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8
汉代枝灯的考古学研究
宋 蓉
关键词：枝灯 礼器 明器 汉代
内容提要：枝灯是汉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器物，有铜、陶、铁等不同质地。铜枝灯的
结构统一，造型精巧；陶枝灯的器形有别，精粗不一；铁枝灯的数量极少，造型结构与铜枝灯近似。通过对枝灯形制、装饰、存续时间、墓中摆放方式及其流行地域、使用体等方面的综合考察可知，铜枝灯源自战国，本为王侯所用之物，位于墓中的祭祀空间，与青铜礼乐同类，西汉武帝之后，逐渐变为奉养墓主的生活器具，并在两汉之际破除了随葬的身份限制，出现在边疆豪族墓葬之中。陶枝灯则是东汉时期流行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随葬明器，A型陶枝灯为仿青铜枝灯而制，鲁西幽冀一带的官绅体借此
表达对身后富贵荣华的奢望。B型彩绘陶枝灯模拟神山仙界，是魂神升天观念影响下的产物，兴于两京，随后东传幽冀。
枝灯最早见于《西京杂记》中的“咸阳宫异宝”和“赵昭仪遗飞燕书”两则故事中[1]。《秦会要》又将“咸阳宫异宝”所记高七尺五寸的青玉五枝灯收入“方域·宫奇”篇[2]。可见，枝灯为古人眼中的稀奇、贵重之物，是秦汉宫廷中的珍宝。考古发现中不乏结构精巧、造型华美的铜枝灯。迄今虽未见文献中所记的青玉枝灯，但从故宫博物院藏的战国青玉豆形灯简洁优雅的造型及精雕细琢的纹饰[3]，可以窥见当时琢玉工艺的精湛与成熟，说明当时已完全具备制作玉枝灯的能力。除了材质考究的铜枝灯外，考古发现中更为多见的是制作精粗不一的陶枝灯。这些铜、陶枝灯造型别致，灯座、灯枝、灯盏装饰着各式光怪陆离的图案，研究者围绕其装饰的题材内容，就枝灯的功能，已经形成了宫廷器物说、祭祀用器说及道教法器说等不同观点。这类研究有的存在对文献的误解[4]，有的全以六朝唐宋文献考证汉代事[5]，并且对铜、陶枝灯不加区别，忽略它们在性质、结构、装饰以及存续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目前所见的枝灯，均出自墓葬中，它们是墓主生前钟爱的实用之物还是备而不用的明器？明确属性对其功能内涵的探讨至关重要。因此，笔者将分别对铜、陶枝灯进行形制分析，梳理出其结构与装饰特征，进而区分其属性。在此基础上，再从不同形制枝灯的分布地域、流行时间与使用体出发，来探讨枝灯的功能、内涵及发展演变。
作者：宋蓉，北京市，100191，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
宋蓉：汉代枝灯的考古学研究
一、枝灯的类型分析
汉代枝灯以陶质为大宗，制作精粗不一，大小差距悬殊，装饰繁简有别。目前已发现的陶枝灯均未见使用痕迹，且多数灯盏小而倾斜，不便容纳燃料，灯盏内也不见插放硬灯芯的支钉，或搭放软灯芯的支撑[6]，结构上全无实用性可言。同时，还有超过70%的陶枝灯器表都施有彩绘或铅釉，材质上也不具实用性。据此可见，汉墓中的陶枝灯应是专用以随葬的陶明器，而非实用的照明灯具。铜枝灯数量较少，大都制作考究，装饰精美，灯盏中心多见锥尖状的烛钎，具有照明的实用功能。另外，汉代还有数量极少的铁枝灯，完整器仅有洛阳烧沟的M1035∶113一件。以下将从结构、造型和装饰等方面对铜、陶枝灯进行类型分析，同时梳理铁枝灯的特征。
（一）铜枝灯
现已发现的铜枝灯有10余件，分布极为分散，在河北定县[7]、山东招远[8]、江苏盱眙[9]、安徽巢湖[10]、江西南昌[11]、湖南长沙[12]、湖北黄冈[13]、重庆云阳[14]、云南昭通[15]、贵州赫章[16]、清镇[17]、兴仁[18]、广西合浦[19]、贵港[20]以及甘肃武威[21]等地都有发现（附表1）。这些青铜枝灯的结构基本一致，以长柄豆形灯为主体，豆盘为主灯盏，豆柄为灯柱，其外围设孔，插接灯枝，枝头承托小灯盏。灯盏有碗形、盘形和行灯形三种，其边沿常装有镂空的叶形风挡。底座富于变化，基本形
态有圆饼形、浅盘形和覆钵形三种，装饰繁简不一，简单者素面无纹，精巧者装饰有山峦、祥瑞图像。灯柱和灯枝的装饰亦有繁简之别，简洁者素面，繁复者灯柱盘龙，灯枝上饰人物、鸟兽。根据青铜枝灯造型的繁简，以及灯枝的排列形式，可将其分为两型。
