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际会#激荡年代的历史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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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金龙教授《宋武帝传》书后
杀伐果断
任建芳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宋武帝刘裕是晋宋宋革之际历史的领航者。张金龙教授新著《宋武帝传》-书，在全面搜集与考辨史料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宋武帝的生平事迹，客观立体地呈现出宋武帝的鲜活形象，并以之为线索探讨了晋宋之际历史的整体面相。该书内容翔实且多有拓展，同时不乏独到见解与精辟考订，对相关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进与参考价值。最好的电影
关键词:《宋武帝传》；宋武帝刘裕；晋宋之际；人物传记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44（2021）03-0318-05收稿日期#2021-02-20
作者简介：任建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研究。会计专业实习报告范文
宋武帝刘裕“既是南朝历史的开创者，也是东东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其戎马一生，南征北战，尤其是通过第二次北伐，成功占领了北方两大政通与文化中心，创造了东东偏安一百年来无人可及的功业，甚至放眼魏晋南北朝，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亦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过与其历史地位相比，学学的重视程度仍远远不够。张金龙教授所著《宋武帝传》⑴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入研究了这位位宋鼎革之际历史的领航者，不仅全面地呈现宋武帝南征北战、老谋深算的军事家与政治家面相，而且对其政通理想与内心世界进行了细腻的发微和抉隐，使得宋武帝的形象更为立体与鲜活，实为学学第一部专业严谨、翔实完备的研究宋武帝刘裕的学术著作。事实上，即如该书后记所言，作者早在撰写《治乱兴亡一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一书时，就曾打算以第宋之际的历史转变作为首章论述。因此，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宋武帝传》，便不仅是一部简单的帝王王记，同时也反映出军权与政治影响下来宋鼎革之际历史的整体面相。
-、首次呈现全面立体的宋武帝形象
以往对宋武帝的认识其以辛弃疾“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将形象为学型。这种318认识与宋武帝以武功著称于世有对大的关系，但却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宋武帝整体形象的考察。这本书则不然。作者指出：“宋武帝帝业的确立，武力和军权无疑是第一位的要素，政通与军权可以说如影随形，其依存关系就如事物之正反两面，须臾不可分离。”[1]455因此，书中所呈现的宋武帝形象，便是南征北战的卓越军事家与老谋深算的高明政治家的结合。这无疑才是全面的宋武帝形象。
（一）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宋武帝的军政形象
就其军事建树而言，宋武帝一生讨伐孙孙，推翻桓玄，北灭南燕，击败卢循，平定巴蜀，覆灭后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刘宋政权。该书的撰写自然也是以此为主，不过并非是对史书记载的简单移植和翻译，也非饶有兴趣地演绎或改编，而是通过敷陈宋武帝历次军事行动的主客观原因及组织部署、作战过程、战后影响等方面，从而有层次、有根底地展现其何以逐步建立不朽功绩。例如，刘裕在征讨孙恩的过程中逐步壮大实力，在此军功加持下，选择京口举义推翻桓玄。对此，本书以两章11节60余页的篇幅详分4阶段予以阐述：举义前，刘裕选择起事的内外原因，其他举义者的身份背景，以及刘裕如何计划部署；举义过程中，刘裕如何取得盟主地位，占据政治优势，成功起事占领京师，并以
