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晔，复旦⼤学信息与传播中⼼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
赖楚谣，复旦⼤学新闻学院博⼠研究⽣。
媒介可见性研究的核⼼价值在于理解媒介的权⼒关系再造。符号维度的“可见”是媒介技术的核⼼之⼀
（Brighenti，2007），这种新形式、中介化的可见性被认为是现代世界的普遍特征，并与通讯技术和⼤众媒介的发展联系在⼀起——媒介技术将可见性从此时此地的时空特性中解放出来，且根据媒介特性进⾏重新塑造
（Thompson，2005）。作为⼀种知识隐喻和社会过程，可见性这⼀概念在性别研究、少数体研究、传播研究和社会权⼒研究当中都被认为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看”的认识论，社会意义上的“可见性”是⼀种承认，⽽承认则是理解⼈类⾝份的基本类别，这对于洞见少数体与主流之间的关系⾄关重要：不可见意味着社会承认被剥夺
（Brighenti，2007）。因此，将社会承认嵌⼊可见性是视觉批判的重要主题——谁被看见、谁被隐⾝、谁能看见、谁的视线受阻——可见性的视觉实践⽆论隐瞒、监视还是见证都隐含巨⼤的内在冲突，⽽⼤众媒介则是揭⽰和重构这些潜在冲突的视觉条件。
⽐起互联⽹可见性的丰富实践，学术研究尚嫌不⾜，实证研究的尝试更为有限。本研究从职业可见性切⼊新技术可见性研究的现实选择，在于职业信息较易于交叉验证。本研究将互联⽹社交平台“可见性”这⼀理论抽象程度很⾼的概念，具体化和操作化为⽤户及其⽣产的内容被该平台其他⽤户以“关注”“阅读/在看”“点赞”“转发”等⾏为“看见”的过程和程度：对个⼈来说，⾄少表⾯上看，可见性越⾼越有机会建⽴新的社会关系、获取更多资源以期取得职业上的成功和社会地位提升。作为⼀项探索性研究，本⽂⼒图⾯对抖⾳这⼀短视频平台的海量信息池，从⼀个很⼩的局部聚焦不同职业声望⽤户⽣产的短视频内容如何展演其⾃⾝所从事职业的可见性，以期管窥移动互联⽹对不同职业体乃⾄对中国社会的新的意义。在这⾥，“展演”（performance）强调的是新技术⽤户同时具有内容消费/观看和内容⽣产/表演的双重⾓⾊，他们的主动性在于以⾃⼰的理解，对庞⼤信息池中的信息进⾏⽣产、再⽣产、创造、再创造以表达⾃我（Abercrombie & Longhurst，1988）。
⼀
研究背景
移动互联⽹不仅改变了中国公众的媒介使⽤⾏为，更触发了社会⽣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以快⼿、抖⾳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是重要的观察窗⼝。社交媒体正在颠覆过往基于传统⼤众媒介的受众媒介⾏为习惯。
不仅如此，移动互联⽹为个⼈展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络空间⾥不间断滚动的“⾮排他性”摄像机
（Kroon，2016）⽆处不在，极⼤地提升了整个社会的可见性（visibility）。尽管社交平台上的准社会关系互动对有些名流⼤V来说，其超社会关系的强度在很⼤程度上不受反馈功能的影响，但普通⼈基于社交互动反馈的可见性提升正在创造出新的社会⽂化特质社交平台也是少数体/弱势体可能通过数字空间的⾃主选择进⾏⾃我表达的替代性场所。