A型：单层短灯枝简易型。灯柱外围接一层2～4枚不等的短灯枝。器高30～75厘米。该型枝灯数量较少。典型的如赫章M8∶47，浅盘形底座，灯柱中段三枚“∫”形短灯枝合抱，枝头承托浅盘形灯盏。通高66厘米（图1，2）[22]。风门岭M26∶38的主体造型与赫章M8∶47近似，只是灯盏、底座更为考究，灯盏为可灵活拆装的小行灯，底座的浅盘内还承托一錾刻峰峦的覆钵形小座。通高30.8厘米（图1，1）[23]。
B型：多层长灯枝繁复型。灯柱外接2～4层，每层2～4枚不等的长灯枝。形体高大，通高多在1米左右。该型铜枝灯数量略多，整器结构精巧，装饰华美，细节富于变化。典型的如罗泊湾M1∶8，设3层，每层有3枚“L”形长灯枝。底座、灯柱素面无纹，灯盏造型别致，主灯盏铸成展翅的飞鸟形，其余为桃心形。通高85厘米（图1，3）[24]。又如招远大宋家村汉墓所出九枝灯，设2层，每层有4枚“∽”形长灯枝。底座镂刻两对盘绕的青龙、白虎，灯柱顶端立头顶行灯形盏的展翅朱雀。通高97厘米（图1，4）[25]。
（二）陶枝灯
已发现的陶枝灯有80余件[26]，主要集中在陕西扶风[27]、凤翔[28]、眉县[29]、西安[30]、河南灵宝[31]、陕县[32]、济源[33]、密县[34]、洛阳[35]、新乡[36]、安阳[37]、山西襄汾[38]等两京地区；山东宁津[39]、德州[40]、平原[41]、禹城[42]、长清[43]、济南[44]、章丘[45]等鲁西地区；以及河北邢 台[46]、景县[47]、石家庄[48]、保定[49]、迁安[50]、唐山[51]、天津武清[52]、蓟县[53]、北京顺义[54]、平谷[55]、怀柔[56]、大兴[57]、房山[58]、通州[59]、丰台[60]、山西广灵[61]、辽宁大连[62]、抚顺[63]等
219
考古学集刊第23集
1234
图1 出土铜枝灯
1、2.A型（风门岭M26∶38、赫章M8∶47） 3、4.B型（罗泊湾M1∶8、大宋家村汉墓出土）
幽冀地区。此外，在江苏徐州[64]、邗江[65]有零星分布（附表2）。与铜枝灯不同的是，陶枝灯的结构与装饰存在较大差异，据此亦可将其分为两型。
A型：以豆形灯为主体，灯柱外围插接灯枝，器表多施绿铅釉。与铜枝灯结构相近，据其造型繁简及灯枝排列形式，又分为两个亚型。
Aa型：单层短灯枝简易型。似A型铜枝灯。灯枝2～3枚不等，多呈“L”形。形体较小，通高约40厘米。装饰简单，底座、灯枝及灯盏皆为素面无纹。典型的如河北望都M2所出三连灯，灯柱下端插接3枚“L”形短灯枝，通体施绿釉。器高38厘米（图2，1）[66]。
Ab型：多层长灯枝繁复型。似B型铜枝灯，设2～3层，每层有3或4枚“∽”形灯枝。该型形体稍大，通高40～70厘米。底座多有半月形镂孔，灯盏外沿常见镂空叶形风挡。典型的如望都M2出土的十二枝灯，灯柱外围等距插接3层，每层有4枚“∽”形长灯枝，通体施绿釉。器高62.6厘米（图2，2）。
B型：器形主体叠置形态相同、体量依次递减的2～5件豆形灯。顶层豆盘为主灯盏，其余各层为承盘，承盘边沿插接灯枝或直接贴塑灯盏。底层灯座为覆盆形，其余各层皆弱化底座，仅豆柄下端加宽作喇叭形以方便叠置。底座及各层承盘多有繁复、精美的装饰。根据灯枝的安接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两个亚型。赵昭仪
Ba型：插接灯枝型。各层承盘外沿等距插接4枚或6枚“∫”形灯枝，枝头承托碗形小灯盏。器形高大，通高多在1米左右。器表装饰华美，大多施彩，灯座、灯枝和灯盏的装饰题材丰富，布局紧凑，主题突出。灯座多模印出山川峰峦或以凸棱分成上下数层，其间满塑仙人、瑞兽图像，灯枝或为龙首、凤首，
有的灯枝上还塑有羽人、鸟兽，主灯盏多呈昂首展翅的凤鸟形。典型的如陕西扶风官务村M1∶14，通体彩绘，三层承盘外沿插接24枚凤鸟形灯枝，其中12枝顶端承托灯盏，底座自上而下分三层贴塑28组人物和动物形象。器物通高105厘米（图2，5）[67]。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此型枝灯叠置的结构和高大的形体，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