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马亭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 生态政治理论、公共治理理论。
话语理论的发展与传统知识论的变革密切相关。福柯将话语研究推向了社会历史的维度，并将知识生成与社会实践内在关联起来。正是通过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哲学探讨，哲学领域内的知识 论问题才逐渐转变为有关话语实践的知识社会学问题。作为知识论的生态政治本质是话语实践的产物，生态政治正是在话语实践中得以产生、演进与发展。本文认为，现存生态政治经历了从权威主义到民主主义的话语流变。正是在权威主义话语实践下“技术叙事”的知识合法性依据才激发了民主主义对权威主义生态政治话语的批判，也为在后现代语境中思考如何通过多元话语实践生成生态政治知识合法性的新基础准备了条件。作为一种后现代叙事，生态政治即是有关话语实践的知识合法性议题。
生态问题介于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处于一系列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生态危机的缓解必
然指向政治思维的革新。这是因为人作为政治的动物，其社会实践不可能脱离与之相关联的自然环境领域，这意味着生态环境问题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作为一个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政治议题，生态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研究的多样性。但无论是与生态问题相关联的制度性研究，或政策过程研究，抑或是实证分析等，都与“话语”本身内在关联。作为一种独特的分析视角，话语凸显了社会现实，不理解话语，我们就无法理解社会现实、经历和我们自己。话语分析呈现了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图景。生态政治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包含了大量对话、修辞与象征性或论辩性的 “话语”要素，话语因此具有展现生态政治知识的能力。人们在努力阐释对生态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时，即是通过话语作为建构其理论与实践“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的。本文将话语分析引入对生态政治的理解中，首先探讨一种基于传统知识论变革的话语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透过生态政治的 话语流变，来揭示生态政治知识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并以此阐述生态政治的问题本质。
01
为什么是话语分析?
话语理论的发展与传统知识论变革密切相关。传统知识论虽然将“求知”作为人类的理论本性，
政治权利是什么但有关求知的动因、知识生成的过程等有关知识本质的问题并未深入探究，这也构成了传统知识论的 基本特征。相应地，求知与求知的根据——生存与实践被割裂开来。由于传统知识论将科学与非科学做严格区分，因此社会文化因素很难有效介入此 “政治中立的共和国”。传统知识观无法接纳“权力”概念，对知识的辩护不断地促使知识摆脱竞争性的权力之争，从而极力维护其自身的独立性。20世纪初，哲学领域内传统知识论随着语言学的转向而发生了变革。一直以来，语言被认为具有“实指意义”。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是一种游戏，(语言游戏)显示语言的具体使用，是一种生活形式。这意味着语言不再是独立于经验世界的逻辑体系。语言不仅是一种私人事物，本质上还具有公 共性和社会性。胡塞尔从现象学角度阐述到，主体意识不能脱离其对象而存在。意识总是指向某个 对象或一个内在化目标，意识活动通过授予意义建构出观念。福柯则指出，虽然现象学与结构主义 都在强调主体性以凸显语言的意义，但它们却并不能解释“主体的历史展开”这一关键问题。在福柯看来，语言与人类知识生成的历史有着内在关联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特别强调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以及与语言相伴生的社会文化与历史条件对知识史研究的重要性。可见，正是福柯基于主体与知识历史的关系，才最终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超历史研究的法则局限性，最终策动了语言向话语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通过对知识考古学与权力系谱学的
考察，福柯觉察到人类知识并非如同理性主义哲学所阐述的是中立的存在。在将权力(power)概念引入后，“权力”激发了哲学层面认识论的转变。福柯通过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关注知识和意义的生产。作为 “知识的基本单位”(body of knowledge)，“话语”基于“策略性功能”与“战略性整合”，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连 贯起来。福柯对权力的阐释所强调的是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性质，以及独立于有意识的主体而运作的 “形态多样的”权力机制，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司法权力。权力的生产性不止作为一种否定性力量压制我们，还可以审查和生产各种事物，带来愉悦、形成知识，产生话语同时，权力并不单纯“生产”话语，话语还作为权力的“工具”发挥作用。权力不仅具有回避性，同时话语的工具作用又增添了权力的传播性，在被权力所生产的同时亦“生产”权力。不难看出，福柯将权力的介入看作是知识获取的前提性条件，权力因此成为了生产性的社会关系，知识背后隐含着异常复杂的权力关系。知识并非像理性主义主体哲学所阐述的那样由主体构造，而是在知识/权力框架内，主体既是知识主体，亦是知识客体。知识社会学的肇始意味着新的知识观必然需要与对社会(学)的思考结合 起来考察。知识的、意识形态的和社会学的首要方面都基于社会体对权力的欲望和认识，同时也由其来承担这些方面，而这些体则试图使自己对世界的解释成为普遍的解释。
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颇具社会学彩。福柯将话语研究推向了历史与实践的维度，并将知识生成与社会实践的内在关系关联起来。正是通过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哲学探讨，沿着怀疑与批判的进路，哲学领域内的知识论问题才逐渐转变为有关话语实践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在伯格与卢克曼看来，社会具有双重特征，即客观的事实性与主观意义，但事实上社会实则是在客观活动所能表述的主观意义中建立起来的。人借助话语这一媒介，通过“意义化”( signification)表述不断赋予社会背景以新观念。主观性建构(认知)必须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但话语并非凭空产生，话语必须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与文化背景中，即语境（context)中才能生成。关于知识如何与社会发生联系的问题 上，福柯用“实践”弥合了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的分割性。知识不再是主体实践，实践不再依赖于主体，实践变成了话语内在的运行方式与基本规则，知识的生成即是在话语实践这一典型的社会学意义中完成社会建构的。正是福柯的知识/权力的话语分析理论才将知识社会学推向新的高度，话语因此构成了 “理解世界的共享方式”，成为一种探讨某一议题所言说与书写的分析范式，并进一步塑形人们针对该议题所具有的普遍看法。就如同哈杰所述，话语作为一个有关“观念、概念或范畴”的“集合体”，随着实践场景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话语赋予对象物以“意义”。施密特因此指出，话语的社会实践性将突出其“意义”生产能力，这是理解知识社会最重要的
视角，也只能通过话语所富有的“社会文化资源”，话语才能“建构现实世界”并对现实世界进行“有意义的表述”。可见，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即是对话语如何产生意义以及如何通过话语实践建构现实世界的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理解生态与政治关系的理论与实践集合体，本身即是一种知识论形态，相应可以通过话语流变及其分析，实现对生态与政治互动的知识世界进行解释的目的。话语基于其“生产性权力”与“社会实践”的特性，可以突显生态政治实践背后隐含的诸多利益格局。比如通过对权威性质的环境政策话语的分析，就可以透析出政策主体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官方话语实践将其他本应同等重要的政治因素排除在外的。同时，通过对生态政治话语流变的考察与话语实践的演变，比如基于某一话语的赞同者与批判者的观点，从而窥探出生态与政治关系在某一发展阶段上得以生成发展、消解并再次生成的过程。作为一种话语建构下的产物，生态政治不仅仅用语言的行使表现权力资源的运用，同时还涉及到如何通过相互关联的“故事线索”，有选择性地运用话语体系去创制一种实践纲领。因此，抛开话语分析这一视角，单纯理解生态政治的制度设计、政策过程或有关政治生态化的社会实践，就会忽略生态政治知识生成过程中那些促使这种知识得以成立的关键性依据。可以说，作为一定社会制度与权力关系运作的政治现实，对生态政治“认知”的形成必然以某种或某几种话语
为媒介，正是基于话语实践所提供的合法性依据，生态政治所进行的自我陈述及权力运作才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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