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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 ⁃zee )是当代世界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凭借《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1983)和《耻》(1999)两次获得布克奖，成为第一
位两次获得该奖的作家。
库切本人很少在公众面前谈论私人领域事物，加之其作
品结构富有变化、含义深刻隽永等特点，以致在大众面前仿佛始终隔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但他曾在自传体三部曲的中译本题记里谈到这些自传体小说大致可以勾勒其35岁前的生活轮廓，因此探讨分析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作品不失为一条通向作者内心的有效途径。针对《男孩》《青春》《夏日》这三部自传体小说，大多数学者认为应分为两个部分，前两部《男孩》和
《青春》与作者的生活经历较为相符合，则可被视为一种相对可靠的自传。其中尤其是作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之首部的《男孩》，在南非著名传记作家坎尼米耶走访了百鸟喷泉农庄以及1971年库切一家曾居住过的马莱斯代尔农场的空闲房子后，他认为《男孩》中涉及的大量书写材料都能够有迹可循，因此集中探讨《男孩》这部自传体小说相较于另外两部能更贴近作者的生活原貌。
目前国内已有6篇关于《男孩》、2篇关于库切自传体三部曲的中文期刊。纵然有探讨库切动物伦理观
的论文，但关注的文本大多集中于《耻》《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动物的生命》《铁器时代》等作品，较少关注到《男孩》中对动物的暴力书写以及物种平等的诉求。因此以库切《男孩》这部自传体小说个案为例，试图通过对动物生存处境所提出的物种平等之诉求、动物暴力书写的文本分析以及作者在文本内、外与动物的相处之道和言行一致的素食主义者的姿态综合去探究库切言说平等、尊重生命、反对暴力以及追求和谐的动物观。
一、言说平等
动物直至今天仍然处于被用于各种目的的艰难处境，或作为肉食，或作为服装皮草，或作为医学实验对象。若思考并尝试改变动物们艰难的生存境况还得追溯到人与动物之间物种界限和不平等关系的历史观点的讨论上。库切作为自觉的文学创作者，对动物的关怀之一首先则是试图突破历时中固有的动物之观念，从而为物种的平等言说。
(一)固有的动物观
虽然自古希腊以来至19世纪，有部分科学家或哲学家为动物有意识或心灵，动物不是物而言说，如蒙田在1592年就曾谈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想象动物是靠自然的、强迫性的本能去做我们用理性的选择和技巧去做的事。从相似的结果我们必须推出相似的官能……”[1]32依蒙田来看，动物不是没有生命、没有感觉和心灵的物种，它们也如人一般有着相似的感官，也可能存在理性选择。但总体上,19世纪之前
的西方大多数持一种动物无心灵或无意识的论调，作为物的存在，非人类的动物因此理应不能享有如人类一般的权利，人类对其也不必承担一切道德义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17世纪笛卡尔所言的“动物是自动机或运动的机器。”[1]37他抓住动物区别于人类使用符号语言这一显著差异从而来论证动物无意识和感觉，并提出动物是机器的观点，那么人类若对机器一样的个体去承担道德义务则是无意义的。笛卡尔否定了动物本身的意识或感觉，同时还由此否定了人对动物的道德义务以及动物享有的权利。18世纪时，康德虽没有如笛卡尔一般去否定动物拥有感觉的能力，但在人对待动物的方式上，他显然不赞同将动物这一物种纳入同人类一起的道德共同体之中，动物只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人类考量对待动物的方式时，不是从动物自身的处境与利益出发，转而是为了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动物被作为人的目的与手段而存在。
