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中的知识分⼦形象
鲁迅在⼩说中塑造了⼀系列知识分⼦形象，⼤体上可以归为两类：⼀类是信奉封建制度与封建伦理道德，⾛科举之路，想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类是受启蒙思想与⾟亥⾰命的影响，有现代思想和价值观，既有民族意识，⼜有⾃我意识，如吕纬莆。（《鲁迅精读》，复旦⼤学出版社，⾼元宝，2005年版，第42—44页）作者借助笔下的知识分⼦，来扫描个体的内⼼，挖掘国民的灵魂世界，来实现他触动并改变国民灵魂的主张。⽽我在阅读这些⽂章⾥，触摸到这些知识分⼦内⼼（精神）世界的病苦。本⽂所谓的精神病苦，是指个体精神世界的⾮理性，⾮正常，⾮和谐状态下的病态和痛苦。这些知识分⼦的病苦来源：⼀⽅⾯是封建制度与传统的思想⽂化（包括“存天理、灭⼈欲”，“学⽽优则仕”等）禁锢了他们的精神，⿇⽊了他们的灵魂，导致了他们的病苦；另⼀⽅⾯是清醒之后⽆路可⾛的病苦[3]。纵观作者⼩说中的知识分⼦，各⼈有各异，各⼈也有相同，那就是⼀样的“病苦”，如狂⼈的迫害狂病，陈⼠成的痴迷科举，⼦君的⽆路可⾛等，像⼀幅幅剪影画，在我脑海中罗列开来。
⼀、封建制度⽂化导致知识分⼦的病苦
我装作听不懂的样子狂⼈—迫害狂病
狂⼈在⽂中⼀出场便满⼼紧张，晚上总是睡不着，总担⼼有⼈要害他，⼀开始狂⼈觉得周围的⼈“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狂⼈惧怕周围⼈的交头接⽿，也怕⼩孩⼦的议论，他总担⼼周围的⼈对他充满预谋与
恶意，便分外注意周围⼈的神⾊与举⽌，狂⼈感觉周围⼈的青⾯狼⽛，满眼凶光。连⼀个⼈对他笑⼀笑，“我便从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起初狂⼈的⼼⾥充满了猜测的不安与恐慌。经过观察与研究，狂⼈发现佃户等⼈在吃⼈，于是联想到“我也是⼈，他们想要吃我了。”狂⼈的哥哥请⼀个⽼头给狂⼈诊⼀诊，便引发了狂⼈的进⼀步发现“合伙吃我的⼈，便是我的哥哥！”谁都想“吃⼈”，谁都有可能被吃掉；再经过揣度与挖掘连狂⼈⾃⼰也有四千年吃⼈的履历。狂⼈⼏乎⼀出场便是⼀直经受迫害的形象，似乎⼀直怀疑，忐忑，求证，似乎⼀点“风吹草动”，便引发他暗藏明露的“⼼病”。⽽且从这⼀系列的描述⾥，狂⼈的迫害狂症，被⼀步⼀步剖析得更严重，他的内⼼根据“吃⼈”情况的变化，由开始的不安，恐惧到绝望。读者的⼼跟着狂⼈不定，不安，郁躁。看完整篇⽂章，明⽩了狂⼈有“病⼈”的迹象，但也有“病”了之后的独醒：他认识到，他处在⼀个吃⼈的社会，⼈⼈吃⼈，⼈⼈也可能被⼈吃掉，他曾很想劝说别⼈不要吃⼈，却最后发现⾃⼰也吃⼈，然后发出“救救孩⼦”的呼声。他是“病”⼈，但他却是清醒的⼈。这样⼀个清醒的病⼈，病源在哪⾥？在于根植思想的⼟壤，因为封建制度⽂化的本质便是“吃⼈”，于是狂⼈的病苦⽆法避免，也⽆法摆脱。《长明灯》中的疯⼦，⼀⼼设法熄灭长明灯，认为只有熄灭长明灯，才“不会有蝗⾍，不会有猪嘴瘟”，⼏乎他在⽂中⼀出现便是疯⼦，⽽他唯⼀的⽬标便是将长明灯熄灭。他是怎么疯的，在⽂中似乎看不出明确的交代，但是《长明灯》中的疯⼦，是⽣活在吉光屯那样的村庄，“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出⾏的，动⼀动就须查黄历，看那上⾯是否写着‘不宜出⾏’；倘没有写，出去也须⾛喜神⽅，迎吉利。”吉屯光的村们，想⽅设法，护卫“长明灯”，在他们的意识⾥，长明灯⼀灭，似乎天就塌了，吉屯光也⾯临灭顶之灾了，于是他们⼀起商讨，
