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山水文的兴起与唐代桂帅的
山水景观开发
殷祝胜*
［内容提要］与描写中原和江南地区山水的散文在南北朝时已相当发达的情形相比，桂林山水文的发展较为滞后，最早一批桂林山水文在中晚唐时期被创作出来，标志着桂林山水文的初步兴起。这些文章与当时桂帅对桂林山水景观的开发有密切关系，无一例外的都是因其时桂帅对桂林山水景观的开发而作，这不能看作偶然的巧合。山水文中的山水描写在细致性和具体性上有较高要求，使得桂林山水文的创作需要作者对桂林山水有深入具体的认识；而桂林山水地处岭南，其丰富多彩的美景不易为人所知，要深入具体地加以认识相当困难。唐代桂帅对桂林山水景观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桂林山水文也就应运而兴了。
［关键词］桂林山水文兴起山水景观开发
中国古代描写山水的散文，东汉初马第伯的《封禅仪记》一文已具雏形，到南北朝时期已蓬勃兴起。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模山范水的散文名篇，其中如孙绰的《游天台山赋》、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等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而郦道元的《水
经注》一书，以地学著作的形式，将“千山万水，包举一编”，其中“写景各节，轻倩之笔为刻画之词，实柳宗元以下游记之具体而微”①，更被视为中国古代山水散文的经典之作。
这些山水文的表现对象主要是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的山水，今日誉满天下的桂林山水在当时则相当寂寞。《水经注》“漓水”篇中有曰：
漓水又南，合弹丸溪，水出于弹丸山。山有涌泉，奔流冲激，山堪及溪
*殷祝胜（1964~），男，安徽繁昌人，文学博士，现为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①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56~1457页。
中有石若丸，自然珠圆，状弹丸矣，故山水即名焉。验其山，有石窦，下深数丈，洞穴深远，莫究其极。溪水东流，注于漓水。①
这是流传下来的用散文形式描写桂林山水的最早文字。文中用“奔流冲激”来形容水流的形态，“石窦”诸句还注意到了桂林山多洞穴的特点，这比刘宋时盛弘之《荆州记》中“始安郡山坎中有弹丸，因以名弹丸山”②的简单记载，自然要具体生动一些，但与同时的江南或中原山水文相比，其简陋之状十分明显，还不能算作成熟形态的山水散文。然而即便像这样简陋的片段，在当时也只是昙花一现，不仅整个南北朝时期再觅不得，就是到了隋及初盛唐阶段，也仍旧未见这样的文字，更不要说有成熟形态的
桂林山水文出现了。
成熟形态的桂林山水文直至中唐方才问世。建中元年（780），郑叔齐作《独秀山新开石室记》；元和十三年（818），柳宗元作《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宝历二年（826），李渤作《南溪诗序》，李涉作《南溪玄岩铭并序》，吴武陵的《新开隐山记》和韦宗卿的《隐山六洞记》也当作于此年③；会昌四年（844），元晦作《叠彩山记》，其《干越山记》与《四望山小记》约为同时作④。这些文章分别对桂林的著名山水景点独秀峰、訾家洲、隐山、南溪山、叠彩山的景致进行记录与描写，初步展示了桂林山水的具体特点和独有的魅力，标志着桂林山水文开始兴起。此后桂林山水文数量越来越多，历宋、元、明、清，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山水文学中蔚为大观的一个分支。
桂林山水文在中唐以后兴起，与几位桂管观察使即桂帅对桂林山水景观的开发有密切的关系。
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8，四部丛刊影武英殿聚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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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唐］虞世南：《北堂书抄》卷124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南宋］理宗时人陈思：《宝刻丛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9“静江府”引《集古录目》：“唐
《新开隐山六洞记》，唐都防御判官侍御史内供奉吴武陵撰，防御衙推韩方明八分书并篆额，李渤游于州之西山，其溪谷潭洞皆人所未尝至者，遂名之曰隐山，构亭榭于其上，以宝历元年八月立此记。”
又引《诸道石刻录》：“唐《隐山六洞记》，唐韦宗卿撰，李方古书，宝历元年。”似此二文皆宝历元年作。然李涉《南溪玄岩铭序》说李渤“自给事中出藩于桂，一之年治夕野之病，二之载搜郛郭之遗，得隐山、玄岩”。据《旧唐书》卷17上《敬宗本纪》，李渤为桂管观察使始于宝历元年，则其发现并开发隐山等在宝历二年；李涉为李渤之兄，其言当不误，吴、韦二文当作于宝历二年或稍后。