因此，基于视频的信息与传播技术（video-based ICT）融合的⽹络可见性（networked visibility）被认为是⼀种技术增强型媒介能⼒，正在挑战过往⾼度集中和基于实体空间的可见性结构，推动并扩⼤了⽹络创造的数字可见空间作为合法社会存在的⽂化定义边界（Martini，2019）。如果套⽤传统的传-受⾓⾊，从传播者的⾓度看，社交媒体可见性的⼀⼤特征在于可以绕过传统上娱乐⾏业和⼤众媒体扮演的把关⼈⾓⾊，业外⼈⼠因此获得了成名的另⼀种机会，就像YouTube美妆视频博主通过与其受众之间可管理的连接、个⼈特质的丰富性、⾃给⾃⾜的独特⽂化关注，将社交媒体名⼈或⽈“⽹红”的全新⽂化逻辑嵌⼊到由平台商业模式、技术⽀持、⼴告和商业⽂化中介的互联⽹特质的全新产业结构当中。从受众/⽤户的⾓度看，多项实证研究显⽰，YouTube在全世界不同国家“千禧⼀代”当中都⼤受欢迎，他们享受同龄⼈传递的混杂的影像美学，古怪的肢体语⾔、玩笑和⽹络段⼦；相对于视频质量，他们更在意平台的社区性，从罗马尼亚“Z世代”到葡萄⽛青少年，概莫能外。当然移动互联⽹⽣产了新的传播关系，绝⾮传统的传受关系可以概括。除了“⼈⼈都是传播者”这⼀⽼⽣常谈之外，算法是⾮常重要的
影响因素。有研究者以“算法⼋卦”（algorithmic gossip）来阐释YouTube美妆博主如何在算法结构化的社交平台上共享和实施其可见性，并⼒图以社区交流的⼋卦和博主上传的美妆视频之间的关系来揭⽰对算法的感知如何影响内容⽣产（Bishop，2019）。
尽管移动互联⽹激发了社交媒体⽤户普遍的可见性提升，但个体对于数字可见性的体验仍是极为不平衡的，尤其是⼥性和青少年。当然，诸多社会问题也并不会因为互联⽹具有更⾼可见性⽽彻底迎刃⽽解。
在有关互联⽹可见性的讨论中，职业可见性是其中⼀个维度：在线视频越来越成为⼈们获取可见性、展演职业⾝份、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过往研究显⽰社交平台上的在线个⼈资料（online profile）的⾃我描述（self-deion），是有关这个⼈真实状况可信度的⼀个重要“信号（signal）”——这些“信号”被刻意展演，且由于在线社区⽤户可见⽽形成的社会关系能够在⼀定程度上对可信度有所约束。由于优步司机特殊的⼯作性质缺乏公认的职业声誉线索，因此这
些“司机”/“博主”必须持续进⾏所谓的“关系劳动”（relational labor）——即展开与观众建⽴和维持持续联系的⼯作，以确
些“司机”/“博主”必须持续进⾏所谓的“关系劳动”（relational labor）——即展开与观众建⽴和维持持续联系的⼯作，以确保他们在YouTube上建⽴声誉和提升其专业可见性（Chan，2019）。
在中国，由于移动互联⽹的快速覆盖、智能⼿机价格低廉，从六间房、⽃鱼等直播平台到以抖⾳、快⼿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催⽣了⼤量“职业⽹红”，也给各⾏各业的普通⼈提供了展演⽇常⽣活和职业技能可见性的可能，“三百六⼗⾏”的职业内容在短视频平台上⼤量涌现（复旦⼤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浙江⼤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短视频与社会认同”项⽬组，2019）。抖⾳快⼿上⾃称“卡友”的数量庞⼤的卡车司机体和众多民间⼿艺⼈的⾛红都是新技术中介的职业可见性的积极展演。
作为⼀项探索性研究，本⽂以抖⾳为个案，⼒图展开有关中国短视频平台职业可见性的讨论。过往研究显⽰，⼤众媒介对不同社会体形象的呈现和塑造不仅狭窄，⽽且常常对媒体报道中的较低社会阶层职业类别如农民⼯、⼯⼈形成刻板印象（李艳红，2006；李艳红，2007；夏倩芳，景义新，2008；苏林森，2013）；⼀些较⾼社会阶层职业类别如医⽣、教师也由于社会转型冲突⽽在⼤众媒体中形成更复杂的职业形象（苏春艳，2015；刘双庆，2016）。由于⼤众媒介可见性的机构展演特征，个体在其中的主动性微乎其微，因此对以UGC内容为主的短视频社交平台抖⾳所呈现的职业可见性进⾏初步研究，不仅有助于深⼊理解短视频社交平台之于中国公众在个⼈层⾯对职业的表达特征，也有助于从理论层⾯探究移动互联⽹时代社交平台展演职业可见性的意义。
