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第1期
(总第112期)黑龙江社会科学Heil ongjiang Social Sciences No 11,2009General .No .112
———文学接受视阈里的张爱玲
梁冬梅
(东北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哈尔滨150040)
摘 要：自20世纪40年代起，人们一直很关注张爱玲，先后在华语大地上掀起了三次“热潮”。“张热”的成因很复杂，纵观三次“张热”，具有优势地位的“意见领袖”们对文学作品的“第二文本”阐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的引领下，更多的受众参与到张爱玲作品的解读中，推动了一次又一次张爱玲热。
关键词：张爱玲;“张热”；文学接受;“第二文本”;“意见领袖”
中图分类号:I 207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9)01-0100-03
收稿日期:2008-11-11
作者简介：梁冬梅(1980-)，女，吉林辉南人，助教，硕士研究生，从事文艺学和传播学研究。
张爱玲自20世纪40年代初登上海文坛以来，一直颇受人们关注，尽管其间争议不断，却依然先后
在华语地区掀起了三次“热潮”(以下简称“张热”)。“张热”的首战地是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1943
年，随着《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心经》、《倾城之恋》、《封锁》、《金锁记》、《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等作品的相继发表，张爱玲犹如一朵文坛奇葩骤然绽放于上海，随后各式各样的评论文章将张爱玲推到了风头浪尖。此时，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发行数日便脱销，散文集《流言》也在短期内一版再版。此外，林林总总的座谈会进一步扩大了张爱玲的影响，她的写作技巧和过人才华开始得到普遍认可。第二次“张热”的掀起地是20世纪50年代的港台地区。1968年，张爱玲的《半生缘》出版，台北《皇冠》杂志发表了她的《红楼梦未完》，并再版了《流言》、《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而张爱玲作为一个极富传奇彩的女性备受人们关注，特殊的家庭出身、曲折的成长经历、惊世骇俗的恋爱史……这一切成全了她不凡的情感体验，也筑就了她传奇般的文学生涯。20世纪80年代张爱玲再次走红于中国内地，其小说、散文集也被再次出版，此外，张爱玲的四本传记相继出版。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钱理、吴福辉等人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将张爱玲纳入了文学史。大量学者加入了研究张爱玲的队伍，形各异的研究如
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此外，张爱玲作品也被陆续地改编成影视剧作搬上荧幕。同时，随着网络的普及，更多人开始关注张爱玲，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大辐射力，张爱玲的受众进一步扩大了。
“张热”一次次掀起的成因很复杂。就其内在因素而言，首先必须肯定张爱玲作品的艺术魅力。这主要体现在她的本族语言魅力及作品对人性的凌厉深切地剖析，这是其作品成为优秀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读者接受、认可她的唯一条件。在文学接受领域里存在着“看不见的手”，它影响甚至操控着人们对文学的接受，我们尚且称其为“外在因素”。这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特定的文化氛围、读者的期待视野、传播媒介的介入及商业化的炒作等都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此外,“意见领袖”对作品的“第二文本”阐释作为一个潜藏其中的力量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文本”是相对于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第一文本)而言的，即经过读者阅读领悟后，在读者心中产生的艺术情感和形象[1]。任何作品一经读者阅读，就会在读者心中形成新的对象化了的作品，即“第二文本”。冈特・格里姆在《接受学研究概论》中用下面的公式简单概括了这一理论前提:S =A +R ，这里A 指作者赋予的意义，相对稳定;R 指接受者所领会、赋予的意义，因读者个人水平差异而变化;S 指文本的意义结构，它在读者的参与下得到了无限延伸。文学作品的不确定性给予了读者很大空间的参与余地，文本的空白点激发了读者的再创造性，一定意义上作品是可以被无穷解读的，文学活动是由创作者的创造活动与接受者的接受活动共同构成的互动性活动。由于不同读者在生活经历、社会地位、教育水平、性格气质、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先在阅读经验、审美观、文化素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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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同读者所获得的“第二文本”也各不相同，这就给予了作品极大的空间。伴随张爱玲作品的诞生，基于不同视角的“第二文本”相继产生，有从政治经济伦理角度阐释的，还有从社会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语言学、传播学、现象学、民族文化、人类学等角度分析的，不同文化视角的阐释极大地深化了人们文学作品广泛而自由的思考，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在“第二文本”中，读者们又会在生活经历、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交集”，这些“交集”使部分读者的“第二文本”传播引起相关读者的深度“共鸣”。