④郑叔齐、李渤、李涉、元晦文署有写作时间，摩崖石刻分别存于桂林独秀峰、南溪山、叠彩山，下
引文字依此；柳宗元、吴武陵、韦宗卿文石刻不存，下引文字分别依《柳宗元集》卷27（中华书局，1979年）、明代张鸣凤《桂胜》卷11（清钞本），柳文系年参施子愉《柳宗元年谱》第10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
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是最早的一篇桂林山水文。文章所写的独秀山，得名于刘宋文学家颜延之的诗句“未若独秀者，峩峩郛邑间”，是最先获得诗人吟赏的桂林名山。山下有石穴：“神凿嵌窦，呀而为室。嚣滓可远，幽偏自新。”然而这些都不是激发郑叔齐创作此文的主要机缘。此文的创作缘起，在题目一《独秀山新开石室记》中已经标明，题中最重要的是“新开”二字，此文乃缘独秀山下石室的新近开发之事而作。因为若无“新开”之事，独秀之奇，石室之幽，终归“胜概岑寂，人无知者”，这一点文章中有反复的强调。文章以主要篇幅叙述石室的发现与开发过程，从中可知开发石室者是“保鄆南服”的“御史中丞陇西公”，检《旧唐书》“德宗纪”与“代宗纪”，知其人名李昌巙，于大历八年(773)九月至
维多利亚壹号周楚楚建中二年(781)二月任桂管观察使①。李昌巙在桂期间，于政治文化方面颇有建树,“有讨西原贼潘长安功，吏士为刻《平蛮颂》镇南山下；又尝修饰舜祠，祠后虞山亦有碑”②，而对桂林的山水景观似乎无太大兴趣。本文所写的独秀山石室，是他在山下为修建学校而剪除“丛薄”时偶然发现，其所谓开发其实做得很简单，不过是“壤之可跳者，布以增径，石之可转者，积而就阶”，修整了一下通往石室的道路而已；“景未移表，则致虚生白矣”，所用时间不过几个时辰。但就是这位对桂林山水似乎兴趣不高的桂帅的这次简单的工作，开启了桂林山水景观开发的历史，也促成了第一篇桂林山水文的诞生。
接下来产生的几篇桂林山水文，也全都与桂帅的山水景观开发相关。
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一文的创作缘起，据作者《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记启》，知为奉御史中丞裴行立之命，为其开发訾家洲而作。裴行立于元和十二年(817)任桂管观察使，第二年在率领僚吏游览訾家洲时，发现此处为观赏桂林山水的极佳地点，“于是厚货居甿，移于闲壤。伐恶木，刜奥草”③，在洲上建造亭台楼阁，竣工以后，令柳宗元为记。柳宗元其时为柳州刺史，是裴的下属，曾至桂参加訾洲宴游活动。在接到上司下达的任务后，柳自称“涉旬摹拟，不得万一；窃复详忖，进退若坠”④，态度之郑重可以想见。今读此记，突兀而起，悠然而收，叙述简严，描写生动，确为精心结撰之作，堪称唐代桂林山水文中最优秀的作品。
吴武陵《新开隐山记》与韦宗卿《隐山六洞记》是为宝历时桂管观察使李渤开发隐山而作，隐山之名即为李渤所取。李渤“自给事中出藩于桂，一之年治乡
①参《旧唐书》卷11《代宗纪》及卷12《德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②［明］张鸣凤:《桂故》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唐］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见《柳宗元集》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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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唐］柳宗元：《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记启》，见《柳宗元集》卷3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野之病，二之载搜郛郭之遗”①，发现了隐山六洞。他在隐山大建亭榭，广植花木，使之成为“邦人士女，咸取宴适”（吴文）的胜地。据晚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记载，当时为此事撰碑碣的还有皇甫湜②，可惜其文不传。吴、韦二人其时在桂为李渤的从事。吴文说:“他日，会新亭之下，辱命纪事。”韦文说:“客有中席而言曰：’……请执笔纪大贤独得之胜，并立碣垂隐山六洞之由。'”可见二文都是受命纪事之作，只是吴所受为李渤之命，情形略同于柳宗元撰《桂州訾家洲亭记》，而韦所受为某客之命。二文以游踪为序，写隐山之景都很详实，篇幅较长，有后世地理游记之风，在唐代山水文中尚不多见。
李渤《南溪诗序》与李涉《南溪玄岩铭并序》是为李渤在桂林开发的另一处山水景观南溪山而作，南溪之名也是李渤所取。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一为开发者本人，一为开发者之兄，因而其中说到开发者，
