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忻祖：不该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一代戏剧女高音歌
唱家
认识罗忻祖，应该可以从1978年复排歌剧《阿依古丽》并与其同台演出开始算起。只是，当年她是光芒四射的女主角，而我却是一个初登歌剧舞台跑龙套的小青年而己。那时，她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饱含激情却又恰到好处地把握了剧中人物的性格分寸、将剧中人物的内心与情感演绎得层层递进又丝丝入扣的艺术大家；无论是《赛里木湖畔起了风浪》，还是《我生长在天山脚下》，或是《啊，草原》，她的演唱和表演，都是那样张弛有度、生动而准确。
第二年，她演出了极具现代派作品意味的日本作曲家团伊玖磨的歌剧《夕鹤》之后不久，便前往并定居到了香港，从此也离开了她魂牵梦绕、毕生笃爱的歌剧舞台和内地观众的视线。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几乎不知道罗忻祖究竟是何许人也了。
大陆女演员其实罗忻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还是1953年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并在声乐比赛中获得三等奖的时候。那时，她还是一个只有21岁的如花少女。而笔者最近一次拜访和采访她时，她已经是一位81岁的老人了。而当聊起过往的成就与辉煌的时候，她总是以淡淡的“我只是想唱好歌”而一笔带过。在今天的罗忻祖的脸上，已经写满了慈祥、释然和人生不过如此的淡定，不过，笔者还是仿佛能够读出来些许当年她对艺术的那份执著、严谨和不断精益求精的自我要求。
“我只是想唱好歌。”是啊，幼年的罗忻祖，画过画，骑过马，游过泳，滑过冰，还弹过琴，却独独喜欢上了唱歌，无论是早年在教堂，还是后来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正是她的这份对歌唱的爱、并不出名的俄罗斯老师的启蒙，加之后来在音乐学院主课老师喻宜萱先生悉心的教导与栽培，和苏联专家近乎理工科老师般的严苛，才有了后来以美声的唱法在欧洲的国际比赛中的获奖，让国际社会有机会了解到年轻的共和国，也蕴藏着如此可以比肩世界的高水平的声乐艺术和青年歌唱家。
年轻的罗忻祖却从没想过何为功名利禄，只有一个十分单纯的想法：怎样唱好歌。她对每一个作品的每一个细节，无不倾尽心血、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即便在国际上拿了奖回来，仍然继续坚持在学校上课、到老师家上课，如此，一学就是8年。短暂的留校任教以后便调入到了中央实验歌剧院（即现在的中央歌剧院）。
由于当时中央歌剧院拥有着众多来自延安和全国各地的优秀歌唱家，以及为报效祖国而从海外归来的歌唱家们，如郭兰英、张权、管林、方晓天、荆兰、蒋英、郑兴丽、李晋纬、邓少琪、邹德华、吴书媛、王佩屏等，此时很难为罗忻祖安排到合适的演出剧目。也正因为如此，她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随国家文化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组织的代表国家的赴外演出，足迹遍及罗马尼亚、法国、波兰、埃及、瑞士、英国等地，为年轻的共和国赢得了无数的荣誉与喝彩。
记得1955年一次在巴黎中法文化交流协会举办的盛大酒会中，罗忻祖每曲唱罢都是暴风雨般的掌声。
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后，沸腾的现场几近失控，一阵阵热烈的拥抱、接吻过后，她身上的各种首饰已被一抢而光，
甚至连鞋子都没有放过，而没有得到物品的人们则排起了长队等待签名。
另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演出，是1959年罗忻祖在伦敦的独唱音乐会。当时，因《老人河》而饮誉全球的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执意要求由他来先唱几首进行垫场和造势。而当罗忻祖连续用德、意、英、法、俄、中六种语言演唱了十余首中外歌曲后，保罗-罗伯逊脸上写满了惊诧和激动，一面拥抱着罗忻祖，一面亲切地说道：“我十分惊讶和钦佩你们中国能够培养出如此优秀的歌唱人才！小姑娘，你唱得真好，非常好。”第二天的《泰晤士报》专门在头版还刊发了专文与音乐会的照片。
