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大解放区邮票研究会会员田红
旅大地区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东、南、西三面被黄海和渤海所环抱，南与山东半岛隔渤海海峡相望，北依广袤富饶的东北大地，是扼守京津的门户。正是因为这种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形成的水陆路交通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发生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帝国主义在争夺东北地区殖民地“狗咬狗”的日俄战争，这里都是陆地的主要战场之一，至今在旅顺、金州还存有那时的战争遗迹、遗址，在中国近代史上用血与泪写下悲壮而浓重的一笔。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曾经形象地比喻：“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一山担双海，一港写春秋。”1905年1月2日，俄军投降，日俄战争的旅大争夺战结束，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旅大地区，从而对旅大人民进行了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也是促进中国红十字会诞生的一个主要因素。
1945年8月8日夜，前苏联政府依照当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苏联的黑海海滨城市雅尔塔（今属乌克兰）签定的《雅尔塔协定》有关条款，照会日本政府，对日宣战。8月9日零点，苏联红军从中苏、中蒙边境出兵中国东北地区。8月10日，蒙古政府对日宣战，从中蒙边境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承认蒙古政府）。短短几日，苏联红军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致使日本走向了彻底失败的边缘。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
范世琦个人资料代表王世杰与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依此规定了苏联红军出兵作战的经费等问题，以及旅顺口作为苏联红军的海军基地，大连为自由市，大连港为自由港，旅大地区为苏联红军的军事管制区，国民党势力不得进入等，租期为30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2日，苏联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领250名空降兵降落在旅顺土城子机场，宣布就任旅顺警备司令部司令；雅曼诺夫少将率领250名空降兵降落大连周水子机场，就任大连警备司令部司令。同日，部分苏联红军战士乘坐火车从金县石河驿（今大连市金州区石河街道办事处）进入金州，成立了金州警备司令部。划分自辽东半岛西岸（渤海）侯山岛湾（今普兰店湾），向东经石河驿至杏树屯的邹家嘴子到辽东半岛东海岸（黄海）为一线，此线以南的的陆地部分以及此线以南的长山列岛的岛屿这一区域为苏联红军军事管制区，这就是当时民间俗称“岗里”。这条线就是今天大连市金州区的石河街道办事处、向应镇、华家屯镇、杏树屯街道办事处与普兰店市（刚解放时称为新金县，1991年改称为普兰店市）分界线，从今天的中国行政区地图上看，就会发现大连市金州区与普兰店市的行政区界线几乎就是一条直线，线北的地方民间俗称为“岗外”，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这条线的特殊性，国民党军队不敢靠近，东北民主联军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成为了安全的大后方，因而这条线被称为“屋檐下的解放区”，为东北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此旅大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获得了彻底地解放，以此，形成了今天的旅顺、
大连、金州和长海县的行政区域，这也是后来的旅大解放区邮票使用区域，陆地面积为2399平方公里，旅大地区也成为了我国特殊的解放区。正是因为旅大解放区区域面积小，邮票发行量小，使用区域范围小，因而邮票的存世量比较少，实寄的封、片存世量就更少，因而在市场上的价格格外高，经常是一封难求。大连著名的集邮家康永昌前些年从山东收集到当时从旅大解放区最东北端的金县杏树屯（今大连市金州区杏树屯街道办事处）寄往山东的信函，他为此还到杏树屯拜访过当年寄信人的后代，了解当时的一些通邮情况，是很好的邮政和集邮史料。
1945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首次来大连与苏军警备司令官接洽。经过秘密商定，由中国共产党迅速派干部来连组建党政领导机关。12日，韩光由大连返回沈阳，东北局任命韩光为大连市委书记，并决定抽调一批干部赴大连。中旬，韩光重返大连，遵照东北局关于“抢形势”、“搭架子”的指示，着手组建中共大连市委(是指当时的大连市，只是今天大连队市区大部分区域，初期曾以工委名义开展工作)。中共胶东大连支部及大