⼀起对抗，⼀起残害要灭灯的⼈。这⾥的村们，是封建制度的执⾏者，捍卫者与拥护者，说到底是封建制度本⾝对⼈的愚弄与践踏，衍⽣给⼈的病苦。
陈⼠成—痴迷
如果说科举是孔⼄⼰的伤痕，那么更是陈⼠成的命脉。《⽩光》中陈⼠成的科举进学梦—很美：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径联捷上去，绅⼠们千⽅百计的来攀亲，普通⼈敬若神明，全新的屋宇，门⼝是旗杆和匾额。正是在这种“美梦”的诱惑下，陈⼠成参加了多达⼗六次的科举考试，彻底沦陷在科考的途中。当他终于知道应试科考第⼗六次失败时，他感觉“他平⽇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像受潮的糖塔⼀般，刹时倒塌，只剩下⼀堆碎⽚了”，他似乎已⽆⼒在科举的路上前进，转⽽陷⼊精神恐慌与坍塌中，于是在得不到榜上的功名， 想起了可以圆“美梦”的财宝—陈家的祖宗埋着⽆数的财宝在屋⼦下，他便去掘地下的藏镪，将内⼼的寄托与幻想，延伸到地下。与其说他在乎的是科举进学，倒不如说他更本质的需求是拥有做“剥削阶级”的资本，有权有钱有⼈供奴役，他⼼⾥充满了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封建价值观，他相信只要科举联捷，这个美梦便能成真，于是他⼀再参加科举考试，虽然⼀再落地，却⼀再坚持，他痴迷的不是科举本⾝，⽽是痴迷于科考成功⽽带来的⾦钱与权⼒。科举制度本⾝是⼀⼤，陈⼠成却遭其诱惑⽽⽆法⾃拔，终于跟着“⽩光”幻象，连命都搭了进去，陈⼠成的这种病苦，岂会轻？科举制度害⼈，的确能将⼈害死，陈⼠成⽤性命告诉给活着的⼈。
孔⼄⼰—⿇⽊
孔⼄⼰在⽂章中⼀出现便是⼀幅潦倒，破落的形象：“清⽩脸⾊，皱纹间时常夹杂些伤痕；⼀副乱蓬蓬的花⽩的胡⼦。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脏⼜破，似乎⼗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说话，总是满⼝之乎者也，教⼈半懂不懂的。”孔⼄⼰⾯对“短⾐帮”笑话他偷东西，他便⽤“窃书不能算偷”，“君⼦固穷”，为⾃⼰争辩。听⼈家背地⾥谈论“孔⼄⼰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不会营⽣；于是愈过愈穷，弄到蒋要讨饭了，幸⽽写得⼀⼿好字，便替⼈家钞钞书，换⼀碗饭吃。由⽂中描述看来，孔⼄⼰有那么⼀些⽂化⼈的资本，因为他读过书，识字，也写得⼀⼿好字，仅仅凭这⼀点也能换些⽣存；孔⼄⼰也时常摆些⽂化⼈的姿态，有着以⽂化⼈⾃居的清⾼，因为他在“短⾐帮”⾥，站着喝酒，却穿着长衫，似乎这样穿着长衫，便着上了⽂化⼈的光环，因此他同“短⾐帮”说话时，是满⼝的之乎者也，当“短⾐帮”质疑孔⼄⼰是否识字时，“孔⼄⼰看着问他的⼈，显出不屑置辩的神⽓”。
孔⼄⼰把⾃⼰同短⾐帮区分得很清楚，似乎孔⼄⼰只有这点是清楚的，别的他似乎都⿇⽊，尤其是⽣存境遇。他看不到⾃⼰同“短⾐帮”的⼈，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样的穷⼈，甚⾄他⽐短⾐帮更有⽣存压⼒，因为短⾐帮⽆论如何都可以通过⾃⼰的劳动能⼒来换取⽣存所需，然⽽孔⼄⼰
