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卷第1期
2010年10月经济学(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ol 10,No 1
October,2010
新结构经济学
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林毅夫*
摘 要 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
断变化的过程。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刚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时，结构主义的观点占主流，认为经济结构外生决定，强调市场失灵及政府在改变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于结构主义所主张的以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失败，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转而以华盛顿共识为主流，强调政府失灵，片面侧重市场的作用，并且忽视了对结构及其变迁问题的研究。本文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并倡导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以及政府、市场在此过程所起的作用，以弥补当前发展经济学的不足。
*世界银行。笔者在2009年6月2日到任世界银行一周年时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资深经济学家研讨会上阐述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其缩减版本曾发表于2009年10月19日至20日墨西哥银行举办的 促进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战略 研讨会，论文初稿则分别于2009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9年10月15日在伦敦英国国际发展部,2009年11月5日在开罗大学,2009年11月16日在日本J ETRO 研究院,2009年12月8日在巴黎OE CD 总部,2009年12月20日在韩国发展研究院,2010年1月19日在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研究院(U NU WIDER),2010年1月21日在斯德哥尔摩转型经济研究院等处进行了公开报告和研讨。Celestin M onga 为本文的准备提供了许多帮助；本文也同样获益于Gary Becker,Otaviano Can uto,H a Joon Chang,Lu iz Pereira Da Silva,Augusto de la Torre,C hristian Delvoie,Asli Demirg Kunt,Shantayanan Devarajan,H inh T.Din h,S hahrokh Fardoust,Ariel Fisz bein,Robert Fogel,Alan Gelb,Indermit S.Gill,Ann H arrison,J ames H eckman,Aart K raay,Augu ste Tano Kouam e,Norman V.Loayz a,Fran k J.Lysy,Sh iva S.M akk i,W illiam F.M a lon ey,M ustapha Kamel Nabli,Vikram Nehru,H oward Pack,Nadia Piffaretti,Claudia Paz Sepu lveda,M artin Ravallion,M ohammad Zia M.Qureshi,Sergio S chmu kler,Luis Ser ven 和Harald Uhlig 等学者的评论。最后感谢易声宇和邢亦青同学将此文翻译成中文。
一、引 言
2008年秋季源于美国金融业部门的国际金融危机，无论就其影响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是自大萧条
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中幸免于难。2009年，世界经济发生了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萎缩，世界GDP 下降了2.2%，同期世界贸易总额更是以14.4%的惊人速度下降，是8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所受到的最大挫折(World Bank,zia
2010)。在危机发生前，世行曾估算,2005年全世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的人口为14亿；据预期，这场危机将使得6400万人在2010年年底前失去了脱贫的机会，他们中大多数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远比危机本身更加持久。1然而几十年后，当经济史学家回首过去百年历史，他们或许会对不同国家之间迥异的经济发展绩效之谜更感兴趣，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来说则尤其如此：一方面，他们会为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巴西、毛里求斯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在短短一二代人的时间里通过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使数以亿计挣扎在生存线边缘的农业人口迅速脱贫，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取得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实现的成果，而感到异常惊讶；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为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至今无法扭转命运，占世界总人口1/6以上的十多亿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陷阱(这一部分人口被Co llier(2007)称为 最底层的十亿 )而感到揪心和费解；他们还会注意到，即使
发展中国家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各种发展机构也施以多方援手，但直到2008 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仍难觅缩小的踪迹，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因杰出的发展绩效成为例外。2
发展经济学自成立以来已经有许多理论进展，但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对于要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能帮助低收入国家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实现现代化的综合性框架，它迄今仍显苍白无力。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提供了反思现有理论，开辟新研究领域的绝佳机会，这种努力不仅有助于帮助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共同应付当前危机的挑战，预防类似危机在将来出现，而且对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快速的、可持续的、普惠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本文致力于研究长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文章回顾了自二战结束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以来，理论和政策思潮的演变历程。在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诸多洞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称为 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 ，或 新结构经济学 。它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同时，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
1针对历次危机的实证研究表明，营养不足的幼儿在发育上可能永远无法赶上在经济较好时期出生的同
龄人。在印度尼西亚,1997年后贫困人的入学率下降了许多，其农村地区7 12岁孩童的失学率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成倍增加，升至12%。危机也会响健康水平：在危机中婴儿死亡率的增幅超过3个百分点。
2根据 Grow th Report (World Ban k,2008)，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持续25年以上每年平均7个百分点或更高的增长率的绩效，成为新兴的中等甚至高收入经济。
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由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内生决定，而非旧结构主义所假设的那样，是由权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刚性因素所决定。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如下: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还意味着不同的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因此，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置(包括 硬性 和 软性 )3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4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并非仅有 穷与富 或 发展中与发达 这两种离散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因此，传统的二分法并不适用。在这条谱中，给定产业结构的
内生性，处于任何一个发展水平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比自己所处水平更高的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
第三，在每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作为一个连续变化过程，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要求产业多样化、产业升级和基础设置的相应改进。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一个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先驱企业会为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创造公共知识，任何一个企业对这些公共知识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企业对它们的消费，而且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对这些公共知识做到完全排他性的占有；并且，个体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无法完全内化对基础设置的改进，而基础设置的改进却对其他企业产生大量的外部性。因此，在市场机制以外，政府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必须更好地理解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通过相互作用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这就直接导致了数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如何设计并执行一套成功的经济发展方法，以使得产业变迁的多样化和升级过程更为平滑?政府干预过度或不足究竟在何处引起了扭曲，如何才能达到无扭曲的最好境地?政策制定者怎样才能保证经济转型过程的平顺?