关于罗忻祖的不求闻达，还有一个细节不得不提及，那就是当笔者试图向她索要昔日演出或比赛的照片、报道等资料的时候，她露出了为难的神情，因为她从不收存这些东西。她跟我说，她想做和能做的就是唱好歌，因为她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歌唱家，是代表祖国出去，她必须表现得最好。至于奖状、证书、报道这些，甚至连同奖金、生活费、录制唱片的稿酬等，每次都会在回国前统统交给组织，以致在每次演出之后的总结上，组织上都会写上“政治可靠，业务积极”之类的评语。
年轻时的罗忻祖，曾经加入过共青团，但在入党的问题上她却十分天真和单纯，原因也很简单，就是“
我不懂政治”，“我只是想唱好歌”。就是这份天真和单纯，在那个时时处处讲政治的时代，却让她失去了很多展示其才华的机会。
毫无疑问，不入党，跟不爱党、不爱国，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其实，她在行动上、甚或语言上，都表现出了十分强烈与明晰的爱国和爱党，
唯一不同的是她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圆滑地直接说出来过，她固执地以为业务精、表现好，本身就是爱党和爱国了。与其花时间在开会、学习上，不如用在专业技能的学习与训练上更来得有效些。为国增光、为党添彩，需要有真实的实力。“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懂，真的好单纯、好简单。”罗忻祖常常如是说。
然而，我们真正看到的事实是，罗忻祖不知多少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经常说到，是党培养了她，是新中国培养了她；她的每次演出，都是带着这种自豪和感恩的（尽管她本人没有想出感恩这两个具体的字来），所以她都要求自己必须表现得最好。
倒是有一件事让她印象深刻，那是1956年的一次到东欧某国访问演出，该国文化部的一位官员听了她的演唱后激动不已，认为这么好的嗓音实在难得，要是不去意大利，实在是太可惜了，并且表示愿为她出钱出力想办法。可罗忻祖一口回绝了：“我是新中国培养的歌唱家，为什么要到意大利去？！”一年后，这位官员带团到中国访问演出，还专程托人到了罗忻祖，再一次提出要将她带到意大利去。他
说，意大利是歌剧的故乡，更应该是她表演的舞台，而留在中国是没法让全世界知道罗忻祖的。但罗忻祖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而再一次婉拒了这位官员。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年多之后，这位官员退去了官职，还专门跑到中国并到罗忻祖，依然坚持要带罗忻祖去意大利。而罗忻祖则是再一次坚决地、义无反顾地拒绝了他。我们今天想想，在那个时时处处讲政治的年代里的这个举动、这种态度，难道不是坚定不移的爱党爱国又是什么呢。罗忻祖定居到了香港后不久，在一次大型的独唱音乐会之后，一位台湾媒体的记者采
访了她（须知，那时海峡两岸还是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的）。当该记者得知她来自祖国大陆时，问她要不要接受台湾的邀请到台湾去演出，她坚定地表示不。她说：“我是大陆培养出来的歌唱家，怎么会跑到台湾去演出呢？”当然，今天的早已冰雪消融，但在当时，谁又能说这样的举动和表态是不爱党不爱国呢？！
罗忻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正是那个时时处处讲政治的时代，这让“不懂政治”、不善钻营的她失去了很多机会，许多作品也确实因为她的不够“积极”而对她关上了大门。但她的勤奋和在艺术上的不懈追求，也还是为自己赢得了一些机会的。比如只给了三天排练时间就要登台演出的歌剧《货郎与小》，作曲家郑律成亲点要其演出的歌剧《望夫云》，以及《刘胡兰》、《阿依古丽》等，都是凭其出的业务能力甚至半途“杀”进来的，为此也难免招致了一些同事的误解和误会。所幸的是，她每每都能以其艺术上的精湛与杰出的表现，成功地完成了对角的塑造而赢得观众、同行和同事们的喜爱和
赞誉。
她演出的最后一部歌剧《夕鹤》，是日本作曲家团伊玖磨根据取材于民间故事的同名话剧的脚本改编而来，故事很简单，音乐却很现代。这是剧院经过“”10年停滞重新工作演出后的第一部外国歌剧（不算复排演出的）。当时剧院与团伊玖磨的约定是，由作曲家（兼指挥）、导演和日方主要演员，配合中方的乐队、舞美和众（儿童）演员，在北京、天津、上海进行演出；北京和天津的演出由中央歌剧院承担，上海的演出由上海歌剧院承担；演出中由中央歌剧院派一组演员跟随、学习；待巡演结束后，中方便可独立演出此剧；而中方选定的女主角阿通的扮演者，就是罗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