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卷第4期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Vol .30No .42009年8月Journal of Hanshan Nor mal University Aug 12009
收稿日期:2008-12-05
基金项目：韩山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作者简介：张焰明(1963-)，男，安徽安庆人，韩山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
———从《三国演义》翻译中的理解谈起
张焰明
mpv商务车大全(韩山师范学院外语系，广东潮州 521041)
摘要：该文通过对罗慕士和张亦文《三国演义》第43回英译中的一些译例进行对比，指出，华夏
典籍博大精深，文化底蕴深厚，外国翻译学者和汉学家对原文的理解难免出现失误，因此典籍英译中外译
者合作更合适，但以传播中华文化为目的，从典籍的有序译出和意识形态考虑应以国内译者为主体。张译
母亲节的诗歌 关键词:《三国演义》；典籍；理解；文化；合作；主体
中图分类号:H 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6883(2009)0420071207
一、引 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各民族的交往越来越
密切，彼此越来越希望相互了解，这就不仅仅是
以往的表面语言的沟通，而是要了解彼此的特
性，而这种特性主要体现在文化上。我们知道文
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但又具有民族、地域、
时代的特性。我们学习英语，熟悉英语文化，就
是要了解英语民族的特性，以便沟通和交流。但
交流不是单向的，我们想了解别人，别人也想了
解我们———了解我们的语言，了解我们的文化。
华夏五千年积淀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这种文化
的结晶主要凝聚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中。因
而，翻译这些典籍是让外民族了解中华民族的重
要途径之一。更何况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时
代，随着中国的繁荣昌盛和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
提高，有必要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使华夏自立
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中国的典籍英译，就是中
国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
[1]那么，该由谁来翻译中国典籍呢?从以往的
历史来看，中国典籍多是由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来进行对外翻译的，所以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A.C .Graha m )在论及唐诗英译时认为：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国内翻译学者和专家，如：许渊冲、汪容培、潘文国等则持有不同看法。许渊冲先生认为：典籍英译，中国可算世界一流。[1]
潘文国先生呼吁中国译者应在加强中英语言与文化修养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从事典籍外译的工作，为在新世纪弘扬中华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2]笔者赞同后者的观点，因为从文本理解的角度来说，典籍翻译应以“译出”为主。从全面有序地传播中华文化而让外国人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译者更应担当华夏文化的“守夜人”。潘文国在《译入与译出》一文中谈到：英国格雷厄姆认为中国译者的译文“不自然”(a wk 2ward )、“不像英语”(s ound more like Chinese po 2
e m s than anything else in English)、“既破坏了英语的句法，又没能教会英语读者汉语的句法”(disrup ts English syntax without teaching the reader the syntax o
f the Chinese)，其结果造成了一种中国腔的英语(Sino2English)。[2]下面就美国学者罗慕士(Moss Roberts)翻译的《三国演义》第43回“诸葛亮舌战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译文[3]中的一些译例作一些分析，并以加拿大华裔学者张亦文的译文[4]进行对比，试看外籍译者的典籍翻译在理解上是否无失误而又是“地道”的英语。
二、译文在理解上的失误
(一)语言失误
欲待降来,。
罗慕士译(以下简称罗译):I f we risk sub2 m issi on,I fear Cao Cao will not accommodate us.
张亦文译(以下简称张译):I f we surrender, Cao Cao may reject our p r oposal.