1859年11月，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他提出所有的物种都是由过去到现在演化而来，其中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观点。达尔文谈动物与人之差异时谈到“人和高等动物
生存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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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库切《男孩》中的动物观刘蕾(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0)
摘
要:J.M.库切的首部自传体小说《男孩》中充满了大量有关动物的暴力书写，展露了作者对动物生存的深切焦
虑。直至今天，动物仍然被用于各种目的，或作为肉食，或作为服装皮草，或作为医学实验对象。思考并改善它们的艰难生存境况还得追溯人与动物之间的物种界限和不平等关系。作为一个自觉的文学创作者，库切对动物的关怀之一则是试图改变固有的动物观念，为物种的平等言说，尊重动物生命，反对施于动物诸如食用性屠杀和娱乐性狩猎的暴力行径，并在现实生活中试图保持言行一致，拒绝陷入“道德分裂”的沟壑之中，以与动物和谐的相处之道和决然的素食主义者姿态展现自我独特的动物关怀意识。
关键词:J.M.库切;《男孩》；言说平等；反对暴力；追求和谐
2021年3月
第18卷第3期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18No.3
Mar.2021
作者简介：刘蕾(1995-)，女，重庆永川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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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智差别再大，也肯定只是程度而非类别的差异。”[1]207这意味着人类没有独特的区别于动物的特征可使得自身置身于优渥之地。自进化论提出后，人与动物对立二分的论调则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受其影响，许多科学工作者论述探讨人与动物的关联。如行为研究学家弗兰斯·德瓦尔通过研究去显示动物也具备一定的道德行为，他在短尾猿猴的实验中观察到,
87%的猿猴不愿伤害另一个无关的猿猴以此来换取食物，由此可见至少部分动物存有与人类相似的利他性道德行为。虽然已有不少的实验去探讨动物的知觉与道德行为特点，但我们对动物普遍性的看法以及对待它们的方式仍未得到较大的转变。直至今日，动物仍然遭受着人类施加其中的不公正待遇，诸如娱乐性的捕猎、以食用性或时尚为目的屠杀和动物实验等等。较其缘由，最大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对他者缺乏更为宽广的包容与接纳。
(二)以文学诉求物种平等
面对如此这般的动物处境，作为一位文学创作者的库切把有关动物的书写散落于文学作品之中，从其
早期作品《内陆深处》一直到移民澳洲的后期创作《耶稣的童年》，或多或少地施以笔墨、书写动物的生存场景。其中稍显冷遇的《男孩》这部自传体小说中，交织了库切童年时期关于动物诸多的记忆，显露了作者对其的关切，直指与动物生存密切相关的平等权利诉求。