⼆
研究对象和研究⽅法
不同社交平台个⼈资料的配置选项各不相同。抖⾳的个⼈资料选项⾥并没有职业标签，平台也不提供微博那样包含个⼈所从事职业在内的加V官⽅认证，⽤户选项只有昵称、抖⾳号（允许修改⼀次）、性别（男、⼥、不显⽰）、⽣⽇（可任选年⽉⽇）、地区（当前位置，或其他任何国家/城市）、学校（学校、院系、⼊学时间）、个性签名。在前期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抖⾳⽤户会在昵称中添加⾃⼰所从事职业的标签。在“没有⼈知道你是⼀条狗”的互联⽹上，如何判断⽤户个⼈资料的⾃我描述是真实的？有研究发现抓取Twitter⽤户个⼈描述的元数据字段，只要与推⽂内容交叉⽐对，就⾮常容易判断职业信息是否误报。多项有关⼤型移动社会中的信任和⾝份的过往研究显⽰，尽管⼈们在社会交往中充满各种各样的撒谎动机，由所谓“常规信号”（conventional signals）组成的个⼈资料配置⽂件中的⾃我描述也能轻易作假，但社交平台有许多有关个⼈⾝份的线索和信号，特定的信息内容和双向沟通的社交关系都可以作为本质上可靠
的“评估信号”（assessment signals）帮助⼈们对⾃我描述进⾏甄别。因此，我们在抖⾳上结合个⼈资料⾃我描述这
⼀“常规信号”和短视频内容呈现这⼀“评估信号”，对抖⾳短视频上传者的职业⾝份进⾏甄别。
⾸先，研究团队选取了⼗个职业作为在抖⾳上进⾏职业可见性研究的职业类别，其中⾼职业声望职业四个，中等职业声望和低职业声望职业各三个。这⼀选择同时也兼顾了研究团队参与前期调研发现的
抖⾳热门短视频的职业呈现状况（复旦⼤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浙江⼤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短视频与社会认同”项⽬组，2019）。研究团队将抖⾳注册⽤户的⽤户名作为职业可见性⾃我描述的“常规信号”，通过关键词进⾏抖⾳⽤户检索，获得⽤户名包含这⼗个职业关键词的所有抖⾳⽤户。再将这些⽤户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作为“评估信号”，由经过培训的三位编码员核对这些抖⾳⽤户发布的所有短视频内容，判断⽤户是否具备其⾃我描述的职业可见性特征——判断标准为该⽤户发布的短视频当中，包含反映职业⾝份或符合该职业⾝份⼯作场景信息内容的短视频，是否超过其发布视频总数的30%。最终获得310个样本⽤户。参见表1。
针对获取的这310个抖⾳样本⽤户，研究团队三位经过培训的编码员对其注册账号个⼈资料的⾃我描述进⾏了汇总，在通过短视频内容尽可能验证个⼈资料⾃我描述的基础上，编码员对这些⽤户发布的所有短视频内容进⾏了三个维度的编码。其⼀是“空间呈现”，即短视频呈现的空间是⼯作空间还是⽣活空间，以及创作者是否在短视频发布时使⽤平台提供的GIS定位功能标记地点；其⼆是“职业呈现”，即短视频上传者所从事的职业是否会在字幕中出现、在短视频配⽂中呈现、在短视频画⾯中是否出现具有明显职业特征的服装和道具（⼯具），以及画⾯中是否出现明显能看出职业特征的⼯作环境；第三个维度是“呈现技术”，也即职业相关的内容呈现是否使⽤背景⾳乐（BGM）、是否使⽤字幕（含花字）、是否使⽤平台提供的滤镜和特效、是否进⾏镜头切换。这三个维度的信度系数α=0.73。经过数据清洗，建⽴起“抖⾳⽤户职业可见性数据库”作为本次探索性研究的基础数据库。其中“性别”这⼀变量