3 硬性 基础设置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系统等; 软性 基础设置包括金融体系、管制、教育体系、司法体系、社会网络、价值体系及经济体中其他无形的结构。
4最优产业结构决定了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基础设置充足、完善与否，作为其他条件之一，影响着实际生产是否真正在边界上进行。
本文以下部分组织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并对其主流思潮给出批判性评论；第三部分给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概念性框架，包括市场的基本作用、因势利导型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以及干预和扭曲的退出战略等；第四部分仔细比较新旧结构经济学的异同，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初步启示，讨论重要的政策议题；第五部分是一个简单的结束语。
二、对发展经济学思潮和经验的简要回顾5
以持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显著标志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持续增长，是一个现代以来才发生的过程。从亚当 斯密时代直到20世纪初，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实现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佳途径。在这样的市场经济里，资源配置的所有决策都由经济个体在相互作用的市场中做出，且不受政府的任何干预；价格体系不仅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而且还决定为谁生产。家户和企业为了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最大化, 就像为一只看不见的手 所引领那样，实际从事着为他人和社会总体谋福祉的工作。尽管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挑战，但自由放任市场的思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研究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分析框架。虽然它对经济发展过程有许多真知灼见，但是，这个框架忽视了连续而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使现代经济增长区别于前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特征(Kuznets,1966)。
政策制定者总是为经济发展这个过程而着迷，试图弄清楚究竟怎样的机制才能最好地组织起一国的资源和制度，以获得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有序而合意的社会进步，并最终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然而，所谓的 发展经济学 却是自Rosenstein Rodan(1943)将 发展 这个议题引入经济学前沿的讨论后，才逐步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Bell,1987)。在那篇文章里，发展的良性循环根本上取决于个体企业的规模经济与市场容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只有当市场规模足够大，以至于现代生产方式的生产率优势能够弥补更高的工资时，现代生产方式才会比传统方法更有效率。然而市场规模本身却取决于现代生产方式的采用程度。因此，如果一开始现代生产方式能够以尽可能大的规模被采用，那么经济发展过程就将通过自我加强而呈现良性循环的持续增长结果；反之，经济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停滞。
Rosenstein Rodan的框架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想法出现(Chang,1949; Lew is,1954;M yrdal,1957;H irschman,1958)，这些被统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试图向贫困宣战的这套方法最突出的时代背景莫过于大萧条和
5此处的前四段话是基于Lin(2009a)的修改而得。
前苏联成功工业化这两个历史事件，以及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作用的凯恩斯经济学这股当时的主流思潮；而其出发点则在于，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许多结构性问题 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和协调失灵，现代重工业无法自动发展起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强调市场失灵就成为 发展经济学 的核心。6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加之对前苏联的经济成功深信不疑，发展经济学早期的主流理论认为，由于市场包含内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政府必须在加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强有力的帮助作用。当时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都支持政府通过强力推动工业化进程、直接配置资源进行投资、为 抢占战略制高点 而在大机器工业部门建立公有制企业等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H irschman, 1958;Nurkse,1953;Rosenstein Rodan,1943)。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国际贸易的剧烈收缩直接导致战后出现了关于出口的悲观主义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受到大萧条中经济窘境、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和Prebish(1950)及Sing er(1950)的强烈影响，认为初级出口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直接导致了财富从这些资源密集型发展中国家流向了资本密集型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所谓的进口替代来发展本国制造业。