是“好吃懒做”，也正因为这⼀点，他连“钞书”的事情也断了，⽂中也看不出他会别的营⽣，于是为了⽣存，“偷”似乎成了他不得不做的⼀件事情，由此他便经常挨打，也时常受伤，⽽这些便成了短⾐帮的笑料，在短⾐帮看来孔⼄⼰还不如他们。事实上孔⼄⼰也⼀直没有认识到⾃⼰
的“弱势”，他以⽂化⼈⾃居的清⾼，与⽢于贫穷，⽆⾮是那时代⽂⼈由来已久的⼀种通病，看起来更像是⼀种⾃我安慰与⾃我推脱，他把⽂⼈那种⿇⽊的⼼⾥与状态，移接给⾃⼰。孔⼄⼰的“偷”，是众所周知的惯偷，他也因此经常挨打，最后终于因打⽽死去。但是孔⼄⼰从来没有对⾃⼰的这种⾏为进⾏反思，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感到耻辱，他有着⽂化⼈的假清⾼，却没有移接⽂化⼈的⾻⽓与真清⾼，他⼀再遭⼈笑话，却⼀再为⾃⼰辩解，从不去想“偷”的这种⾏为对不对，也从不去想，怎样才能让⾃⼰的⽣活，真的过得像⽂化⼈，他只是死守着⽂化⼈精神的糟粕，却没有继承⽂化⼈那些优良传统。他有些⽂化，却不会思考，他只是⿇⽊的⽣存在当时当世。
四铭、⾼尔础—虚伪
《肥皂》中的四铭，封建复古派代表⼈物，以端风俗正⼈⼼为⼰任。在家实⾏封建家长制，规定妻⼦⼉⼥打⼋卦拳，学孝⼥等，⼀副道貌岸然的样⼦。四铭认为学⽣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他在街上看到与祖母⼀起讨饭的少⼥，便想做个诗题为“孝⼥⾏”的⽂章登报，借此来针砭社会。可是，⼀块肥皂与⼀句光棍的语⾔“咯吱咯吱遍⾝的洗⼀洗，好得很哩！”的话，暴露了四铭的猥琐内⼼，四铭被他的太太看穿，露出了原形。⽽与“移风⽂社”的所谓好友在⼀起时，⼀再重复那句“咯吱咯吱……假道学便昭然若揭了。只不过四铭同道统他们不⼀样，道统的猥琐，下流是直接的，暴露的，四铭的则隐秘，幽暗。他明明是对⼀个少⼥的意淫，却硬是打着宣扬与表彰传统伦理道德的幌⼦，这只不过表明四铭更虚伪，很有些既要做婊⼦，⼜要⽴牌坊的意味。
《⾼⽼夫⼦》中的⾼尔础⽣活中的肖像：在备课期间，他把从早晨到午后的时间，全⽤来照镜⼦，在镜⼦⾥看到眉棱上的瘢痕想竭⼒遮住，他想到，这瘢痕⼤概会给⼥学⽣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愤愤不平。在教员预备室⾥，他⼜想到：“上堂的姿势应该威严，额⾓上的瘢痕总应该遮住，教科书要读得慢，看学⽣要⼤⽅。”⽽当他真站到讲台，却⼼虚胆怯，看⼥学⽣时，“连忙收回眼光”，总疑⼼听到了⼤家的嘲笑，课后却死认是⼥学⽣的“闹”，让他放弃教学。⾼尔础在学⽣前⾯表现出来的慌乱，窘迫，局促，与课后的掩⽿盗铃，⽐那瘢痕更丑陋，惹⼈嫌弃。作为⼀名教员，他不在学问上做功夫，不在备课上做努⼒，不在讲课时做⽤⼼，却⼀⼼想给⼥学⽣留下好印象。⾼尔础的课前，课中，课后的⼼理活动，如同⼥⼈化妆，做表象功夫。⽣活中的⾼尔础打牌，看戏，喝酒，跟⼥⼈，与⼈⼀起在牌桌上合谋捣⿁弄⽑家⼤⼉⼦的钱……他的⽼朋友黄三，⽼钵认为他谋⼥教员的职务是为了看⼥学⽣，黄三曾对⾼尔础说“你怎么在外⾯看看不够，⼜要钻到⾥⾯去看了？”即使这样⼀位不学⽆术的⾼尔础居然还发表了⼀篇名⽂，弄得⾃⼰很有些名⽓，他便觉得“黄三⼀⽆所长，便有些下等相了。”因此当黄三在同他对话时，⾼尔础便板着脸正正经经的回答道：“不要胡说，我正在预备功课……。”⽽当黄三偶然发现⾼尔础改了名字时，⾼尔础只是傲然的⼀笑，俨然⾃⼰便成了⼤⽂学家⾼尔基，⼼⾥对黄三⽆⽐的藐视。当黄三提议在牌桌上合谋别⼈的钱财时，⾼尔础却到床头取了⿇将牌盒，交给黄三。不难看出，⾼尔础同黄三等⼈，在本质上都不学⽆术，卑鄙，下流，丑恶。只不过⾼尔础擅于包装⾃⼰，把⾃⼰装扮得有学问，假斯⽂，在这些⾃我感觉的假象⾥，衍⽣优越感。因此⾼尔础的虚伪，是从内⼼散发出来的，很⾃然，连他⾃⼰都当真。
