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十三汉纪二十五
孝成皇帝下
绥和二年（甲寅，前7）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2 二月壬子，丞相方进薨。
时荧惑守心，丞相府议曹平陵李寻奏记方进，言：“灾变迫切，大责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阖府三百馀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方进忧之，不知所出。会郎贲丽善为星，言大臣宜当之。上乃召见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赐册，责让以政事不治，灾害并臻，百姓穷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策赠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他相故事。
3 三月，上行幸河东，祠后土。
4 丙戌，帝崩于未央宫。
帝素强无疾病，是时，楚思王衍、梁王立来朝，明旦，当辞去，上宿供张白虎殿；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侯印，书赞。昏夜，平善，乡晨，傅绔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民间 哗，咸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
5 是日，孔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6 富平侯张放闻帝崩，思慕哭泣而死。
7 皇太后诏南、北郊长安如故。
8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初立，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9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10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
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丞相孔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
赵昭仪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与政事，不欲与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大司空何
武曰：“可居北宫。”上从武言。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亲属，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书言：“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师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谦让，纳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称尊号。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11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从弟晏之子也。
12 诏曰：“《春秋》，母以子贵。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追尊傅父为崇祖侯，丁父为褒德侯；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子满为平周侯，皇后父晏为孔乡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书令诏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乃复令莽视事。
13 成帝之世，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至与人主争女乐。帝自为定陶王时
疾之，又性不好音，六月，诏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别属他官。”凡所罢省过半。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14 王莽荐中垒校尉刘歆有材行，为侍中，稍迁光禄大夫，贵幸；更名秀。上复令秀典领《五经》，卒父前业；秀于是总书而奏其《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诸子，分为九流：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从横，曰杂，曰农，以为：“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如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
‘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15 河间惠王良能修献王之行，母太后薨，服丧如礼；诏益封万户，以为宗室仪表。
16 初，董仲舒说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师丹复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请：“自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奴婢毋过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贵戚近习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又诏：“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17 上置酒未央宫，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马莽按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置中黄门，为莽家给使，十日一赐餐。又下诏益封曲阳侯根、安阳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户各有差。以莽为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又还红阳侯立于京师。
傅太后从弟右将军喜，好学问，有志行。王莽既罢退，众庶归望于喜。初，上之官爵外亲也，喜独执谦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庚午，以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喜黄金百斤，上右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以光禄勋淮阳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
、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修洁，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忠臣，社稷之卫；鲁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轻重；魏以无忌折冲；项以范增存亡。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汉散万金以疏亚父。喜立于朝，陛
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上亦自重之，故寻复进用焉。
18 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曲阳侯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荐朱博。帝少而闻知王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优之。后月馀，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义！”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归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
19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师到北边郡国三十馀处，坏城郭，凡压杀四百馀人。上以灾异问待诏李寻，对曰：“夫日者，众阳之长，
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暗昧亡光。间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夺失，邪气珥、蜺数作。小臣不知内事，窃以日视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唯陛下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诸保阿、乳母甘言卑辞之托，断而勿听。勉强大义，绝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赐以货财，不
可私以官位，诚皇天之禁也！
“臣闻月者，众阴之长，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间者月数为变，此为母后与政乱朝，阴阳俱伤，两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唯陛下亲求贤士，无强所恶，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臣闻五行以水为本，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涌溢为败。今汝、颍漂涌，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百川沸腾’，咎在皇甫卿士之属。唯陛下少抑外亲大臣！
“臣闻地道柔静，阴之常义也。间者关东地数震，宜务崇阳抑阴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不任职，以强本朝！夫本强则精神折冲；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陵。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弘，汉之名相，于今无比，而尚见轻，何况亡弘之属乎！故曰朝廷亡人，则为贼乱所轻，其道自然也。”
20 骑都尉平当使领河堤，奏：“九河今皆窴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从之。
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
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
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互有石堤，激水使还，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厎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诸渠皆往往
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21 孔光、何武奏：“迭毁之次当以时定，请与臣杂议。”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天子七庙。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