⽐对⾃我描述和短视频内容，可确认的⽤户为286个；“年龄”变量以⾃我描述为主，⽐对短视频内容⼤致确认年龄区间，可确认的⽤户数为181个；“所在城市”变量以⽤户⾃我描述为主，参照第⼀财经·新⼀线城市研究所2019年5⽉24⽇发布的《2019城市商业魅⼒排⾏榜》，将个⼈资料⾃我描述中选择了城市的238个⽤户，区分为⼀线城市、新⼀线城市、⼆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五线城市则归⼊其他城市。
三
研究发现
抖音名称. 昵称女有内涵气质在抖⾳上获取的310个以⽤户名冠以职业名称来展演职业可见性的短视频⽣产者，男性远远多于⼥性，这⼀趋势在⾼职业声望体中更为显著，男性占63%，⽽⼥性⽤户只有37%。从⽤户⾃我描述的年龄看，总体上各年龄层的⽤户数量较均衡，但以职业声望划分，低职业声望组⽤户年龄最为年轻，超过⼀半⽤户⾃我描述的年龄在17-27岁年龄段。相⽐之下，⾼职业声望组的⽤户在17-27岁年龄段的只有10%，绝⼤部分⽤户相对均匀地分布在28-32岁、33-37岁、38-66岁这三个年龄区间内，甚⾄年龄更⼤的区间⾥⽤户数量更多，分别约占23%、31%、35%。中等职业声望体的⽤户则相对在居中的两个年龄区间28-32岁、33-37岁年龄组的⽤户数略多。从这些⽤户⾃我描述其所在地点看，⾼职业声望组的⽤户绝⼤部分集中在⼀线城市和新⼀线城市，其中⼀线城市⽤户将近55%，新⼀线城市约⽤户24%，
四五线城市（其他城市）⽤户只有4%。⽽低职业声望组超过⼀半⽤户⾃我描述处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其中四五线城市（其他城市）⽤户约40%，⾃我描述在⼀线和新⼀线城市的⽤户加起来还不到20%。⽽⾃我描述处在⼀线和新⼀线城市数量最少的是中等职业声望组，只有⼤约14%，他们当中有将近⼀半在⼆三线城市。参见表2。
以310个样本⽤户发布第⼀条抖⾳短视频的⽇期作为起点，截⽌到研究⼩组数据采集完成的时间（2019年12⽉13⽇），这些不同职业的抖⾳短视频⽤户平均历时使⽤抖⾳的时间是315.37天，平均发布的视频总量为139.87条，也就是说，他们⼤体上每两天多就会发⼀条短视频。对于⾼中低不同职业声望体的⽤户来说，他们的短视频⽣产呈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历时使⽤抖⾳时间最多的是中等职业声望组，他们的平均天数是376.36天；发布视频数量最多的是低职业声望组，他们发布的平均视频数量是189.4条，然⽽获赞数和粉丝数最多的却是发布视频平均数量最少的⾼职业声望组。不过他们发布短视频的频率⽐较稳定，将近80%的⾼职业声望⽤户每周发布2-6次短视频；低职业声望⽤户则有将近67%的⽤户每周会发布7条以上短视频，中等职业声望⽤户和⾼职业声望⽤户每周发布7条以上短视频的⽐例却只有25.9%和15.6%。参见表3。
从三组不同职业声望⽤户的短视频内容呈现看，在空间呈现的偏好上表现出明显的组间差异：中低职业声望体更偏好在短视频中呈现⼯作空间，⾼职业声望体则更偏好在短视频中展⽰⽣活空间。但三组在“标记地点”⽅⾯的表现均⽐较低，未体现出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不同职业声望体⽣产的短视频，
与职业内容相关呈现的媒介类型偏好上，职业声望越⾼的体越偏爱使⽤⽂字，⽐如在短视频后期添加的字幕和通过给短视频配⼀段⽂字来呈现⾃⼰从事职业的相关内容；与之相反，职业声望越低的体更青睐使⽤视觉符号来展⽰职业相关内容，⽐如在短视频拍摄中直接出现职业服装、道具和直接拍摄⼯作画⾯。从技术可供性的⾓度看，不同职业声望体在短视频后期制作时的“特效”和“镜头切换”使⽤频率都很低。不过，中等职业声望体⽤户更偏爱在短视频中使⽤平台提供的背景⾳乐（BGM）和滤镜，⽽⾼职业声望体更频繁使⽤⽂字技术。参见表4。