狂⼈，封建制度的反抗者，他像是⿊暗社会⾥的⼀道明光，让⼈看到清醒与希望；陈⼠诚，是封建科举的牺牲品，虽然他给⼈“可怜⼈⾃由可恨之处的意味但也令⼈同情；孔⼄⼰的⿇⽊，真让⼈为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四铭，⾼尔础之流是封建制度的追随者，他们拥护封建⽂化制度，披着伦理道德的外⾐，却装着满肚⼦的男盗⼥娼，⾏着假道学，作者对他们充满了批判，⽽读者对他们充满了憎恶。鲁迅⽤这⼏个知识分⼦，来尽情揭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残忍和毒害，它像是⼀颗恶性的毒瘤，携着病苦，散发⼈间。
⼆、在启蒙思想下，有现代思想，清醒之后⽆路可⾛的病苦
魏连⽎—孤独
魏连⽎，就像⼀个影⼦，⿊在⼈的⼼⾥。他⽗母早亡且⽆⼦嗣，祖母死了后，便“茕茕孑⽴形影相吊”，租住在⼀家丧妻⽆续弦有三个⼩孩的家庭⾥。在⼈们看来魏连⽎脾⽓有些古怪，对⼈爱理不理。他的本家把他当作外国⼈⼀样的看待，觉得他很异样。他的神⾊总是冷冷的，却亲近失意的⼈，很少有长久的朋友，喜欢孩⼦。的确，魏连⽎，不是⼀个⼈活着，在他的周围活着许多⼈；⽽他⼜确实活在⾃⼰的世界⾥。他把⼤⼈看得很坏，不让⾃⼰靠近别⼈，也不轻易让别⼈亲近⾃⼰，不被周围的⼈理解，认同。从业时魏连⽎的孤独，在于他对⼈世看法的尖锐，悲观，失望，导致他有意识的与⼈维持着距离与隔阂。“亲⼿造了独头茧，将⾃⼰裹在⾥⾯”。魏连⽎，就像⼀个场，以他为中⼼向周边延伸，
伸⼿触摸满是孤单。还好，他还有亲近的⼈，那就是⼩孩，他认为“孩⼦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后来的坏是环境教的。正因为这样他曾经为房东家的孩⼦买东西，也为房东孩⼦的病⽽忧⼼。原本他的⼼⾥还有些热⽓与纯真，后来因为失业，房东家孩⼦对他的冷漠与疏离，让他丧失了最后⼀些温情，他将这⼀点近似阳光的东西也扼杀了。他看到孩⼦不再欢欣，不再眼睛⾥闪光，他对孩⼦也开始捉弄，糟践。他让孩⼦学狗叫，给⾃⼰磕头。这些恶劣的⾏为⾥，让读者感觉到魏连⽎的内⼼，已在孤独的深渊⾥沉沦。为了让⾃⼰多活⼏天，为了不让⾃⼰毁灭，他选择了做杜师长的顾问，他从⾃⼰造的独头茧⾥伸了出来，正是这让他彻底的孤独，因为这让他意识到⾃⼰是真正的失败了，于是他由思想的攻击，变成了⾏动的攻击。他不需要拿出真正的武器，他只是变相的运⽤了权⼒，让周围的⼈向⾃⼰屈服，来寻求主观的快感与刺激。他的客厅后来“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杀，新的冷眼和恶⼼，新的失眠和吐⾎……。”这种表⾯的热闹，风光，疯狂，让魏连⽎感觉到了⽆⽐的压迫，⽆⽐的颓废，⽆⽐的孤独，他在⾃杀似的活着。魏连⽎的⼀⽣，总让我想起他在祖母办丧时那⼀惊⼈的举动：“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失声，⽴刻⼜变成长嚎，像⼀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嗥叫，惨伤⾥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何尝不是他在真实⽣活中极端孤独的
