条件下作战指挥艺术和谋略水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火攻在古代战争中的发展
从最早运用火攻到清末，火攻燃料、器具及发火方式方法不断发展，经历了薪油阶段和火药阶段。薪油阶段，其燃料主要是薪柴膏油，主要靠人工纵火或火箭、火筏、火舡引火。这一阶段自炎黄战争到唐朝末年，先后经历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火药阶段，自宋代开始，经历了宋、元、明、清时期。
美人心计所有演员表先秦时期有文字记载的火攻，始于炎黄之战，大约发生在距今5000余年。据《吕氏春秋》记载：“炎黄故用水火矣”。炎黄战于阪泉之野，使用了水攻、火攻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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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军事·火攻在中国历代战争中的运用和发展
百家姓氏三战才分胜负。看来，这是中国历史上传说最早的火攻。
春秋时期，有史料记载的火攻有7次，主要用于攻城，火烧城门，打开通路，造成声势，以火助攻。据《左传·桓公七年》记载，鲁攻邾，“春二己亥，焚成丘。”《公羊传》在评论此事说：“焚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春秋时期规模较大而记载较详细的是公元前555年的平阴之战。在这次战争的最后阶段，晋军等诸国军队追击齐军时，“焚雍门及西部、南部”；另一支部队“焚申池之竹林”，后又“东部、北部”。
战国时期，火攻战法的运用，已经达到了高超、娴熟的程度。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箭(古称矢)的制作技巧大有提高，在其颈部(箭镞和箭杆连结之处)绑火球发射，古代称之为火箭，常用于攻城和车战。公元前299年，齐、燕即墨之战中田单的“火牛阵”，一直被兵家传为佳话。田单在牛尾巴上绑上柴草，浇上膏油，点燃后从城门放出，直冲敌阵，出敌不意地取得全胜。
秦汉时期火攻用于野战，西汉史书多有记载。西汉天启二年(公元前99年) 汉匈战争中，汉骑都尉李陵出居延泽以北抗击匈奴，在大泽芦苇丛中遭敌火攻。《后汉书·班超传》记载：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利用火攻斩杀匈奴使者及其随行人员，“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人悉烧死”。东汉统治者以火攻镇压农民起义多次，给起义军造成惨重损失。汉光和三年(公元180年)，零陵太守杨璇镇压苍梧、桂阳农民起义，皇甫嵩、朱隽镇压张角起义，均使用了火攻。义军将领波才部缺乏经验，“依草结营”，为皇甫嵩用火攻战法制造了可乘之际，数万义军被烧杀。
三国时期两汉之后，火攻的范围逐步扩大，在战争中运用日益增多，发火方式亦有很大的改进，由开始的人工点燃，投掷薪油，或借助于飞禽走兽携火烧敌、冲敌，发展到更先进的战具专门焚敌。火箭技术进一步发展，火车、火船相继出现。《三国志》记载：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88年)，帝“使将军郝昭陈仓城，会(诸葛亮)至围昭，亮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昭于是以箭逆射云梯，梯然(燃)，梯上人皆烧死”。这是我国首次以火箭攻烧敌人的记载。三国时期，火攻用予战争已属常见。最著名的战例，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为我们研究当时火攻战法的运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两晋南北朝时期两晋时期，战事频繁，火攻的使用较为普遍。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灭吴之战中，龙骧将军王漕和巴东将军唐彬率军沿长江东下，利用火攻破坏吴的江防，硬是以大筏带走吴军置于江中之铁锥，以火炬、麻油将拦江铁锁熔化而断，打开了通路，吴人不得不向王涫投降。．
汉字的历史南北朝时期，火攻战具进一步发展，火车、火舫用于战争增多，火攻与防火攻的斗争相当激烈。《周书·韦孝宽传》记载的西魏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玉壁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当年9月，东魏丞相高欢自率大军南下进围玉壁(今山西稷山县西南)，在城北垒土为山，打算在土山造成后登山攻城，并掘地道直通城下。西魏将韦孝宽全力拒守，并在城下挖堑壕，直通敌地道，堆积柴草，点燃后用皮制风箱鼓风，浓烟大火涌人地道，东魏军被烟熏火烧死伤甚多；东魏军在城外，使用火竿，被西魏军用锋利的铁钩割截。看来，双方在用火和防火上的斗争相当激烈，对策多端。南朝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钟离之战中，梁将韦睿趁淮水陡涨之际，将小船载上千万方数据
诗句大全草，灌人膏
《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油，点燃后引火烧桥。同时，派敢死队拔栅砍桥，梁军奋勇冲杀，呼声动地，魏军顿时大溃，争相逃亡，溺死、被杀10万余人。
隋唐五代时期这个时期，火攻不仅用于具体的战事，而且采取了火烧屯粮，削弱敌方国力以灭敌的战略举措。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杨坚在征求属下高颓如何灭陈对策时，高针对江南粮仓多为茅草、竹子所建，主张秘密派人乘风纵火焚烧粮仓，以削弱、耗尽敌国物资基础而使其灭亡。看来，火攻战法已作为战略决策而运用。