纵观张爱玲在华语大地上掀起的三次热潮,“意见领袖”们的“第二文本”传播效应不容小视。“意见领袖”一词最早是由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观点通常由媒体流向意见领袖，经过意见领袖的过滤和加工后再流向相对被动的受众人”[2]。这里我们将其借用到文学传播中，可以这样理解，在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大多读者在选择阅读前及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领域内的意见领袖相关见解的影响。李普曼为意见领袖做了更具体的定义:“在任何组织中，都有一些确立了地位的领导人，他们有着极大的天然优势。他们被人为享有更好的信息资源……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注意，说话的声调更容易令人信服。”[3]这里，李普曼指出了意见领袖的两大主要特征:“容易受到注意”和“容易令人信服”。同样，
在文学传播领域具备这两大特征的人会成为文学接受领域的意见领袖，他们影响着大多数文学受众的审美情趣，甚至左右着读者对某些具体文学作品的品评。
我们先回到张爱玲热的首发地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1944年4月，傅雷先生以迅雨为笔名在《万象》杂志上发表了《论张爱玲小说》的评论文章，文章以近万字的篇幅论述了《传奇》中的几篇重要的作品。尽管傅雷先生对张爱玲的相关作品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但作为文坛要员的傅雷先生，他对张爱玲文章的关注及其对《金锁记》的高度评价，却直接推动了文化界对张爱玲的关注。此外,《杂志》月刊刊出胡兰成的文章《评张爱玲》，张爱玲自己也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初次较为集中地阐述了自己的创作观。这些“意见领袖”的“第二文本”的有效传播不仅扩大了张爱玲的影响力，也为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张爱玲的作品，引导并扩大了读者的阅读空间。在20世纪50—80年代的港台地区，夏志清等人担当起了推广张爱玲作品的“意见领袖”，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破例用42页的篇幅对张爱玲进行介绍和论述。而在此前，张爱玲的作品是未曾被正名的“世俗文学”，更不可能进入文学史这样的高雅文学典堂，夏志清对张爱玲的“第二文本”阐释，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此外，台湾学者唐文标、水晶等人从不同地角度对张爱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尽管褒贬不一，却加深了读者对张爱玲的关注。台湾的“张迷”们细致地注视并解读着张爱玲，甚至在创作上模仿张爱玲，如林海音、施叔青等人。此时的台湾，张爱玲的作品由一般文学读物一跃成为文学创作的范本，这不得不归功于台湾各界“意见领袖”的“鼎力扶持”。与此同时，香港的林以亮从全新的角度对张爱玲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的文章《私
语张爱玲》、《张爱玲语录》等，描写了张爱玲的创作生活情况，不仅为后人研究张爱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增添了张爱玲的个人魅力，丰富了张爱玲文学作品的阅读情感，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第二文本”创作空间。对于改革初期的内地文坛,“意见领袖”的“第二文本阐释”就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文化领域内，人们要求打破僵化思维模式，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文学史领域出现了重写文学史思潮。《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希望能刺激文学批评气氛的活跃，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4]，由此引发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重写文学史思潮促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张爱玲，引起了专业阅读和研究的热潮，这是构成张爱玲热的重要成因。钱理、吴福辉等人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将张爱玲纳入了文学史，殷国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史》也对其创作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此外，几部小说史也都用一定篇幅介绍了张爱玲(如：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王才路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等)。内地文学史界对张爱玲的重视，为张爱玲在内地文坛翻身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意见领袖”们的“第二文本”阐释也翻新了人们的阅读审美观。随着西方文艺思想的大量涌入，文学评论家们对张爱玲作品的阐释视角得到进一步扩展，学者们研究的切入点也变得五花八门，除去整体剖析的，还有大量从社会学、文本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比较、人类学、接受美学、心理学、传播学、现象学等角度切入来具体探讨张爱玲作品的。相关文章举不胜举：柯灵的《遥寄张爱玲》、颜纯钧的《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宋家宏的《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吕启祥的《〈金锁记〉与〈红楼梦〉》
、张淑贤的《精神分析与张爱玲的〈传奇〉》、于青的《张爱玲小说艺术漫谈》、周敏的《张爱玲构建的荒凉世界》、范智红的《在“古老的记忆”与现代体验之间》、刘鸿音的《葱绿配桃红：参差对照的艺术》、苑丛梅的《张爱玲和她的散文》等，至今各类研究性的文章依然层出不穷。当然，应该用客观理性的立场对待种类繁多的“第二文本”，它们的真正价值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阐释进一步扩大了张爱玲作品的影响力。“意见领袖”与同时代的一般读者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相同的社会时代环境赋予了他们相似的生活感悟，在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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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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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失语的状态下,“意见领袖”有能力将感悟表达出来唤醒大众深藏于心却无力表达的共鸣，他们能够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评价，从而增强了张爱玲作品的跨时代辐射力。此外,“意见领袖”本身“易受注意”与“令人信服”的特征，使得他们的“第二文本”能够得到有效传播。