此外，在亚洲、中东以及之后在非洲，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兴主权国家，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随之蔓延。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很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却较高，民众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十分落后，产业以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国内所消费的绝大部分制成品都依赖进口。在这种状况下，这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试图独立地发展其国内经济，以实现经济起飞，从而摆脱贫困。
虽然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症结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对于究竟执行何种具体政策才能最终跳出贫困陷阱、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却仍各执己见。Rosenstein Rodan倾向于将大推进(相互衔接良好的大型政府投资规划)作为解决之道。Nur kse也看到了狭小的国内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由此提出，只有同时进行一系列新投资，才能创造出所需要的足够需求；在他的 平衡增长 理论中，资本稀缺被认为是制约发展的主要限制条件，而发展在他那里则主要指市场扩大、生产增加。包括H ir
6这个新的发展经济学领域被认为是涉及了 欠发达 的内涵，因为 传统经济学 在此方面不大适用(H irs chman,1982)。一些被广泛接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事实和前提假设是早期贸易理论、发展理论及政策建议的基础(Krueger,1997)，包括:(1)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结构常极其偏向于初级产品生产;
(2)若发展中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它们的比较优势将永远处于初级产品生产;(3)初级产品全球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很低;(4)资本积累是增长的关键要素，但在发展的初期，资本积累只能通过资本品的进口发生。基于这些典型事实和前提，经济学家很自然地相信，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的过程，而替代进口加工产品的国内生产又是工业化的最主要组成部分(Ch enery,1958)。
schman在内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关键限制条件并非资本的稀缺，而是企业家才能的稀缺，而这种稀缺正是发展中国家制度条件的反映；他们由此认为，应该采取一种 非平衡式的增长 ，即投资不
应平均用力，而应集中于经过仔细挑选、具有较强产业前后关联度的关键产业部门。总之，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视经济增长为首要任务；而一些多边组织，例如世行，也在为发展中国家所制订的经济发展方案中融入了这些结构主义的思想。
然而，在结构主义思想所指导下的经济发展绩效却适得其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意图良好的政府干预措施都宣告失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遍执行以进口替代以及产业保护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亚便是例证。
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求持续经济增长而不得，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在资本极度匮乏的经济中，强行推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完全违背了它们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7为了贯彻这种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只好对重工业部门中所建立起来的诸多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予以大量保护补贴，但受财政资源和税收能力所限而无法持续，于是只好借助诸如赋予企业的行业垄断权力、压低利率和原材料价格、高估本国货币等行政手段来降低这些企业的投资和运营成本，因而造成了资金、外汇、原材料等的普遍短缺；为了在短缺状况下保证资源会流向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部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来实现行政直接控制和配置资源，而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则普遍采用信贷控制、投资和行业准入等措施(Lin,2009a;Lin and Li,2009)。8
保护这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免受进口产品竞争，也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许多其他成本:(1)提高了进口产品和进口替代产品相对世界市场的价格，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使得经济过少地消费了这些产品;(2)过多的小规模生产造成了市场分割，进一步降低了效率;(3)减少了外国企业的竞争，增加了国内企业的垄断地位，而这些国内企业的所有者在政治上联系广泛;
7一些重要的理论支持 优先发展资本品工业 的战略。著名印度统计学家Pars anta Chan dra M ahalano bis在1953年建立的经济发展模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成为了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理论基础(Bhagw a ti and Chakravarty,1969)；又如Amartya Sen在剑桥大学的毕业论文(后来在1960年成书发表)也提出同样的理论。
8关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介入和扭曲，也存在一些其他的假说。Olson(1982), Acem oglu et a l.(2001,2002,2005),Gros sman and H elpm an(1996,2001)以及Engerman and Sok oloff (1997)的模型认为，政府介入和制度扭曲源自有权势的特殊利益精英阶层对政府的控制。逻辑上看，他们的理论可以对一部分观察到的介入和扭曲给予解释，包括进口配额、税收补贴、进入管制等。但是，对于另一些重要的介入和扭曲却无能为力：譬如，在发展中国家无处不在的国有企业是与权贵精英的利益相悖的，以及为何保护工业部门的绝大多数政策扭曲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引进，而在那个时代权贵精英大都是地主阶级。然而，即使是源于好的动因，一旦政府引入了扭曲，一特权阶级就会被创造出来。特殊利益集团的假说或许更适于解释何以扭曲难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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