爆发？他那孤独似的病苦沦陷在他的⾻髓⾥。
吕纬莆—颓废
在作者的记忆中，曾经的吕纬莆敏捷精悍，充满着朝⽓与激进。作者在⼩说中曾这样描述“那上来的分明的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见也就认识，独有⾏动却变得格外的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莆了。”接着作者很快就发现吕纬莆在精神⽅⾯似乎也发⽣了质的改变，颓唐，连眼睛也失去了精采，别后怕已⼗年的时间，作者邀他同坐踌躇⽅才坐下。从这些起初的细节描写中，读者不难发现，吕纬莆给作者的感觉已⼤不如从前，眼前的他拘谨⽽⼜毫⽆神采。这是作者⽤眼睛扫描，⽤⼼感触久别后吕纬莆的颓废。⽽从吕纬莆⾃⼰敞说别后的⽣活，⽆外乎⽣活过得不如意，做些⽆聊的事情，为了母亲的⼼愿给其弟弟迁坟，也为了其母亲的⼼愿给⼀⼥⼦送绒花，为了⽣计教学⽣“⼦⽈诗云”，《⼥⼉经》之类。⽽这样的别后述说，更给读者⼀种颓废⽣活的感觉，因为这样的事情，实在让⼈看不到丁点的⽣活之光，思想之光。作者同吕纬莆在酒楼的相遇，让吕纬莆⾃叙：“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的时候，连⽇议论些改⾰中国的⽅法以⾄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我现在就是这样。”“这些⽆聊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当作者问吕纬莆：“你以后怎么办呢？”“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分……”对⽐外表，⾏动，语⾔，吕纬莆似乎由⼀个极端过渡到了另⼀个极端，让他更显颓废。之前他曾因为思想的激进去拔掉神像的胡⼦，也曾因议论改⾰同⼈打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曾经的他很热⾎，很有思想，很奋进，像路上的前⾏者，⼤胆⽽⼜勇敢，狂热⽽⼜⽆所畏惧。也许正因为这样，吕纬莆在失望时，迫于⽣计教“⼦⽈诗云”，《⼥⼉
经》连他⾃⼰也痛恨的东西。但是正如他⾃⼰所说“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个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随随便便。即使他怕之前的朋友会因为他现在的样⼦⽽不认他做朋友。他已经彻底的颓废了，⽆⼒去实施他之前的梦想，也⽆⼼去筹划未来，他就这样颓废得龟缩起来。
⼦君—执拗