唐代，火攻战法的运用比以往频繁，不仅用于国内战争，而且用于对外征战。《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了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白江口之战中唐将刘仁轨以火攻痛击日军的情况。刘仁轨与日军在白江(今南朝鲜大田西北)与敌遭遇，四战皆捷，焚日船400余艘，烟火漫天，海水皆赤，日军大溃。．《旧唐书·房碹传》记载的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唐将房瑁遭叛军火攻的咸阳陈涛斜之战中，叛军效仿古战法，用2000 辆车，载上薪柴，夹在骑、步兵之间，交战时，叛军8000人顺风扬尘，鼓噪呐喊，牛被吓
惊，叛军乘机用成捆的草焚燃官军，人畜大乱，死伤4万多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薪柴膏油阶段之末，火攻燃料使用了猛火油，即现在所说
的石油，这是火攻的进步。猛火油最早出现在南方，比薪柴膏油的威力大得多，且有水浇火愈炽的特点，更适合于火攻。《新五代史·杨密传》记载：后梁末帝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吴王杨隆滨派使者给契丹主送去猛火油，“攻城，以此油燃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
宋金辽元时期唐末宋初，是我国战争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即由冷兵器向火器过渡时期。唐朝末期，炼丹家发明了，很快被兵家用于军事，因而对火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火药作为火攻的燃料取代薪油，便出现了新式的火攻器具即燃烧性火器，从而使火攻的威力和实用性大大增强。据北宋路振撰写的《九国志》记载，唐哀帝天佑初年(公元904年)，郑瑶攻豫章(今江西南昌)，曾用“发机飞火”(以火药为燃料的原始燃烧性火器)攻烧城门。到了宋代，火药普遍用于军事。宋王朝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包括火药、火器的发明创造。到宋神宗时期，火药已配备军队，发射火药的火炮已成为战争中的重要武器。
火药应用于军事后，改善了火攻器具的性能，提高了火攻技术水平及其效能，也推动了战法的改进。火药火器燃烧、爆炸起火，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和认识火攻。同时，我们在考察和研究历代战争中还可以看到，即使在火药、火器出现之后，传统的以薪柴膏油为燃料的纵火战法，在宋代以后的
战争中依然使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南唐主李煜面临宋军进攻金陵的危机，其神卫
军都虞侯朱令资顺风纵火攻宋军，由于风向改变，火焰反燃己军而大溃。《续资治通鉴·宋纪·高宗绍兴三十一年》记载的公元1161年宋、金陈家岛之战中李宝火燃金军舰船情况，是中国古代海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此役，李宝根据金人不习惯海上风浪颠簸而都睡在仓里的具体情况，出敌不意地发射火箭，使敌几百艘战
舰一下子陷于火海，李宝指挥水兵跃上敌舰冲杀，金兵不是被杀死，就是被葬身火万方数据
海，全黄立行生理反应
古代军事·火攻在中国历代战争中的运用和发展
歼20倍兵力于己的金兵庞大舰队。《金史·赤盏合喜传》记载，金正大九年(宋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金末将领赤盏合喜守卫汴梁中使用“震天雷”炮和飞火打击蒙古军的情况。从记载看，当时的“震天雷”炮一弹可燃烧半亩地，飞火可烧十余步，威力相当大。《明史·陈友谅传》中详细地记述了朱元璋与陈友谅鄱阳湖之战中朱军以火攻陈军的情况。在第一阶段康郎山水战中，朱元璋将火器、依次而列，接近敌船先发火器，乘顺风发火炮焚敌船，陈军水寨中数百艘船只被焚，士兵死亡大半。
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火器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明永乐年间制造系列火铳，把洪武年间的火铳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但自嘉靖年问佛郎机与火绳由西洋传人后，兴盛了二百多年的中国火器在明军装备中退居次要地位。直到战争以前，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致使国家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尽管如此，战争中传统的火攻战法依然使用。《明史·张辅传》记载，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安南陈氏故官简定起兵反明，安南军有战船600余艘，张辅部将陈旭率军乘风纵火，焚烧安南战船，安南军大败。据《明史》记载，在抗倭战争中，针对倭寇乘船入侵的特点，我官军民众齐心协力，多用火攻焚烧敌舰及陆上巢营，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明鉴》多处记载了明末农民起义军，使用火攻焚烧官寨村落的情
况。如《清史稿·福康安传》记载，乾隆三十八至四十年(公元1773一1775年)问，福康安率军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叛乱，进攻途中烧萨克萨古大小村寨，并放火烧了冷角寺。乾隆六十年、嘉庆元年(公元1795、1796年)，清王朝镇压湘、黔苗民起义，总督福康安率兵放火烧!．【J，当地苗寨多为竹木所构，数百个苗寨被焚，变成一片废墟；但义军采取“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官军。《清史稿·林则徐传》记载：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林则徐、关天培海上缉烟中，派水师焚烧船23只，为禁烟堵住了海上通路。黄奕照片