便不必像下属之文那样恭维与客套，而可以尽情展露这位桂帅对山水的那份出于天性的嗜爱：他曾“游衡、霍幽遐之境，巢嵩、庐水石之奥，凡俗所觏，必皆砻磨大璞，剪凿遗病，意适而制，非主于名”（李涉文）；当他发现南溪山，“若获荆璆与蛇珠焉”，“遂命发潜敞深，磴危宅胜，既翼之以亭榭，又韵之以松竹，似燕方丈，似升瑶台，丽如也，畅如也”（李渤文），完全沉醉于这奇丽的山光水之中了。
《叠彩山记》《干越山记》与《四望山小记》三文，是唐会昌时桂管观察使元晦为自己开发此三山而作。元晦与李渤一样，是最热衷于桂林山水景观开发的唐代桂帅。他在桂期间，曾在宝积山建岩光亭，并有题诗；又在叠彩、干越、四望三山大兴土木，“建大八角亭，写其真院，砌台钓榭，石室莲池，流杯亭，花药院，时为绝景”③。《叠彩山记》等三篇文章，或考诸山得名之原由，或纪亭榭之创构与方位，但写得不算好。《干越山记》文多脱落，可不论;《叠彩山记》写法呆板，结尾诸句且意思晦涩；《四望山小记》结构散漫，语言也不畅达，艺术水平都无法与前面提到的那几篇桂林山水文相比。
这些最早的桂林山水文，无一例外地都因其时桂帅的山水景观开发而作，可见唐代桂帅对桂林山水景观的开发实为促成桂林山水文兴起的最重要的契机。桂林的景点
桂林山水文随唐代桂帅的山水景观开发而兴起，这不能看作偶然的巧合,
①［唐］李涉：《南溪玄岩铭序》，桂林南溪山摩崖石刻。
②［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隐仙亭”条，清初传录明谢氏小草斋本
③［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越亭”条，清初传录明谢氏小草斋本。
它是山水文在描写山水时的内在文体要求与桂林山水的自身特殊性相互作用的结果。92号最新汽油价格
从文体特点看，山水文与同样以山水为题材的山水诗是颇为不同的。山水文的篇幅一般比山水诗要长，《昭明文选》中所收的山水文如木玄虚的《海赋》、郭璞的《江赋》和孙绰的《游天台山赋》都洋洋洒洒千言以上或接近千言，而所收谢灵运、谢眺等人的山水诗则罕有超过百言的，可以反映山水文与山水诗篇幅差异的基本情形。山水文中也有一些篇幅不长的，如南朝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和吴均的《与施从事书》就特别短，但它们大多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①，从语气看似乎都非完璧，而是从这些书信中截取的片段，完整的作品应该更长。由于篇幅上的这种差异，山水文在写山水时自然比山水诗要更为细致，此其一。其二，山水诗多缘情而发，山水文多为事而作，这是二者在创作动机上的一个大致分别，进入唐代以后表现得非常明显。六朝时那种带有体物缘情意味的山水文体制形态一赋体和书信体在唐代山水文中被边缘化了，唐代山水文主要采用序体和记体形式，《全唐文纪事》卷45“游览”类提到的唐代山水文以序、记二体为主，反映了唐代山水文体制的基本态势。这些序、记体山水文多有确实具体的动机，或缘于某次文士的雅集，如王勃《越州秋日宴山亭序》、陶翰
《仲春公游田司直城东别业序》，或为了某处园亭的建造，如独孤及《卢郎中浔阳竹亭记》、符载《钟陵东湖亭记》，或由于某地山水的发现，如元结《朝阳岩铭并序》及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②，故其所描绘的山水也就与缘情即兴的山水诗中常见的一般山光水、草木风云不同，而是带有了某地方乃至某地点的特，在具体性上有更高的要求。山水描写的细致性和具体性，使得写作桂林山水文需要比写作桂林山水诗更具体深入地熟悉了解其表现的对象。中唐以前的宋之问、张九龄可以组合常见的“卷云”“碎石”③或“猿声”“风泉”④等意象写成《始安秋日》《巡按自漓水南行》等桂林山水诗；盛唐的杜甫、中唐的韩愈和白居易一生都没到过桂林，却可以凭借对桂林山水概略的了解分别写出《寄杨五桂州谭》《送桂州严大夫》《送严大夫赴桂州》等吟咏桂林风光的相当成功的诗⑤；而以桂林
①陶弘景文见：《艺文类聚》卷37，吴均文见《艺文类聚》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王勃、陶翰、独孤及、符载文分别见《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卷708，卷310，卷824，卷
王惠 聂远824。元结文见《元次山集》（四部丛刊影明本）卷6，柳宗元“永州八记”见《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卷29。
③［唐］宋之问：《始安秋日》，见《全唐诗》卷53，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④［唐］张九龄:《巡按自漓水南行》，见《全唐诗》卷47，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⑤杜甫诗曰：“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韩愈诗曰：“江作青罗带，山
如碧玉簪。”白居易诗曰：“桂林无障气，柏署有清风。山水衙门外，旌旗艛艓中。”这些诗句皆名句。分别见《全唐诗》卷226、卷344、卷442，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