农场里，童年库切观察罗斯叔叔屠杀羔羊。此场景为小说中最为“浓墨重彩”的部分，充满着血腥与残忍。罗斯“把它们按倒在地，它们吓得咩咩直叫，互相悲恸地呜咽着，接着阴囊被切开了。”[2]133在面对死亡时，羔羊悲恸的呜咽，咩咩直叫的所有肢体语言指向了一个信息：对死亡的恐惧。与人相似，库切笔下的它们面对死亡的恐惧与生的渴望，显露了动物个体内在的自我意识。随着羔羊的内脏被罗斯一件件地掏出，身体器官被直观地暴露显现出来。在童年库切看来“那些心、肝、肾—所有羊身上的东西，他的身体也有。”[2]133与羔羊一般同为生命体，何以羔羊要遭受来自另一生命体的残杀。法国人类学安德鲁·勒鲁瓦·古朗曾做过相关研究，他通过人类直立行走的方式对大脑的影响研究发现人与其他动物在生理上确实不完全相同。羔羊在生理层面上的身体器官虽与人类不完全相同，但库切与物种平等反对者的立足点相异。在理解人与其他动物时，他首先是从自身开始，认识到人与动物之间生理上的差异，并基于差异去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差异并不意味着根本的对立，羔羊的身体器官与人类在质上本没有区别，它们同样具有心、肝、肾来维持各自的生命稳定，有的只是度的差异。
重庆男孩变僵尸事件总的看来，库切在对动物的文学书写中，没有选择哲学家或论理学家一样的策略，为给予动物于人平等的权利而进行富有逻辑、系统而严密的言说。作为伦理学家的辛格为言说物种平等曾直接发起动物
解放运动，其中他提到动物与其他体的平权运动有着最为首要的差异，动物因其生理的差异根本无法自我诉求，动物的权利诉求全是基于人类的言说。辛格可贵之处在于面对动物现有的一些不公正生存处境以此发声，但又在其言论中存有摇摆的考量，比如“对于猪之福祉的关怀，所要求我们做的则只是让它们与同伴在一个食物适足、活动空间宽敞的环境里生活。”[3]3他肯定动物有知觉，但并未从内在去肯定动物的生命价值，从而去肯定动物与人一般平等的生命权利。换而言之，辛格在动物权利的努力做到了达于度而止于质的改变。因此动物这一物种应享有平等的生命权利依旧悬而未决。80年代的汤姆·雷根在此思考上比辛格更进一步，他所提倡的不是给予动物们“更大的笼子”，而是达到
“清空笼子”的目的[4]5。也即寄希望于从根本上改变物种歧视的观念，言说物种的平等，给予他们平等的生命关怀与尊重，实现改变而不只是改善的目的。雷根所言的平等相较于辛格而言更加彻底，他不仅限于从外部思考，而且触及了动物的内在价值。
身为文学创作者的库切与二位伦理学家不同，他以一种文学的书写从外在去思考人与动物在生理结构的差异，又延伸至动物个体内在的自我意识的书写，试图如雷根一般认识到动物的内在价值，以内与外的结合来实现对动物平等的生命权利之诉求。但这种动物书写在《男孩》一文中，更多的是充斥着残杀或暴力的画面。展现暴力不是目的，暴力的背后是动物赤裸裸的现实生存图景。
二尧反对暴力
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自传意味着不断追溯过往，诉诸往日记忆。小说中多次书写动物遭受暴力的回忆，出现的频率之高令其成为理解库切的动物观中不可忽视的环节。莱尔·蒙罗(Lyle Munro)曾指出物种歧视有多种形式,“但主要有三种做法：活体解剖、工厂化养殖和血腥运动。”[5]2通过对库切自传体小说《男孩》的分析可见施加于动物的暴力书写主要有食用性暴力与娱乐性捕猎两种行径。在此过程，库切针对诸种暴力基于一种道德伦理上的考量，运用其同理之心为动物平等的权利言说，这种平等权利诉求的根基在于尊重动物生命，反对诸如食用和狩猎等暴力的行径。
(一)反对食用性暴力
汤姆·雷根在《动物权利研究》序言中列出了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十年前，就中国广州一地而言，每天上万只猫面临着被宰杀、被烹饪的处境。在美国，每年有100多亿只动物，更直观地换成小时来看，每个小时都有超过100万只动物被用于食用性杀害。
《男孩》一文里，作者提取往昔记忆用文字书写下动物遭受的食用性暴力。小说一开始，作者的回忆转向了十岁左右生活的伍斯特的住宅区。由于伍斯特住宅院子里的积水使得母鸡们的爪子肿胀，饱受病痛折磨的母鸡产蛋率极低，母亲为改变现状，听从了妹妹的建议，对母鸡进行了剪鸡舌头的角质硬鞘的施暴行为。“母亲把母鸡一只只地夹在双膝之间，捏在下颌逼它们张嘴，用削皮刀的尖刀刃拨弄鸡舍头。母鸡躲闪着挣扎着，眼珠子都暴凸出来了。”[2]3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就可以冷静而麻利的态
度伤害动物。对动物的轻视甚至是歧视令我们忽略动物在被伤害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母鸡通常不被视为与猩猩一般与人类较为相似的动物个体，但他们面对伤害时所显露的恐惧与逃避同样显示出一定的知觉能力，成年库切在审视过往的原生事件时，再一次扩大了对他者的关怀范围。