⼦君有⼀句话，⾮常有⼒量。“我是我⾃⼰的，他们谁也没有⼲涉我的权利！”从这句话⾥，我们看出了⼀个旧时⼥⼦的坚决，勇敢与执拗。在那个时期，能说出这样⼀句话，那⽆疑是向封建制度发出⼀声呐喊，⼀种宣告，宣告即将开始的战争。⼦君为了⾃⼰的爱情，“和她的叔⼦，她早已经闹开，⾄于使他⽓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她对在路上时时遇到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是⼤⽆畏的。毫⽆疑问，⼦君为了⾃⼰的爱情，作了多⼤的反抗同牺牲，⼜是多么的勇敢与绝对。她选择失去亲⼈，选择镇静的⾯对外界的压⼒。即使为了⾃⼰的爱情，⼦君⼏乎失去所有，当⼦君刚同涓⽣在⼀起，为房⼦筹备时，她就卖掉了她唯⼀的⾦戒指和⽿环，涓⽣阻拦她，还是定要卖。婚后，喂阿随，饲养⼩油鸡，哪怕同邻居暗⽃，哪怕涓⽣反对，埋怨，催逼，因为这些同涓⽣暗⽣裂痕，⼦君依然⾏我，如果不是因为迫于⽣计，⼦君不会放弃阿随，油鸡们，尽管因为这些⼩动物与邻居争⽃，与爱⼈⽃⽓。⼦君就是那样执拗，为⼼中所愿，然⽽，正是因为这份执拗与不理性，⽽引发悲剧。当涓⽣对⼦君说“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君选择了决裂与死亡。⼦君似乎就是这种⼈：⼀切为了爱情。为了爱情，可以不要⼀切，失去爱情，将会奉上⽣命。从⽣活的细节看来，⼦君确实有那么⼀股执拗。然⽽这注定会
失败，因为⼦君有着为了爱情⽽执拗的内⼼⼒量，却没有做撤退的准备。她还来不及明⽩现实的残酷，爱情的易变。她似乎只有执拗的为爱⽽爱的思想，却没有想过为了爱的延续⽽做准备。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爱情⾥，本⾝就是⼀场赌博。
魏连⽎，吕纬莆，⼦君他们有着现代⼈的价值观，有着⾃⼰独⽴的思想，都与⽣活作反抗，然⽽他们的反抗就像烟花，在社会的⼤背景下，逐渐的暗淡，消隐。让读者对他们充满着悲悯与同情。
在阅读与分析鲁迅⼩说中的知识分⼦的过程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描绘知识分⼦的底⾊。⽆论是受封建制度传统⽂化影响的旧知识分⼦，还是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新知识分⼦，他们中的⼤多数都弥漫着悲剧的意味。鲁迅通过刻画⼀系列的知识分⼦形象，来对传统的封建⽂化制度进⾏最深刻，最猛烈的抨击与批判；同时他也看到了启蒙思想下知识分⼦的精神困扰和病苦【2】。鲁迅⼀直着⼒表达国⼈的国民性，⽽作为国⼈中的⼀个分⽀—知识分⼦：旧的知识分⼦，深受传统⽂化的束缚，灵魂早已经⿇⽊，腐朽【2】；新的知识分⼦，即使接受了新思想，病苦却⽆法解除，虽然觉醒了，反抗了，却依然看不到出路。
参考⽂献：
【1】《鲁迅⼩说全编》，北京⼯业⼤学出版社，2005年6⽉第1版
【2】《中国现当代⽂学专题研究》，温儒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学出版社，2001年1⽉第1版，第1到24页
【3】《鲁迅精读》，复旦⼤学出版社，郜元宝，2005年版，第42—70页
【4】《他们是孤独者》，唐莉，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26卷第6期，2005年6⽉
【5】《论鲁迅⼩说中的知识分⼦形象》，刘明全，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1卷第4期，2007年12⽉
【6】《论鲁迅⼩说中的知识分⼦形象》，⽂／许旭英，企业家天地·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