曹操大军临境，东吴武士谋臣，或要战的，或要降的，意见纷纭，孙权一时拿不定主意，回府后，寝食不安。吴国太问其原因时，他说了上面的话。“曹操不能相容”该怎样理解更好，罗慕士用acco mmodate。查《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1997)，发现在对accommodate一词的解释中，与上文意思相关的是第三条目下(b)do (sb)a fav or;oblige：帮(某人的)忙；施恩惠于。而张亦文用reject our p r oposal，即“拒绝我们的要求”。哪种解释更合理，笔者查阅了《三国演义：名家汇评本》[5]对本回的评述，该句后有李渔评论：恐曹操不容，惩于刘棕。那刘棕是怎么一种情况呢?再看本章开始鲁肃对孙权的一句话“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毛宗岗对该句的评述是：刘棕之事，即孙权前车之鉴也。棕之臣王桀、剻越等皆为尊官，而棕独见杀；权而降曹，亦犹是耳。由此可见,“不能相容”所表达的既非“施恩惠于”，又非“拒绝投降的要求”之意，合理性的解释是“不能饶过我”，译成英文是I f we s
urrender,Cao Cao won’t s pare me。值得一提的是罗慕士书后对每章中的一些难点作了注解，或对名家的评论作了翻译。遗憾的是从他对本句的翻译来看，他并没有真正领会其注解的内容。
31岁女星29次分手此外还有“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罗译:“There could be slight basis f or the comparis on.”如果把罗慕士的译文反译过来就是“与他们比起来还是有点基础”。原文是诸葛亮应对张昭挑衅的一句话“久闻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乐。此语果有之乎?”在这种场合，诸葛亮倒是会反唇相讥：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要进行这方面的对比，只不过是小菜一碟。因此译文可译为“I n my op ini on,this comparis on isn’t worth menti o2 ning.”
(乃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罗译:But no one will have hi m.张译:unable t o find a refuge any where.“无容身之地”，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不到赖以生存的地方”，张的译文unable t o find a refuge any2 where，无论从形式上或内容上都与原文一致。罗译But no one will have hi m，反译成汉语是“没人愿容忍、收留他”，与原文不符。
杨丞琳资料(二)语用失误
刘棕束手。
罗译:L iu Zong bound his hands in subm is2 si on.
张译:L iu Cong has been cap tured.
原文是曹操写给孙权的檄文里的一句话。当时，曹操借刘备兵败之际，写信给孙权，表面上说是共击刘备，分其疆土，实则是要各个击破。译文表面上一看，似乎是一个直译，一个意译；直译的译文保留了原文的形象，更生动，但实质上是理解方面出了错。我们知道词义有多个层次，如基本义、语用义、文化义、文体义等。基本义是词典上的意义，是静态意义。但一个词一旦出现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它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就是动态意义，既有可能是基本义，也有可能是隐含义，所以翻译选词组句的依据不是正确性而是适合性。这里译者了解了“束手”的基本义，却忽略了它的隐含义：语用义和文化义。汉语中类似的短语有“束手无策”、“束手待毙”等，其中并非真的要把手绑起来。罗将“束手”译成bound his hands in subm issi on，势必造成译语读者对原文的误读，结果使语义失真，因为前文第41回并没有说刘棕是捆绑着手来见曹操的，文中只说“次日，与母蔡夫人赍捧印绶兵符，亲自渡
江，拜迎曹操。操抚慰毕……”。看一个赛珍珠(Pearl Buck)英译《水浒传》中的典型的例子: (武行者心里要吃，哪里听他分说，一片喝声道:)“放屁!放屁!”这里“放屁”如译成英文，它的基本义是pass one’s wind，而语用义是Nonsense,no more nonsense。原译文采用基本义，译语读者则认为是命令受话者放屁，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罗译中类似的语用失误还有:“坐议立谈”ar mchair debate and standing discussi on、“一鼓(克袁绍)”a r
ole of dru m s、“但笑傲风月”de2 lighting yourself with the breeze and moon、“胜败乃其常事”a warri or learns t o endure his reverses 等译文，而张译分别是when it comes t o talking、in one acti on、whereas you s m iled scornfully at ordi2 nary peop le、vict ory and defeat are common ep is odes in war，则避免了按字面意思硬译。
(三)文化失误
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
罗译:They hope t o see the salvati on of the peop le and deliverance of the e mp ire in their ti m e.