随之，童年的库切在羊棚后边的露天屠宰场亲眼见证了解剖的整个过程,“罗斯低下头，用牙咬住睾丸，使劲撕开。里面的东西像是两颗小小的软蛋，上面布满蓝和红的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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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干这活儿总是连着羊尾巴一块儿切下，顺手扔一边儿，留
下一个血淋淋的残躯。”[2]133这是小说中极尽笔触书写的一个意识事件。事件分为两类，一是在过往时空里已经发生的原生
事件。二是求助于记忆，从往事中提取信息来进行叙述的意识
事件[6]319-321。童年的库切在见证对动物施暴这一原生事件时，并不能立即进入自我的认识领域，当施暴被其书写时，原生事
件实现了意识事件的转换，即文本中库切童年见证施暴到书
写施暴的过程，并在事件的转换过程中杂合了库切的两种视
角，一是其童年视角，二是成人的视角。童年库切在目睹对动
物的暴力残杀这一原生事件时未能意识到这一行为所触及的
道德影响，而是自然生发一个孩童也是人最为原始的情感，对
任何一个物种遭受悲惨待遇时所生发的恐惧与怜悯之心。在
把经历过的原生事件诉诸笔时，文字呈现为一种冷静写实的
风格，看似不近乎人情的冷冽笔触实则是成年库切的一种书
985高校名单排名写策略，使得把成年库切关于动物关怀的热情包裹在冷冽的
文字之间，将残忍与悲惨的一面直接暴露给读者，以强烈可怖
的场景去实现与悲剧同等的力量，以此激发读者与之相同的
共鸣与同情。
(二)反对娱乐性捕猎
除了食用性残杀动物外，捕猎给动物造成的痛苦与伤害
阿sa 陈伟霆也不容忽视。莱尔·蒙罗(Lyle Munro)以略为嘲讽的口吻提出
动物的生存处境,“然而，这些假定的虐待行为被运动之外的
大多数人认为是合法的活动，并且不那么被负面地称为动物
研究/实验、集约化耕作和娱乐性狩猎。”[5]2当狩猎前冠以形容词“娱乐性、休闲”之后，身处动物权利运动之外的人们，也即大多数人类赋予该种伤害以合理性，并试图美化与修饰。
库切在《男孩》中追忆自己童年的农庄生活里最有意思的
就是狩猎活动。他的叔父们拥有不同的猎工具，在一次次充
满紧张与热望的狩猎经验中得出白天狩猎徒劳无获。因此转
而在夜里他跟随桑伯伯和父亲等一众人去捕猎，这次夜间行
猎最终成功了但也成为他不愿提起之事。那天夜里，他们这一
众人开车穿过苜蓿田，发现一头小岩羚时，打开车灯照射羚羊
的双眼，趁此时机，他的父亲一将羚羊打倒，完成了个人在
狩猎方面前所未有的“成功”。亲眼见证羚羊被杀的恐怖场
景令男孩内心万般挣扎，愧疚与冷漠兼并，犹如阿Q一般开
始进行第一次自我的辩解与安慰,“毕竟羚羊是有害动物，它
们糟蹋了喂羊的苜蓿。”[2]122为打猎和捕猎而辩解的有多种方式，比如从打猎为参与者带来愉悦与满足之感而辩护，或者诉诸传统的动物观念来自我辩护，如动物是无意识之物或是人类可任意利用的资源，捕杀动物也不必为此承担道德责任，捕杀具有合理的逻辑，又或者采取像边沁一般的策略，考虑最优结果来为其行为作正义的辩护。无论哪一种辩护方式，在动物具有生命，应享有不受伤害之利益这一基础原则面前都显得不足与狭隘。
作者笔下的羚羊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时，无法用人类
的符号语言来有效向其呼救，它只能“发愣地待在那儿，耳朵
朝他们这边撅起。灯光里两只眼睛被照的傻呆呆的。”[2]122羚羊死亡的前夕，被灯光照射下的双眼呈现库切所谓傻呆呆的呆滞之感，行动也在那一瞬间停滞了，耳朵警觉地竖立着，这一切外在的由紧张而引起的呆滞的肢体行为都显现着即使羚羊无法使用符号语言，但大致可体会到它们正感受着死亡的恐惧。狩猎者忽视它们的肢体语言，内心没有片刻的犹豫，成功地击倒目标猎物之后的愉悦之感充盈了整个内心。对同为生命体的动物若拥有同情与悲悯之心的个体，面临他者的死亡后都难以产生狩猎之后的快感。尤其是当他瞧见死去的小羚羊比小鬈毛狗还小时,“他知道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2]122活着的生命个体瞬间地逝去令狩猎后的愉悦之感顷刻全无，余下长时间的愧疚之感，以致久久不愿提起此次狩猎事件。库切对这一娱乐性狩猎事件的逃避式回忆源于自发的内心审视与忏悔，显示其对动物之生命的尊重。