连抗盟分会、大连社会科学研究会等革命组织，即与市委接上关系，并在其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11月初，正式组成旅大地区解放后第一届中国共产党大连市委员会，韩光任书记，吕塞、涛、于会川、张致远、赵东斌、王西萍、唐韵超等为委员。由于当时的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有外交关系等原因，旅大的党组织处于地下秘密状态，暂时不对外公开，但与苏联红军当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1月8日，大连市（今大连市主城区大部分）政府成立，任命迟子祥为大连市市长，涛为副市长。
11月25日，旅顺市（今旅顺口区）政府成立，王世明任市长，陈民立任副市长。12月16日，金县各界代表会议推选曹世科为县长、李建东为副县长，筹建金县政府，翌年1月2日举行庆祝金县（今金州区和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办事处）政府成立大会。虽然旅大的党组织处于地下秘密状态，但在这些民主政府中，共产党员占主导地位，大多要害部门的负责人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因为当时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已经挂牌，国民党政府也整天叫嚣着要接收大连市，根据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为防止国民党势力接收大连市，我党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在苏联红军司令部的默许下，于1946年1月，将市郊6区：革镇堡区、南关岭区、营城子区、栾家屯区、小平岛区、岔沟区与市内的甘井子区合并成立大连县政府（今甘井子区大部分和沙河口区一部分），这样就减少了大连市的所辖面积，如果国民党政府真的接收大连市（这时的大连市辖中山、岭前、西岗、沙河口和南山5个区），那只是很小的一块区域，面积近100余平方公里。随着各民主政府相继建立，我党开始积极着手恢复和建设城市功能，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求。1946年3月18日，地下党员沈绪（又名沈旭）等人受党组织的委派开始接受日本“关东递信官署递信局”及其所属大连中央邮便局及17个邮政分（支）局。1946年4月1日，是旅大地区闻名于世的“四一大接收”，就在这一天，大连的邮局开始恢复营业，当日使用了一套6枚由日本一次、二次昭和邮票及风景邮票加盖“辽宁邮政暂作XX”普通邮票，开始了旅大解放区邮票的纪元。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和时间仓促，这套邮票是辽宁邮政管理局从东北解放区带过来的“本溪湖加盖”票，是用胶戳手工加盖的。4月7日，旅大邮政管理局在《新生时报》（该报是在接管原《泰东日报》的基础上，于1945年10月30日创刊，为旅大地区解放后的第一份报纸，是当时的大连市政府机关报，1947
房祖名被判几年年5月16日停刊，与旅顺市的《民众报》合并，于5月20日创建关东行政公署机关报《关东日报》，1949年4月1日又与我党的旅大区委机关报《大连日报》合组为旅大区委新的机关报——《旅大人民日报》）发布公告，大致内容为大连市内17处邮政局、所在4月1 日恢复通邮，办理平信、挂号、印刷物（报刊等），市内平信1元，挂号4元；外埠平信5元，挂号15元；印刷物每百公分2角。通邮路线有大连市经由烟台通往中国各地，大连至旅顺、营口、辽阳、安东（今丹东市）、通化之间，沈阳、长春、哈尔滨由于战事等原因暂不通邮。营业时间为上午9点—-12点，下午1点—-4点。
自1946年4月1日至1950年5月旅大解放区邮票共发行了25套，其中纪念邮票16套，普通邮票9套，共计68枚，（不含尚有争议的“沙河口加盖”普通邮票一套2枚），以及邮资明信片4种，是我国解放区邮票中纪念邮票发行较多的地区之一。旅大解放区邮票发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1946年4月1日至1949年元月，在日伪、伪满邮票上加盖暂作改值后使用，后来从1949年4月1日到1950年5月使用自己设计、印刷、发行的新型邮票。第一阶段旅大（关东）邮政（电）共发行了加盖暂作改值邮票15套48枚，其中普通邮票5套，纪念邮票10套，在这些邮票之中虽然看不到精美的图案，但是这一时期的一些加盖变体邮票是旅大解放区邮票中的珍品。1946年5月1日发行的《四一接收纪念五一劳动节》一套3枚邮票（编号旅大2）是旅大解放区第一套纪念邮票，是中国解放区邮票中第一套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邮票，也是第一套双重纪念邮票。以及解放区邮票中第一套纪念鲁迅先生的邮票——1946年10月19日发行的《中华民国鲁迅逝世十周年》一套3枚（编号旅大6）；第一套纪念十月革命节的邮票——
1948年11月7日发行的《纪念卅一周年十月革命节》一套3枚（编号旅大12）；第一套纪念苏联建军节的邮票——《庆祝苏联建军节二十九周年》一套3枚（编号旅大7）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这一阶段发行的其它邮票分别为：1946年7月7日的《七七抗战纪念》一套3枚（编号旅大3）、1946年8月15日的《中华民国八一五光复一周年》一套3枚（编号旅大4）、1946年10月10 日的《中华民国双十节纪念》一套3枚（编号旅大5）、1947年5月1日的《纪念五一劳动节》一套3枚（编号旅大8）、1947年9月15日的加盖“中国关东暂作”一套4枚（编号旅大9）、1948年2月23日的《庆祝苏联建军节卅周年》一套3枚（编号旅大10）、1948年8月的加盖“关东邮政暂作”一套3枚（编号旅大11）、1948年11月7日的《纪念卅一周年十月革命节》一套3枚（编号旅大12）、1948年11月15日的《庆祝四八年