张译:save the peop le out of the fire and water and put the country on a couch of comfort.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salvati on一词的解释是:(religi on宗)saving of a pers on’s s oul fr om sin and its consequences;state of being saved in this way.(对人灵魂的)拯救，超度。显然该词指的是精神的拯救。在《旧约》中,salvati on 一词经常用于在面对敌人时来自天主的援助，而且deliverance在这里一起连用，也带有浓厚的宗教彩。这可以用《圣经》中的一些例子来加以说明。在杨佑方编的《英语圣经词源》中提到:“出埃及记”14章13-14节(14:13-14,Ex2 odus):“Moses said t o the peop le,Do not be a2 fraid.Stand still,and see the salvati on of the Lord, which He will accomp lish f or you t oday…
”。“诗篇”18篇1-3节(18:1-3,Psal m s)“I will l ove You,O Lord,my strength,/The Lord is my r ock and my f ortress and my deliverer;/My God, my strength,in whom I will trust;/My shield and the horn of my salvati on,/my str onghold”。“尼希米记”9章27节(9:27,Nehe m iah)“Theref ore you delivered the m int o the hand of their ene m ies,who opp ressed the m;and in the ti m e of their tr ou2 ble,when they cried t o you,you heard fr om heaven, and according t o your abundant mercies you gave the m deliverers who saved the m fr om the hand of their ene m ies”。[6]这些例子都说明salvati on和de2 liverance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祈祷，精神上的向往。而“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所述说的是客观世界的事，与宗教上精神世界的祈求是两码事。这说明了译者在选词造句时会受到其所在文化环境的影响，用西方文化来诠释中国的概念，而译文读者也会产生中国人信奉基督教的印象。
此外罗译中带有浓厚西方文化痕迹的还有“社稷安危”the security of our sacred altars、“齐之壮士也”the stal w art l oyalist of Q i、“亮自见机而变，决不有误”Nothing shall go a m iss,I assure you。而张译分别是safety and danger of a country、only a brave man、I shall do as circum stances dic2 tate,Imust not make any m istakes。
(四)语篇失误
这一回目的标题“诸葛亮舌战儒，鲁子敬力排众议”，罗译用词与张译有别。汉语的标题“舌战”二字绘
声绘，活灵活现，颇有声势，体现了汉语具象的特点，这里强调过程比强调结果更引人注目；而英语是显性语言，罗译debate 一词直白无隐，不能引起这种联想。在这种情况下，张译在标题中用defeat概括全文，更清晰，更有力。这是中西思维差异：中文模糊和具象、英文清晰和抽象体现在语言上的表现。
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
罗译:“we burned Cao out at Bowang,fl ooded hi m out at the W hite R iver,and put his leading gen2 erals Xiahou Dun and Cao Ren,in a state of panic and dis may”。“博望烧屯，白河用水”是诸葛亮上任“三把火”中的前两把火，第一把火烧夏侯惇，第二把火烧曹仁。译文中的Cao指代不明，如果指曹军，紧接的hi m与之不配搭；如果指曹操则与事实不符。
张译:“we burned Cao Cao’s ca mp at Bowang and fl ooded his positi ons at Baihe,frightening his generals such as Xiahou Dun and Cao Ren int o a se2 ri ous panic”。句子主体是总说，分词短语分说,
既符合英语组词造句的习惯，又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三、理解的启示