三尧追求和谐
在诉求物种平等、尊重生命、反对暴力的言说之外，库切本人自觉走向素食主义，拒绝陷入“道德分裂”的困境，以决绝的素食主义者的姿态相处于世，与之和谐共处，实现内心的自洽过程。
(一)与之和谐共处
作为一名南非荷兰后裔，被赋予双重身份的库切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起流散生涯，他从出生地南非尽其全力奔赴至文化中心的宗主国——
—英国，去寻自己的文学之梦。基于库切是从青年时代，还未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就开始外出求学。因此库切的流散不等同于普遍意义上的流亡，更多侧重于展示库切漂泊的外在状态以及内在的混沌处境。在宗主国，他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反而陷入了更加混乱的身份认同困境。在他内心深处缺乏对于南非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他就如同霍米·巴巴所说的“夹缝中的人”，一方面想逃离故土，另一面又不自觉地无法割断与祖国的联系。一方面缺乏对于祖国南非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又受到文化宗主国的排斥。在英国迷失流散的几年里，当他意识到英国的计算机工作于他而言是一条死胡同，持续下去追求文学的道路越发只是幻影时，因此不得不再次踏上继续流散的道路转而来到美国，度过了6年左右文学研究的学习与任教生活。最终在1971年，申请美国永久居住权被拒后，库切再次重回了南非。重回南非的那段日子，库切已经失业了一段时间，经济上较为拮据。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杰拉尔德·库切即《男孩》中所谈到的桑伯父的儿子，他为库切一家安排免费的邻近农场的空置房。据传记里记载，库切他们一家在那里的生活条件相对艰难，水电的供应都成问题，喝水都需要靠挑。由于几乎买不起家具，因而不得不让孩子们睡在地板的报纸上面。国外多年的漂泊状态与混乱的身份认同的困境，以及回国之后的经济拮据，多方面因素的叠加之下，可想而知当时的库切内心很难实现自我的和谐与沉静。
反观库切妻子菲利帕于1972年1月12日在《淑女》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卡鲁游记》，他们一家在马莱斯代尔农场的生活也并非那么艰难苦涩，其原因或许在于菲利帕谈到“我们给孩子们弄来一些动物，一
起度过了一段既有趣又有意义的时光。”[7]214她在此篇文章中追忆农场有趣的时光中充斥了大量有关动物的记忆。比如他们饲养的母鸡孵化的小鸡、懒洋洋的小狗、带条纹的卡鲁鼠，包括鹅、鸭、鹰等在内的野生鸟类，甚至还涉及不知名的甲壳虫的描述。众多的动物记忆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了库切在现实生活中与动物和谐共处之态。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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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4月7号对库切女儿吉塞拉的采访中，她回忆到那段日子,“在那里他可以与所有的动物保持亲密的距离，她还回忆他们是如何给动物起名字的......住在马莱斯代尔农场期间，他们经常去百鸟喷泉农庄玩。”[7]214尽管生活是拮据的，但由库切的妻子与儿女的回忆录与采访中可见，与动物的亲密接触、和谐共处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一家人生活上的艰难，促使作者本人内心的自洽过程。
(二)践行素食主义
20世纪如辛格、雷根等人曾陆续进行对动物权利的思考，但动物仍持续遭受着不平等的对待甚至残杀等，究其现状，除了以上提到物种的界限仍未得到广泛的打破之外，物种歧视问题普遍存在外，还在于人们言行不一，如同弗兰西恩所言的“道德分裂”的症状。即使在言论上赞成了动物具有生命之特征，