四
简短的讨论：
职业可见性的知识维度和情感维度
在新技术环境中，可见性由⼀系列技术可供性和在此基础上的新型社交互动实践⽣产出来，如便于⾃拍的⼿机前置摄像头、短视频应⽤程序的“拍摄-⼀键上传”模式和应⽤程序内置的各种“傻⽠”式剪辑按钮、滤镜、BGM（背景⾳乐）、字幕等便捷功能。正如国外学者对YouTubers、Instagram和其他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的过往研究，见证了⽹络可见性与新⼀代⽹红的相伴相⽣⼀样，在中国，如抖⾳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也为不同职业声望体⽤户提供了展演职业可见性的机会。
社交平台为普通⼈进⾏职业可见性展演提供的第⼀个可能，在于⽤户注册个⼈资料的⾃我描述。但这⼀“常规信号”只是⽤户职业可见性的⼀个信⽤线索。在抖⾳上，通过关键词检索获取的⼗个不同职业声望的进⾏职业可见性展演的⽤户，在“常规信号”基础上，通过与应⽤程序技术可供性的持续交互，以动态丰富的短视频职业内容呈现这⼀“评估信号”，进⼀步展演其职业可见性，以形成稳定的职业信⽤。
如果给抖⾳不同职业声望体画像，那么⼤体上，那些⾼职业声望体⼤都⽣活在⼀线或新⼀线城市，有⼀定的职业资质，他们展演职业可见性的⽅式多半诉诸⽂字，并且在展演职业⾝份、知识、技能的同时，也⼗分乐于展演和分享⾃⼰职业之外的⽇常⽣活场景，并为⾃⼰带来了数量庞⼤的粉丝和点赞数；⽽中低职业声誉体的年纪更轻，他们展演职业可见性的⽅式更多诉诸视觉形象，他们发布短视频的频率更⾼、也更喜欢使⽤应⽤程序内置的简易后期⼯具进⾏视频美化，他们中的⼤多数⽣活在⼆线以下城市，他们更多展演⾃⼰的职业场景、更少展演⽇常⽣活，这或许与中低职业声望职业往往难以区分上班与下班、⼯作与休闲有关；⽽且，中低职业声望体由于收⼊所限，他们的⽇常⽣活场景并不尽如⼈意，或也是较少分享的原因。
⼀些在抖⾳上⾮常热门的不同职业⽤户案例，也⼤致佐证了数据显⽰的差异。⽐如，在⾼职业声望体⾥，⼀位账号名
⼀些在抖⾳上⾮常热门的不同职业⽤户案例，也⼤致佐证了数据显⽰的差异。⽐如，在⾼职业声望
体⾥，⼀位账号名为“飞⾏员思齐”的⽤户，截⽌2019年12⽉31⽇在抖⾳平台上拥有169.6万粉丝，342个视频总获赞数375.5万。她的个⼈资料⽤户头像和⽤户主页封⾯都是⾝着飞⾏员制服的照⽚，⾸页签名为“直升机飞⾏员，⽇常⽣活与飞⾏分享，喜爱航空的⼀起来交流哟”，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学校中国民航飞⾏学院。她的短视频内容最常见的是以直升机为背景拍摄的画⾯，也有第⼀⼈称视⾓的直升机驾驶舱画⾯以及从直升机上俯拍的⾼空景⾊。此外，她还⼗分乐于分享⽇常⽣活类短视频，滑雪、游泳、健⾝房跑步、去动物园、飞⾏学院校园⾥的秋⽇落叶等等，不⼀⽽⾜。
同为⼥性，中等职业声望体中的“卡车⼥司机⽪⽪慧”截⽌2019年12⽉31⽇在抖⾳平台上有18.4万粉丝，54个视频总获赞数105.1万。她的个⼈资料⾃我描述27岁，地点⼭东省枣庄市，学校⼭东⼤学，⽤户主页封⾯是她的卡车A2驾照，⽤户头像是她和卡车的合影，⾸页签名为“93年妹⼦跑货运，⼿持A2驾驶证，13⽶半挂车”。她的短视频基本都是拍摄卡车司机的⼯作：⼏千公⾥路途的运货过程，在运货途中常常睡不好吃不好，⼯作空间狭⼩，酬劳相对较少，展演的是卡车司机的⼯作艰⾟，少量⽇常⽣活视频，也都是货运途中的短暂休憩。