从以上译文中选取的译例我们可以看出罗慕士在文本理解上出现了一些失误。如果按照格雷厄姆的说法，罗慕士也没有资格担当翻译人，因为译文在语言、语用、文化和语篇等诸方面都有失误之处，像“坐议立谈”ar mchair debate and standing discussi on、“一鼓(克袁绍)”a r ole of dru m s等“不自然”、“不像英语”、“既破坏了英语的句法，又没能教会英语读者汉语的句法”，其结果也造成了一种中国腔的英语。显然，这样评价译作很有些鸡蛋里挑骨头之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功。因而，我们同样不能得出结论说“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外国人”。
2023.正月初三其实，格雷厄姆认为中国典籍英译应由英美人来担任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传统翻译观念的影响。曾几何时，对等、等值、泰特勒三原则等翻译标准，如同中国的信达雅、神似、化境一般被捧为翻译的圭臬，其结果也就认为中国典籍里的事物和概念定能在英语中到对等物，殊不知“英语一旦和中国文化接轨，负载上中国文化的内容，就会给人留下一种完全陌生化的文化语言现象”[7]。这就是说富有中华文化特的典籍难以在文化差异很大的西方语言中到完全的对等物，因此译文“不自然”、带有“中国腔的英语”就不足为奇了。其次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在作崇。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而强势文化是不屑翻译弱势文化作品的，即使有“译入”，也大都被“归化”，结果译文通顺、流畅、透明，但却造成了文化信息的失真，抹煞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因此“长期以来，英美文化一直被提倡流畅翻译的归化理论所支配。凭借炮制出清晰透明的幻象，流畅翻译会装扮成真正的语义等值翻译，可这时它实际上却会在外国文本上刻下一种有偏向的阐释，从而缩小翻译有责任传达的真
实差异，如果不是完全排除这种差异的话”。[8]从某种角度讲，格雷厄姆说中国人的译文不规范，倒不如说中国的文化未被归化。即使外国汉学家违背西方“归化”的传统翻译观，颠倒了原有诗学习惯，采用异化的方法，在笔者看来译者是一种尝试，虽间接地传播了中国文化，但传达的效果未必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如庞德的“意象析字法”，其根据是“汉字属于象形文字，极富自然性、意象性和诗意，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字，表达了中国文化的特。因此，只有分析汉字的不同构造来出其不同的含义，才能传达出汉语的真正意义”[9]，从根本上来说这样做不是传播原本中的文化，倒是歪打正着把中国的象形字传给了西方，创造了意象派诗歌的新风格。当前倡导典籍英译，我们说要把中国文化的原貌介绍给外国人，并非以牺牲原意的实质为代价。范岳说得很中肯:“我们要切记避免两种倾向：一曰，参入外国意识；二曰参入现代意识。”[10]有人会问对英美文学作品，我们几乎不都是以“译入”为主吗?不错，但这却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英美文化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是有目共睹的，就译书而言，在慢长的“西学东渐”中，中国文化一直处于被动和接受的地位。“数据表明，从1900年到2000年的100年间，中国全盘翻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等书近10万册，但是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不到500册。”[8]更不用说当今网络媒体，英文充斥其间，人们耳濡目染，英语实际上成了国际共同语。随着其语言的广泛运用，英美文化和价值观在无形中得到广泛传播。正是对英美文化有一定了解，我们才有信心大量地译入，但异化翻译得到认可，客观上我们也认为自己的弱势文化地位是其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应当尊重外国译者的选择，承认他们对英译中国典籍所作出的贡献。但从对典籍准确理解，
全面有序地传播中华文化典籍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国内译者应充当主角。也就是说，如让外国译者担当主角，译文难免出现偏颇。
(一)典籍语言的深奥和文化的民族性
上面译例的失误固然属个案分析，但唯物主义认为，偶然性后面隐藏着必然性，那么，这个必然性是什么呢?首先是语言上的原因。中国古典文字言简意赅，深奥晦涩，意义难辨，有时甚至是真伪参半，名物状理与现代语言差异悬殊，即使我们现代人读起来都感到吃力，外国人就更感到匪夷所思了。正如翻译《黄帝内经》时有人认为，古汉语三大特点造成理解困难：无标点、
一字多义、语法表存形式缺乏。[11]如果对典籍原文遣词造句和篇章结构不能了然于心，出错就难以避免了。如“欲待降来，恐曹操不能相容”一句，因为对“相容”一词以现代意义解之，对前后文的观照缺乏察觉，结果译成“I f we risk sub2 m issi on,I fear Cao Cao will not accommodate us”就不足为奇了。除语言上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对蕴藏在语言底层下的文化的理解。正如尤金・奈达指出的:“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12]也就是说:“他(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13]如果译者对异族文化只是似懂非懂的话，那对异族文化知之甚少的译文读者更是一头雾水了。所以，外人英译饱含中国文化的典籍有失误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对外籍译者“许多按字面意义翻译的‘直译’使西方读者不知所云，
