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价值
史料千差万别，种类很多，使用起来，价值并不一样。特别是有文字的史料，其价值的大小差异很大。根据作者与他所记叙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和地点的距离远近，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几类：
一，事件发生时的当事人、当时人的记述，这类史料的价值最高，是所谓第一手材料。比如甲骨文是研究殷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因为它是殷王占卜的记录，是当时人、当事人的记录，与事实出入较小，因而价值最高。现在我们研究殷商历史主要根据是甲骨文，而不是《史记·殷本纪》等，因为后者不是当时人或当事人的记录，所以史料的价值就差多了。
研究西周历史的史料，除了《周书》和一部分《诗经》外，第一手材料便是金文即铜器铭文。铜器铭文殷代已经有了，但一般文字很少，最多不过二三十字。到了周代，特别是周代中期以后，铭文动辄三四百字，所以有人说，一篇铭文便顶得一篇《尚书》。这些铭文自宋以来已有记录，往后越来越多，清代后期铜器大量出土，一部分流落在海外，上面的铭文大都已著录成书。解放以后，考古学家用科学方法发掘出土的铜器更多，尤其是在陕西、河南古代文化中心，又有新的发现。这些出土铜器的铭文，是价值极高的文字史料。
这里举几个例子：
1976年，临潼出土了一件铜器《利簋》，铭文中讲到武王伐纣，没讲年、月，但讲了日子是“甲子”。甲子日武王灭纣，过去史书都这样讲，但究竟可靠不可靠呢？很难肯定。而现在由铭文得到了证实。
1965年，宝鸡出土了一个《何尊》，记载成王五年曾经迁居于洛阳。这件事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现在有了《何尊》的铭文，这件事就清楚了。武王临死嘱周公建洛邑，周公秉承武玉遗志营建洛邑，而成王在五年时迁居洛阳。至于什么时候又迁回镐京？现在还不清楚，但《何尊》的出土却补充了成王迁洛的史实。
1975年，在扶风县发现了一个叫“裘卫”的大贵族做的盉和两个鼎，上面的铭文记载了他与其他贵族做的土地交易。这些都是古书中所没有的，我们只是从铭文中才得以了解。
1977年，在河北省灵寿县发现中山王的壶和鼎，上有长篇铭文。中山是战国时的一个小国，春秋时叫鲜虞，属于白狄，是当时北方的一个民族。中山王■（有人读作错）的壶和鼎上，都用长篇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的历史，其中讲到了在齐宣王伐燕时，中山国也趁机伐燕，
夺了一些土地财物。齐伐燕事，见《孟子》、《战国策》，可是中山王也趁机伐燕的事却不见记载。铭文又记载中山王的“相邦”（即国相）名赒，《战国策》中叫司马喜，他是司马迁的远祖。司马迁曾在《史记》自序中讲到：司马氏在卫国，有人相中山，指的就是他。关于中山国的记载，过去很少，而这些中山铜器的出土，就补了这个缺。这些铜器在制作上，采用了错金、错银的方法，非常精美，这说明当时的中山国已经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在文字和文法上，它与西周的铜器铭文基本上一致，带有战国时的作风。但是有的字写法很特殊，比如“言”字旁的字，它用“心”字。说明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各国文字差异还不小。过去有人认为秦以前各种文字基本相同，从这些铜器铭文看，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搞古代史，除了地下发掘物以外，第一手材料很少：而搞近代史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比如太平天国，光是现在整理和出版了的第一手材料，就已经很多，并且还在不断发现。尽管其中多数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写的，他们的论述当然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但总还是从不同的侧面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太平军活动的情况。再如辛亥革命，因为时代更近，所以保留的第一手材料就更多了。有些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的老人现在还在世，他们写的回忆录都是亲身的经历，当然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以上举了几个例子，说明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但也有一点应该注意：当时人的记载也并非全都靠得住。例如明末清初讲农民起义的材料，有些私人笔记尽管是当时人写的，但其中很多内容得自传闻，或抄自宫书，就不一定靠得住了。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一部书一部书地作具体分析。
二，后人写的东西。古书绝大多数都属于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只有少数例外。例如《史记》，从黄帝写起，直写到汉武帝时代（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武帝本纪》是后人取《封禅书》补作的，原来叫《今上本纪》，因为原作很多地方触犯忌讳，所以失传）。《史记》记汉初以来的史事，可以当第一手材料看。至于讲秦以前的事，就差多了，因为很多都是传闻，究竟是否靠得住很难讲。大家都知道，西周在厉王和宜王之间有14年的“共和时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有确切纪年之始。什么叫“共和”？司马迁解释为周公、召公共同管理国事。他这样讲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先秦古书，如《左传》、《吕氏春秋》等都不这样讲，而只说是共伯和（共是封国名，和是共伯的名字）代替周王管理政事。这就形成了两种说法。从一般情况推测，司马迁的说话更合理一些。因为周、召二公是周之世卿，由他们摄政比较合理。但推理究竟不是证据，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好说。因为这一类记载都是属于传闻性质的，如果没有更原始的材料，就很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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