孙红雷的个人资料
桓玄出逃的结果而取得阶段性胜利；进驻建康后，又如何通过以武陵王遵承制的名义发布命令，派遣部将乘胜追击并剿灭桓玄，取得决定性胜利；桓玄覆亡后，如何清剿桓玄残部，平定荆、湘二州，并顺势控制上流军政权力。正是在作者这一抽丝剥茧的寻绎细析下，刘裕推翻桓玄的军事过程、逐步展现的军事才能、渐进积累的军事资本，层次分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以往对宋武帝的认识多集中在其南征北战的军事方面，至于其政治谋略与内心世界则甚为模糊，以至于宋武帝的形象长期停留在战将一面而不免单薄。这本书通过深入阐释相关史料、全面考察历史局势，揭示了宋武帝恩威并施、审时度势的政治家面相。宋武帝理政的基本方针是一方面笼络高门士族，
2022年返乡最新通知另一方面诛灭异己势力。在笼络高门士族方面，在其发迹前对陈郡谢氏谢裕、琅邪王氏王谧皆多所礼遇，在此后的加官官爵中亦多有优待。在诛灭异己方面，打击皇室是刘裕实现其政通企图的固有手段之份汝南王遵之、武陵王遵、梁王瑾之孙珍之、王皇后、武陵王季度、其子求之、高密王纯之等皇室重要成员的死亡皆与其有或直取或间取的关系。至于废杀安、恭二帝，更是不不而喻。此外，宋武帝惯用各种“师出有名”的理由逐步翦灭其政治敌人，以确保自身政治地位的稳固。作者在细绎史书记载、详加分析后指出，所谓诸葛长民谋反，显然是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宗室司马休之和鲁宗之向其主动发起挑战而招致讨伐，亦非历史事实。作者对于史书的记载，既能沉得进去，又能跳得出来，从而揭示出史书的“而外之意”，挖掘出宋武帝作为一位具有野心的政治家，恩威并施、杀伐果断、老谋深算的一面。
再者，宋武帝并非急功近利、鲁莽行事之人，其进退之举皆是审时度势后的适时行动。其选择二次北伐，是因当时后秦内政衰败，有机可乘；而在成功消灭后秦进驻长安后，又冒着关中可能失守的危险重返建康，也并非如宋人李焘所感为重大的战略失误，实为审时度势后的现实决断。因南方政权在赫连夏和拓跋魏的虎视眈眈下占领并巩固在关中的统通并非易事，同时建康亦需守卫，很难彼此兼顾，且其根基尚在南方，最主要的心思仍是夺取东晋皇位，因此，看似退步的选择乃是宋武帝作为一位成熟政治家的稳妥抉择。与之类似，其早期选择出镇京口、退居二线，随后又适时进驻建康、掌控军权，亦是审时度势后的适宜决断。作者始终
将宋武帝的言行与其生活的时代相结合，在深刻分析其各阶段的政治形势及4、5世纪之交南
北政局的历史大势后，合理地解释了宋武帝作
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现实抉择，从而适时地展
现宋武帝的个人人点如何影响历史，而历史大局又如何反过来影响其决断，显然是进一步丰
富了宋武帝的整体形象。
（二）细致深入地探讨了宋武帝的内心世界
该书对宋武帝政治理想与内心世界亦进行
了更为准确地解读。宋武帝一方面意图通过屡建战功，积累更多政治资本，压倒刘毅等现实竞敌；另一方面，又通过建立前无古人的功勋，希
冀超迈桓温、谢安等历史翘楚，成为东夷偏安百年来最伟大的政通人物。其中，超迈桓谢的心
理尤为隐晦，若不经过一番细致发覆与抉隐，显
然不易体察。在推翻桓玄后，朝臣作出“镇军
府佐吏，降故太傅谢安府一等”的决定，这意味
着刘裕推翻桓玄的功绩略低于谢安指挥水水之战大败前秦入侵的功绩，显然不会令刘裕十分满意，因此，其后的两次北伐之举便皆有意图超
迈桓谢的微妙心理。刘裕二次北伐占领洛阳与桓温北伐占领洛阳的时间恰隔一甲子，而其选
定的“修谒五陵”的日期亦与桓温“如洛阳，修五陵”的日期一致，只不过是在月份上提前了
两个月。更重要的是，刘裕北伐占领洛阳的时间正值东夷建立一百年，这些或隐或彰的巧合
不得不令人猜测是刘裕有意为之，而其暗含的
目的便是超迈桓温、谢安，成为东夷建立百年来最伟大的政通人物。作者的这些发微抉隐，恰
如其分地揭示出刘裕因自己的“寒微”出身，必
须通过非凡武功建立超迈前人的政治资本，进
而通往帝业道路的隐藏政人心理。
（三）审慎公允地评价了宋武帝的历史言行
该书最后专设章探讨史家评说。在具体分析沈约、裴子野、朱敬则、李斯、吕祖谦，尤其是王夫之的评价后，作者对宋武帝的审慎论断与公允理解亦随之显现出来。王夫之对宋武帝
的诸多矛盾见解深受儒家道统及自身民族意识的影响。针对这些评论，作者摆脱成见，提出了
中肯公正的认识。一者东晋统人早已名存实后，刘推表晋我立之举有其合理性，亦是时后展展的必然。二者，刘裕作为一位成功的政治家,