未识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真面目的‘意译’又使西方读者不得原旨”[14]。如将“坐议立谈”译成ar mchair debate and standing discus2 si on、“社稷安危”译成the security of our sacred altars、“齐之壮士也”译成the stal w art l oyalist of Q i就是例证。如果对原语文化没有深刻体验，或只懂文本上的内容，以解构主义的“原作者死了”为由，以自己的想象来阐释原文，对语言和文学的翻译或许有道理，但对文化的翻译则行不通，因为在文化层面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语言的纯正或者修辞的高超，而是服从于更广泛的社会变革、文明再造的需要”[2]。范岳先生认为“典籍英译首先应强调understanding，然后才是exp ressi on。而这种翻译标准之所以与其它翻译不同，是它固有的特点所造成的”[10]。我们应知道，要真正理解一个异族人，非让异族文化浸入潜意识，流淌在血管中不可。这正像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深知“一部文学作品扎根于作家所处时代及国家的传统和文学环境。它是这一背景的反映，只有通过相互作用，只有那些直接理解该作品，或在能设法理解该作品的读者中才能获得其全部价值。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依附于所产生的文学环境，离这种环境越远的人，正确评价它们就越难”[8]。其实，所谓文学环境，说到底就是文化氛围。就《三国演义》一书而言，其表现的忠君死节、君臣伦理、血缘宗法政治等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该书具有很高的文学和文化价值，是一部中国古代形象的军事百科全书、威武雄壮的历史英雄剧和发人深省的道德悲剧，有“中国史诗”之誉(中国《三国演义》学会,1992)。要翻译好这样一本融政治、军事、历史和文化于一体的“史诗”，没有中国文化氛围的笼罩，译文就不会透出原文的文化气息，更难散发出原文的“味”。所以在这一回目中，当直接涉及到文化的文字时，因为译者缺少中华文化的熏陶，就会以自己的想象来阐释原文，译文就难免出现“尴尬”。
如将“刘棕束手”译成L iu Zong bound his hands in subm is2 si on,“但笑傲风月”译成delighting yourself with the breeze and moon。总的来说,《三国演义》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如果是“文化密集”的《论语》、《周易》、《道德经》等，即便是一般国人想涉足都有些望而却步，而异文化的人想了解其深层含义想来会有恍若梦境之感。
(二)有序译出和意识形态
如果我们把“理解”的范围扩大一点，扩大到对整个中国典籍的理解，扩大到对整个中国典籍文化的全貌来理解，中国的译者更应成为主体，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国，记录、保存和反映其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上自上古神话，下至清代学术，前后历数千年的重要作品，包含着中华文化遗产的全部精华。”[15]就“译出”而言，在这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哪些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髓呢?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儒、道、法、墨等诸家各持一方，战国儒家分八派，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哲学派别的内涵，作为流淌着华夏血液子孙的我们，除非是研究专家或学者，也难完全道出个究竟，我们也只是说在哲学上我们是综合性思维。所以，外国译者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个侧面，或根据个人的性情、爱好进行选材，就如盲人摸象之感。看了《论语》、《周易》的译文，他们会认为中国人敦厚老实，难看到其理想主义的一面；看了《道德经》的译文，他们会认为中国人克勤克俭，甚至是清静无为的，难懂“无为”的博大精深。所以西方人认为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披着神秘的面纱可能与传译给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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