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传播方式上，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的优势地位日益彰显。影视作品成了处在风头
浪尖上最受大众关注的文艺表现形式，影视界的“意见领袖”对原有文字文本的“第二文本”阐释也就更具影响力了。张爱玲的小说多次被知名导演搬上银幕，从许鞍华执导《倾城之恋》、但汉章的《怨女》、关锦鹏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到近期李安执导的《・戒》，其影响力均不可小视。同时《半生缘》、《金锁记》等也相继被改编为电视剧。这些导演是深悟时代气息并理解受众当下审美需要的，几部影视剧作将尘封于上一代读者心底的张爱玲作品翻新并展示于当代受众面前，上代人的记忆被再次唤起，当代人的兴致也被剧作激发。影视界“意见领袖”对张爱玲作品的解读为受众提供了多维视野，由于受到时空变化和个人的审美体验的影响，导演对文本的阅读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创造性误读”，而这种“误读”可能是有悖于原作的，却恰恰是同时代受众需要的，正是这类“误读”迎合了当下受众的欣赏趣味。在欣赏声像的同时他们开始关注张爱玲，他们的阅读兴趣也被激发了。在这个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传播力明显优于传统文本的时代，张爱玲作品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关作品的影视改编。当然，由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疏离了原创小说的本来面貌，这是商业传媒时代无法避免的，影响它的因素太多太复杂了。时代变了，人们的审美观、价值观也变了，这一切必然体现在改编者的“第二文本”中。更可怕的是商业化的炒作使改编者受制于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运作模式，这就为“第二文本”注入了更复杂的不定因素。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影视界“意见领袖”对张爱玲作品的改编，扩大了张爱玲作品的受众。一部分读者是先由影视作品认识张爱玲的，同时改编后的影视作品赋予了原作新的时代内涵，也给予了读者更多的接受空间，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第二文本”创作空间。影视改编拓宽了张爱玲文学作品的传播渠道，同时
对读者期待视野产生交互影响，螺旋上升，将张爱玲作品推入了更多受众的眼球。网络媒介的诞生带给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生存体验，其影响力也是以惊人的速度日益壮大。近几年，我国网民人数也在急剧上升，网络媒介的平民性，更促进了它的普及与发展。张爱玲文学近几年大范围的传播也深深得益于此。如果说，有关张爱玲的网站如一夜间盛开的桃花开满中国的网络世界似乎并不夸张。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网络张爱玲》详细介绍了张爱玲在中国内地的网络中所受的关注，事实证明张爱玲在民间的影响已达到了普及的程度。“意见领袖”创办的专业性网站、个人博客及在相关论坛上的“第二文本”阐释，从多维的视角对张爱玲作品进行解读，在网络世界里扩大了张爱玲作品的辐射力，直接影响人们在现实世界里对张爱玲的关注。同时，网络的互动性加深了其影响力,“意见领袖”们创办的专业性网站及相关网站论坛，为受众提供交流平台，同时，他们通过平台发表自己对张爱玲作品的解读心得与大众进行交流。在这里人类既解读了作品世界又建构了自身，这些平台成就了更多的“意见领袖”，那些有着深刻体会、独特见解的读者将自己的“第二文本”公布于众，这种由内心体验向外在表达转换的特殊生命活动，感召了更多的网民，这种生命体验的传达引起了更多的共鸣。张爱玲作品的生命力在读者对它进行的多样而充满活力的阐释活动中得以延续和升华。张爱玲对人生感悟及对人性的剖析，加深了人们对现实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性深层意蕴的思考，人们在网络这个特殊的虚拟的空间里尽情抒写着交流着自己的人生体悟。那些“容易受到注意”并“容易令人信服”的成员对张爱玲作品意义“不确定性”的诠释及意义“空白”的填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影响、甚至引领了大众对作品的解读。这种网络中的广泛参与和交流为张爱玲作品不断注入新的血液，张爱玲作品在互动中得以延续和升华。
至今，商业化已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坛亦难幸免于难，身处其中的“意见领袖”们也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甚至牵制，他们的声音很多时候也变得不那么“纯粹”了。“意见领袖”们的“第二文本”阐释对受众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但其真正意义有多大却很值得考究。
参考文献:
[1] 胡经之，张首映.西方20世纪文论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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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81.
[4] 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J].上海文论,1988,(4).
〔责任编辑：郑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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