其所作所为以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为根本旨归。因此，无论是代晋自立之举，还是诛杀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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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皆是其政治诉求的必然举动，即便是其心腹、亲信也不可能左右他的思主和行动。再者，王氏所言刘裕弑杀二帝是因自己年事已高，而其子皆庸劣，其亲信“抑诡险而无定情”，亦非持平之论。作者指出，刘裕年事高是事实，但诸子多有才干，其弑杀二帝，是因担心诸子年纪尚小，万一自身不久于人世后，他们尚无稳定大局的能力。至于刘裕的心腹、亲信，无论是刘穆之、徐羡之、傅亮还是谢晦，皆是颇具才干之人，而刘裕的成功亦与其善用人大有关系。总之，刘裕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和高明的政治家，其成功完全是过人的军事政治才能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对其代代自立之举，还是杀伐之行，都应以政通人物的标准去评判，并且与时代政局的发展相结合。如此方能摆脱先入为主之见，作出更符合历史实际的公正认识与评价（
二、不泥于史书，不囿于旧说
该书作者在考索相关史书记载上颇为慎重。这种慎重尤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史书模糊记载处，力求挖掘历史真相；其二，对于史家刻意塑造处，力求还原历史事实。因之，诸多不容置疑或未加审思的史书记载，经过作者的精辨细析而臻于显豁，从而对相关问题的剖析具有相当的深意与文见（
（一）史书模糊记载处，力求挖掘历史真相
作者对“骆冰谋反”事件的考辨即是经型例证。史书记载，刘裕府将骆冰图谋以桓胤为君主，与东阳太守殷仲文潜相联结，事发，杀骆冰，并诛其父永嘉太守骆球、殷仲文三兄弟及桓玄余党。对于这一似乎是既定事实的历史事件，作者却提出质疑。因驻扎在京口的骆冰无论如何也不大可能与远在东阳郡的殷仲文相勾结，且骆冰在刘裕身边而以尚在逃亡的桓胤为谋主亦不合常理。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刘裕为构陷桓胤、殷仲文等与桓玄亲近之人，故意见造骆冰谋反之事，通过其父骆球，塑造骆冰与殷仲文谋反勾结的“事实”，进而顺藤摸瓜，一举铲除桓玄余党。刘裕以莫须有罪名排除异己的手段并不少见，即如作者所揭示的，无论是诸葛长民谋反，还是司马休之、鲁宗之向刘裕主动发起挑战，皆非历史真相。若对史书记载不加思索而全盘接受，便会陷入历史迷雾中（
（二）史家刻意塑造处，力求还原历史事实
梅雨季节是几月份
该书尤其详细地探讨了两个方面的史家塑造之处：一是官方史学《宋书》对宋武帝早期历史形象的粉饰、神化，二是《宋书》作者沈约对其先祖功业的夸饰及不光彩行迹的回避。宋武帝刘裕在征讨孙恩的战争中走向政治舞台，不过在前期平定山阴、戍守勾章之役中，刘裕并非主力军军。《宋书•武帝纪上》所言“斩获千余人，推锋而进，平山阴”，似皆为刘裕功绩，但若再细考《宋书•刘敬宣称》《宋书•刘牢之之》，便知平定山阴的胜利主要应归功于刘牢之子刘敬宣。至于《宋书》所记勾章之役后刘裕“累破妖贼，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凭结，情好甚隆”同样不合史实。因为刘敬宣当时的实力远强于刘裕，且两次战役皆靠刘敬宣增援方能取胜，所以，当是刘裕主动对刘敬宣“深相凭结，情好甚隆”。另一同样典型的事例是史书所记刘裕与桓玄的唯——次见面场景。在这场会面中，桓玄君臣认为刘裕颇有君人之相，是对桓玄帝位最有威胁的人物。但作者却分析道，以刘裕当时的身份，楚帝桓玄绝不可能亲自单独受见并发出如此感慨。显然，这些记载“应该是刘宋建立前夕御用史家粉饰、美化和神化刘裕早年经历以为其篡位所进行的舆论准备的一个环节”⑴53（此外，沈约关于其先祖尤其是沈林子、沈田子的史事记载，迷惑了后世包括司马光、赵翼等精研古史的史家。唯有通观全部宋宋之际的史事，才能参透其中的夸张失实之处，从而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相。对此，作者除专设一节《沈约记事，夸饰先祖》外，于该书多处亦有详细探讨，前后相连，实为一系统、专题的研究。如《宋书•自序》对其先祖早期参与孙恩之乱经历的记载多有矛盾，当为沈约有意为之，回避其先世不光彩的历史。而在对防守卢循的京师保卫战及征讨司马休之的战役的记载中，沈约对其祖父沈林子的功业多有夸饰，未必完全反映历史真实。又如，书中记载，宋武帝二次北伐时，作为以“疑兵”吸引后秦注意力的非主力西路将领，