这些短视频为她赢来了众多粉丝“能⼲”“肯吃苦”“⼥强⼈”的赞誉。低职业声望体中的“阿古，地摊夫妇”，有205.6万粉丝，304条短视频总获赞2416万。他的个⼈资料⾃我描述32岁，地点⼴东省东莞市，头像是夫妻俩的合影，⾸页封⾯是⼀家三⼝的照⽚，签名“宁做⼀块钱⽼板，也不做⼗块打⼯仔”。阿古的短视频多半都是跟妻⼦⼀起唱歌，有些是翻唱，少量⾃编，⽽视频拍摄的场景往往是他们的卖菜摊和运菜车。阿古的⽇常⽣活和职业难以区隔，他们⼀家夫妻恩爱、勤劳乐观的⽣活态度让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红。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不同职业声望体展演的职业可见性，可区分为知识/技能扩散和情感共鸣两个展演维度：前者从⾼往低流动，也即⾼职业声望体展演的职业可见性，往往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从⼀线城市向其他地区的知识扩散路径，这或可成为移动互联⽹和社交平台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全新多点对多点的公共服务模式；后者从低往⾼流动，也即中低职业声望体展演的职业可见性，让过去不可见的职业⾝份和社会阶层变得可见，激发社会的情感共鸣，这同样具有移动互联⽹和社交平台开启的全新多点对多点公民互助的社区连接的巨⼤潜⼒。
当然，短视频平台上的职业可见性，并不等同于其“线性、直接的”与社会承认相关联（Brighenti，2007）。但与⼤众媒介呈现的职业可见性截然不同，那种个体的“我”被机构叙述、“我”的职业形象如何呈现很⼤程度并不由“我”掌控、“我”并没有多⼤的发⾔权的被动状况被挑战了，“我”不再是“我”的职业可见性的旁观者，由个体努⼒推动“我”通过职业展演、突破过往⼀切其他技术中介的可见性的局限、⾃主地寻求职业尊严和平等关注的积极实践，本⾝就是对“我”的职业⾝份获得社会承认的极⼤推动。换句话说，⼤众媒体的职业可见性是基于机构逻辑将聚光灯打在某些特定的职业代表者⾝上，短视频社交平台的职业可见性则是每⼀个个体都可以主动⾛上前台、站到聚光灯下，从情感维度和/或知识维度积极展演⾃⾝的职业可见性。
尽管针对海量短视频⽤户难以做到随机抽样致使这⼀研究存在明显局限，但这⼀探索性研究的初步结论，最终指向的是新技术时代中国社会公共⽣活的新的可能。然⽽在更⾼的抽象层⾯，我们仍需以格
外审慎的态度对待移动互联⽹时代可见性概念的赋权和解放的意义。纪律社会的可见性在⽶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是个陷阱、意味着权⼒丧失（福柯，1977/2003）；经验层⾯不仅公众关注是稀缺资源，可见性的影响⼒会反过来影响可见性
（Brighenti，2007）。个⼈通过展演职业可见性获得社会承认、也可能被这种承认所控制。因此，激活更多样的个⼈选择、探寻更丰富的职业尊严的来源和可能性，未来互联⽹社交平台职业可见性研究还有很⼤的弹性空间，就像60年前那位学术前辈所⾔：“保持对个⼈多样化及时代变迁的宽阔视野，把你所看到和所想象的内容，作为你研究⼈类变迁的线索”（⽶尔斯，1959/2001：244），延续这⼀思路，本⽂只是个微⼩的开端。
本⽂系简写版，参考⽂献从略，原⽂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6期。
本期执编/库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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