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巴金”是他1929年发表第一部长篇《灭亡》时开始用的笔名。巴金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官僚家庭，曾祖父原籍浙江嘉兴，在成都为官，著有《醉墨山房仅存稿》。祖父也为官多年，著有《秋棠山馆诗抄》。到他父亲一代，已经没落，仅在广元做过两年知县。巴金是在充满温情的家庭中长大的，母亲不但使他知道了人间的温暖，知道了爱与被爱的幸福，而且更使他知道了如何对待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从小在他心里播下了博爱的种子。1914年和1917年，母亲陈淑芬和父亲李道河的先后病逝，对于幼小的巴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失去了父母爱护的巴金，更多地感受了封建专制大家庭中的黑暗，体验了和平友爱下的倾轧和斗争，目睹了兄弟妹的痛苦和死亡，也使他更加渴望走进外面的世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刊物涌入了四川，各种思潮和主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在巴金面前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时期，巴金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最早打动巴金心灵的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以及廖抗夫、巴枯宁、高德曼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克鲁泡特金是19世纪70年代
俄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他主张反对“生存竞争”，鼓吹“互助论”，强烈地要求民主自由与个性解放，反对一切“专制”，废除一切形式的国家与政府，把自治公社的联合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与争取个性自由的主张传入中国后，与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契合，受到人们特别是向往革命的青年人的钟情，人们赠予它一个充满诗意的译名：“安那其主义”。
  安那其主义对巴金的影响是震撼性的，他后来曾说：“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有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巴金：《我的幼年》，《巴金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巴金对克鲁泡特金的全部著作以及人格都推崇备至，从此，他便以安那其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1920年9月，他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在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的传记与著作的同时，做了《半月》的同人和编辑，组织了带有无政府主义彩的青年团体“均社”，印发传单，出版书刊，鼓吹反帝反封建。1921年4月，巴金在《半月》17号上发表了《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一文，这是巴金最早面世的文章，表达了他对安那其主义的向往。从1922年开始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他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是载于1922年9月3
日《文学旬刊》上的《可爱的人》。
陈淑芬
  1923年春，巴金跟随三哥离开封建大家庭来到上海，后到南京考入东南大学附中班，1925年，受到五卅运动的鼓舞，一边读书，一边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从事安那其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高中毕业后，曾北上投考北京大学，因病不果，返回上海休养，可在养病期间，仍然继续从事社会活动，并从英译本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编辑了《革命论丛》等书籍。为了进一步对安那其主义进行深入研究，1927年1月，巴金远赴法国巴黎。旅法期间，他翻译了波兰民粹主义剧作家廖抗夫描写俄国民粹主义革命者斗争和生活的剧本《夜未央》，以及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上卷），与高德曼建立并保持了通讯联系，与意大利工人领袖凡宰地建立了友谊。当美国政府诬陷萨柯和凡宰地犯有抢劫行凶罪而要处于死刑时，又参加了国际性的营救活动。营救失败后，在极度的痛苦中，写下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
  1929年巴金回国时，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已经分化、失败，但巴金仍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寄托于文学创作中。巴金一直坚守着“安那其主义”，不参与一切政治性的党派活动，
只埋头写作，办刊物，为朋友编书，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作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鲁迅因此赞扬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的《灭亡》、“爱情三部曲”、《家》、《寒夜》等几十部作品（巴金从1929年至1949年，共创作有18部中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集，16部散文集和大量翻译作品），主要表现了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自由、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和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巴金小说中的民主精神和对自由的追求，影响了几代青年人，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也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