沈约伯祖“沈田子以千余人败姚泓数万之众”，这绝无可能。后秦的主要敌人是攻占潼关的东东中路军和东路军，因此，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抽调数万兵力去对付非主力的西路军，即便沈田子负千余兵力战胜后秦八千步骑，恐怕也未必是事实。同时，尽管沈林子受遣增援其兄沈田子的记载并非杜撰，但以当时沈林子的职位推断，亦不可能“率精兵万余”。至于“高祖表言曰”“天子慰劳高祖曰”等记载，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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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表彰其祖先的功勋，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再如，后期戍守关中时，沈田子杀害王镇恶的事件严格来说可称为谋反行为。沈约称方面通过夸饰其先祖功绩并铺陈其忠心，另称方面通过暗示王镇恶的贪婪和不忠言行，意图展示沈田子杀害王镇恶似乎是出于公心。但在详细对照此事之始末，及分析其中的矛盾之处后，沈约记载的夸饰失实便可不攻自破。对此，作者进行了符合常理的推测，对于探寻历史事实显然更有助益。
三、反映晋宋之际历史的整体面相
该书在全面勾勒宋武帝生平事迹的同时，探讨了说宋鼎革之际历史的整体面相。正如后记所言：“希望通过本书，将那个时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众多人物的活动熔铸一炉，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出宋武帝刘裕及其时代的整体面相。”⑴553由此即可体察，作者在撰述之初，即将对对宋鼎革之际历史的整体面相的探求作为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若细读该书附录所作《宋武帝生平大事年表》，便会发现，除详
细考求宋武帝的生平大事外，对于同时期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均有照应，如此一来，作为传主的宋武帝与其生活的时代便能融为一体。既可从时代风云中体察宋武帝的伟岸形象，又可借其军政活动一窥历史全局，当是作者的旨趣所在。
该书以宋武帝刘裕的军政活动为线索，由点及线、由线及面地呈现与之相关的南北政局与历史人物。例如，举义反玄的胜利是刘裕前期政通生涯中至为关键的一步，作者不仅详分四阶段予以阐述，而且对于前期桓玄崛起、篡晋立楚之事亦多有分百：玄玄及其家族如何善全掌控军政大权；控制朝廷时如何通过内外军政要职的安排而组成以桓玄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篡位建楚后，又是如何采取一系列措施组建楚朝官僚集团，确立桓氏家族的独尊地位；以及，随着其昏庸无能的逐渐暴露，桓玄如何最终走向穷途末路，而被刘裕所灭。同样地，北伐南燕时，南燕的内外局势；追剿卢循时，卢循集团在广州的统通；平定蜀地时，谯纵据蜀的形势；北伐后秦时，后秦、赫连夏、拓跋魏的相对历史格局，皆在作者的笔下渐渐丰满起来。正是在这种点线面的联结叙述中，宋宋之际的历史大局清晰地呈现出来。
对于与刘裕军政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主要将领、心腹，作者亦详加考析其身份，能力及与刘裕的亲近关系，力求呈现更为整体的历史面相。例如，刘裕在决定二次北伐时，对于建康留守及北伐将领的人士安排颇费心思。作者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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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负责京师留守的有有掌留府重任的心腹刘穆之、副贰心腹僚佐徐羡之、其弟荆州军政长官刘道怜，三人共同组成留守文武班子，代表刘裕处理国政。与此同时，平蜀主主朱龄石、刘钟、蒯恩，扬州别驾从事史张茂度亦通过各自的解掌确保刘裕北伐时京师政局的稳定。而北伐将领方面，从京口举义成长起来的作战经验丰富的檀道济，北伐前燕时的前锋将领王仲德，战功卓著、辅佐苻坚统一北方的最大功臣王猛之孙、熟悉河洛形势的王镇恶，为最重要的三员大有。此外，作者对刘遵考、沈林子、朱超石、胡藩、朱牧、竺灵秀、严纲等等领的身份，作战经验、能力，以及在此次北伐中的作用均进行了分析，既可由此体察刘裕军事政治用人之才，又揭示出一宋之际的时代面貌。