二、火攻战法运用评说
纵观火攻在中国历代战争中的运用和发展，发火器具和手段虽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实施火攻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战法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或者说是规律性的东西。
(一)出其不意，突然袭击，争取以弱胜强的战果两军交战，常是兵力少、力量弱的一方，利用对方恃强骄纵、疏忽不备之隙，突然发起火攻，以奇制胜。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周瑜、曹操赤壁之战和元末朱元璋、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都很有代表性。赤壁之战，曹操30万大军与孙、刘联军5万人相比，大为悬殊。然而，联军抓住曹军舰船首尾连结，易于焚烧之机，又巧用诈降之计，实施火攻，一举成功。鄱阳湖之战，陈军号称60万，朱军仅20万。陈军巨舰大船，朱军舟小，仰攻不利，非改变战术不可，和各种战法相比，火攻为妙。同样，在战术上也采取了欺骗手段，扎制草人，饰以甲胄，若斗敌状，把敌军的注意力吸引到伪装的斗船上，而乘其不备，将装着荻苇、火药的渔船引燃，冲向敌方，大败陈军。
(二)斩关夺隘，关键突破，为交战胜利扫除障碍公元507年，北魏并南梁之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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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中，元英、杨大眼率军数十万围攻钟离。魏军在钟离淮河中的邵阳洲架设两座大桥，以加强南北两
岸的联系配合和粮运。梁武帝看到这一要害，趁淮水暴涨之时，以火焚桥，乘胜追击，俘斩魏军十余万众，缴获大量资粮器械。公元1400年，明将李景隆与武定侯郭英等合军约60万人，在今河北雄县境内白沟河与朱棣10万人接战，厮杀竟日，不及胜负。4月25日下午风陡起，朱军趁李军前锋受挫，追至其营，乘风纵
火，燔其营垒，使李军10余万人被歼。这次火攻，起到了扩张战果的作用，使胶着的战局急转直下，朱棣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三)烧毁粮秣、战具、辎重，减煞敌方战斗力，迫使对方军心动摇东汉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曹军不足万人，粮秣欠缺，士卒疲惫，而袁绍仗兵十万，急于与曹军交战。曹操见势不妙，曾想撤回许昌，恰逢袁绍谋士许攸来降，获取了袁绍在乌巢有上万辎重粮秣积聚且戒备不严的情报，遂率步骑五千，操小道连夜赶到乌巢，围屯燎薪，烧尽粮谷，袁营知乌巢被焚，军心大乱，很快被曹军击败。隋灭陈之战前，隋文帝询问尚书左仆射高颖取陈之策，高颖讲了“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因此主张“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这种破坏非军事目标的计谋是很厉害的一手。杨坚采纳了高颢灭陈之策，终于达成了战略目的。
(四)制造恐怖气氛，以火攻相威胁；致使对方惊乱瓦解在许多战例中，火攻与鼓噪并用，一边放火，一边擂鼓呐喊，再加上大风呼啸，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这本身就是一种恐怖气氛，首先给敌方以强大的精神压力。同时，火攻总是乘其不备，突然起火，必使敌方惊乱。在这种情况下，进攻一方乘机
用兵，往往能大大减煞甚至瓦解对方的战斗力。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奔袭明督师杨嗣昌在襄阳的军府，仅以28人乔装入城，夜半放火，城中以为满城都是起义军，便仓惶逃散。张献忠立即率众攻城执杀襄王，缴获饷金、弓刀、火药数十万计，气得杨嗣昌羞愤自杀。张献忠利用火攻造成气氛，里应外合，打了一个火攻克城的漂亮仗。
(五)使用火攻要因时因地而异，不能照搬前人经验火攻成败与否，不能仅凭指挥者的主观愿望，还要受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如地形、天候、风向等。只有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而异，巧妙使用，方能奏效。如果不顾客观情况，拘泥古法，比葫芦画瓢，很可能事与愿违。历史上的两次火牛阵一胜一负，就是最好的佐证。战国时，田单的火牛阵，是从即墨城内掘洞放出火牛，再加上神化了的装饰假像，使敌人防不胜防；南宋秀州邵青起义军的火牛阵，是在野战条件下使用，火牛一受惊吓，反倒跑回自己阵营，最后遭致失败。守城与野战条件不同，邵青照搬田单的经验，结果吃了大亏。连南宋骁将王德也看到了这一点，在大破这次火牛阵之后，笑日：“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变，此成擒耳。”当然，这不是说古法不可再用，而要根据当时具体的环境条件，视情而行。
注释：
①刘思起：《淡我国古代的火攻》，载《军事历史}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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