就物种平等原则出发，认可动物其生命之权利。但在行动上，却很难抵制对动物美味的追求，为娱乐或其他目的而一味造成对动物的伤害。库切曾经也参与了伤害动物的行径中，童年时与桑伯父等人在农场的捕猎，又如库切在《男孩》一文中，自称一向喜欢肉食，但自从目睹罗斯残忍屠杀羔羊的场景，他再也不愿扯动被宰杀的羊肉，在文学作品里对肉食的自觉抵抗使其逐渐走向素食主义。现实生活中，库切大约是从70年代初开始奉行素食主义。很显然，他并非是一个天生的素食主义者，这也印证了《男孩》中库切对于肉食的态度呈现出从喜好肉食到自觉抵制的转变。
何以成为一个决绝的素食主义者，库切并未像辛格或弗兰西恩等学者一样，通过数据或动物类食品对身体影响等研究结果，或者就道德原则、动物权利等去谈其中的契机。童年库切目睹羔羊被同为生命体的人类杀害只留下血淋淋的躯体，瞬间丧失了生命特征这一过程，此时此地，他所生发的是对另一生命体出于本能的同情，出于自我的内心体验，无论以合种理由伤害他者都是不公正、不道德的行为。“他想起母亲捞起炖煮的牛肉啪地甩到厨房案板上，麻利地切成一块块；他想起她满是血污的手指。”[2]3曾把捕获的战利品称为“口福”快感、喜好肉食的库切，但一次次动物悲惨致死的境遇彻底触动了他的道德神经，唤醒他对动物的同情同理之心，最终使他以一个决绝的素食主义者的姿态去诉求对于动物境遇的关怀。这种决绝的素食主义的立场与功利主义泾渭分明，功利主义喜好权衡结果，若伤害动物造成的影响小于利益，那么也可视为合理。库切对肉食的自觉抵制来源于自我的道德信念，对同为生命体的动物以尊重使他不与辛格一般在言论里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而是践行坚定的素食主义
姿态以此与内心的冲突达成自洽或者和解，以言说与行为的一致去唤起大众对同为生命体的动物的尊重与同情。
四、结语
库切曾谈论“所有的写作都是自传，所有的自传都是写作。”[8]19《男孩》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一定程度上能够打开走向作者内心隐秘世界的通道。文中充斥的大量有关动物艰难之生存处境的书写，展露了作者对动物生存深深的焦虑。直至今天，动物仍然被用于各种目的，如肉食、服装皮草，医学实验对象等。思考并改善其艰难生存境况还得追溯到人与动物之间的物种界限和不平等关系。从古希腊起，西方一直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动物观念，虽偶有蒙田这样的不和谐之音，但总体而言,19世纪之前的西方大多数持一种动物无心灵或无意识的论调。无论是笛卡尔，抑或康德，还是功利主义者边沁等人，或把动物作为无意识的产物，或作为目的，未能真正触及动物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内在价值。作为自觉的文学创作者，库切展示了与辛格等伦理学家不一样的策略。《男孩》一文中以近乎凛冽的文字描述的种种暴力场景，但展示暴力不是目的，而是寄托于以暴力所达到悲剧的力量来实现对动物平等的诉求，冷冽文字的背后实则裹挟着来着作家对动物的热情与关切。他不同于西方固有的动物观念，拒绝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论调，转而以自身出发去认识差异，尊重富有生命的独立个体，反对各种施于动物的暴力行径。文本之外，也试图保持言行一致，拒绝陷入“道德分裂”的沟壑之中，从早期的肉食主义到后期素食主义的自觉转变显示其为动物诉求平等、尊重生命以及追求和谐的动物观念与人
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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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到被鬼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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