四、论述有根柢，考订有推进
作者从事史学研究30多年来，始终坚持纯粹通学。史料的翔实征引、史事的谨严考辨毫无疑问是其通学的基本底。该书亦不例外。该书的所有史实叙述皆以充分的史料为根据，除《宋书》《宋书》《南史》《魏书》《资治通鉴》等基础史料外，凡是史事可能涉及的史料，作者均详加钩稽，在充分参辨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事实的判断，疑者存疑、信者存信。本书的专业性与厚重感即建立在这一扎实根基上。
仅举数例以见一斑。关于宋武帝刘裕的年龄问题，史书中的相关记载存在矛盾。作者详细分析了《宋书•武帝纪上》《宋书•武帝纪下》、徐爰《宋书》《南史》《宋书•刘怀肃传》《宋书•后妃•孝穆赵皇
后世》等的相关记载，推断刘裕的确生于兴宁元年，但其生日是否为三月十七却难作明确判断。关于刘毅战败、孟昶“自杀”的时间，《宋书•安帝纪》《南史•宋本纪上•武帝纪》《建康实录•宋•高祖武皇帝》《资治通鉴》《宋书•天文志三》等史料的相关记载亦有出探作者详辨以上史料，并根据正确的干支纪年推断，孟昶“自杀”时间当为五月丙辰（初五,6月22日）。若此，《资治通鉴》所记刘毅战败时间为五月戊午（初七，6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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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则可能存在问题，最大的可能为五月壬子（初一,6月18日）。关于卢循进攻建康时，京师周围的防守布局，作者根据《晋书•安帝纪》《宋书•元凶传》《南齐书•崔慧景传》《景定建康志•地理图序》《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城阙志》《宋书•五行志下》《宋书•傅亮传》等的记载，详细指明了建康内外的地理分布及军将部署形势。关于二次北伐时，东晋西路军与后秦蓝田作战事，作者根据《长安志》《水经注》等的记载，指出尧柳、青泥实为一地异称，《偏书》的相关地理记载并不准确。关于王镇恶、沈田子出据赫连夏兵之“北地”，作者指出胡刻省以之为“长安以北之地”的称谓不确，并根据《魏书•地形志下》《宋书•傅弘之之》《宋书•符瑞志下》《宋书•五行志四》等的记载指明，北地为魏文帝设置于关中的北地郡而为后世所沿袭。他如对宋武帝职官的变化及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意义的分析，京口举义的人数考订，张劭所言之“亚相”为刘裕而非刘毅，甚至北魏拒守滑台的守守尉建的身份问题等，作者均进行了详略得当的探讨，可见其史料考辨之精审与细致。
此外，该书在体式构思上别具匠心，颇为有颖。将宋武帝金戈铁马的一生分15章77节全面展开，章、节题目皆采用四字对句，加之各章均以作者自创五言诗起首，七分诗结尾，既起到导读与总结本章之效，又反映了作者对宋武帝各时期军政形势的思考。可以说，通过章、节题目及首、尾诗便能言简意赅地概括本章内容。《结束语》部分的四句五言首诗、五十六句七诗尾诗更是对宋武帝一生的高度浓缩与总评之作。以“门寒有大志，军功每称奇。南征又北战，实至名乃归”为首诗前两句，以“经营廿年终禅代，士族高门府首臣。北伐拓境灭胡羌，千载而下此一人”为尾诗后两句，恰是首尾相应地述说了出身低级士族的刘裕，如何通过军功叱咤风云20余年，既创造了个人历史、又改变了时代走向的波澜壮阔的一生。这种“成一家之而”的独特体式使得本书内容主旨鲜明，首尾完整，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全局豁然，引人入胜总之，该书是一部体式新颖、内容厚重、叙事充分、分析深刻、征引翔实、考辨谨严的关于宋武帝刘裕及其宋之际历史整体面相的学术佳作。这一著作的形成，离不开作者累年蕴蓄的扎实基础及及史功力，亦离不开作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地如实证史、公正论史的史家良知与责任心。
参考文献：
&1]张金龙.宋武帝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仇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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