关东农业劳模展览大会》一套2枚（编号旅大13）、1948年11月的第一次小字加盖“中华邮政关东邮电暂作”一套2枚（编号旅大14）和1949年1月的第二次大字加盖《中华邮政关东邮电暂作》一套4枚（编号旅大15）。1949年3月30日关东邮电总局发布第五二号命令，大致内容为：新印制的邮票已按数发下，于4月1日启用，以往发行的加盖暂作改值邮票于3月31日停止销售，4月1日至7日这段时间内可以按数兑换新发行的邮票（《生产交通图》），逾期一律作废，禁止使用。
自酿葡萄酒虽然这些加盖暂作改值邮票在当时的生活、生产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加盖的内容也是积极向上的，但是继续使用在日伪、伪满邮票加盖的邮票与时局不符，有损民主政府和人民邮电的形象和声誉，关东行政公署和关东邮电总局都下发公函迫切要改变这种旧面貌。关东邮电总局分别于1948年8月8日和
神话junjin14日，两次在《大连日报》（《大连日报》名称的沿革：1945年11月1日，创刊，报名《人民呼声》，是中共大连市委机关报，当时是以大连市职工总会的名义办刊，1946年6月1日，更名为《大连日报》，1949年4月1日，与《关东日报》合并成为《旅大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易名为《旅大日报》，1981年3月1日，改称为《大连日报》至今），8月5日、6日、8日和9日四次在《关东日报》刊登征集新邮票图样启事，很快就征集到邮票图稿100余幅（现在又有新的考证结论为26幅，但还需要进一步确认）。1949年4月1日，是旅大解放区党组织正式对外公开的日子，这一天也是旅大解放区第一套由自己设计、印刷的邮票《生产交通图》（编号旅大16）诞生日，该普通邮票一套三枚，其中伍元“工人农民图”（绿）、拾元“火车轮船图”（橘黄）是由大连一家百货公司的广告员宁秀山绘图；五十元“大连港”（红）是由秦少浦绘图。自1949年4月1日至1950年5月间，共发行新型邮票10套20枚（含再版票），其中两套普通邮票是以《生产交通图》中的伍元和拾元两枚邮票分别于1949年9月和1950年5月加盖暂作改值邮票，前者是1949年9月加盖，为一套4枚（编号旅大21），是用铅字机盖；后者是1950年5月加盖，为一套2枚（编号旅大25），是石印加盖，且加盖的是篆体字，它是旅大解放区邮票的关门票，为旅大解放区邮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还有一套票是1949年7月7日发行的《交通图》（编号旅大19）普通邮票，该票为一套1枚，图案与面值和《生产交通图》中的50元“大连港”完全相同，只是颜由原来的红变为深红，下框内的“关东邮电总局”改为“旅大邮电管理局”。1949年9月1日发行的《纪念九三胜利四周年及大连工展开幕》邮票一套1枚（编号旅大20）面值10元和1949年11月1 日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邮票一套1枚面值35元（编号旅大22）都是三
套印，这在中国解放区邮票中是少有的，可见旅大当时的印刷水平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在中国解放区邮票中仅在旅大区和东北区印制发行过彩邮票，这两套邮票都是由曹鸿毅设计、秦少浦绘图，前者还有再版票，原版颜为淡蓝和深蓝，再版颜为橄灰和蓝；后者更是中国邮票中第一套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邮票，也是中国邮票中第一枚展现新中国国旗——五星红旗的邮票，在中国邮票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曹鸿毅是旅大邮电管理局办公室秘书，当时很年轻，还不到20岁，虽然他不会绘画，但他的脑子特别灵活，善于出点子，与秦少浦合作还设计了于1949年12月20 日发行的《伟大的世界革命导师中国人民最亲挚的朋友斯大林元帅七十寿辰纪念》（编号旅大24）邮票一套2枚，这套邮票是中国邮票中迄今为止票名字数最多的邮票。1949年5月1日发行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编号旅大17）一套1枚“工人图”面值10元、1949年7月1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纪念》（编号旅大18）一套1枚“像”面值50元和1949年11月7日发行的《伟大苏联十月革命节三十纪念》（编号旅大23）一套1枚“列宁、斯大林像”面值10元邮票都是由宁少舫设计的。前两套邮票都发行了再版票，“工人图”原版颜为朱红，再版为玫瑰红；“像”原版颜为浅红，再版为红。《伟大苏联十月革命三十》是中国邮票中第一枚印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像的邮票，也是中国邮票中第一套印有外国人物肖像的邮票，它还是一套错票，与1953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纪20《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未发行）同犯一样的时间概念性错误，是先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发生后好几年才建立起“苏联”这个国家，因而纪20《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邮票被取消发行，重新印制了纪20《伟大的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从而导致了未发行票成为中国珍邮。
由于旅大解放区是苏联红军军事管制区，旅大区发行的邮票很多都与苏联有关，这是在全国其他解放区所没有的。旅大解放区人民邮政的管理机构名称在4年之中四易其名，1946年6月1 日，旅大邮政管理局与旅大电
政管理局合并，组建成旅大邮电总局，1947年4月3日更名为关东邮电总局，1949年5月1 日又改称为旅大邮电管理局。
另外，1949年12月15日，旅大邮电管理局为庆祝亚洲妇女会议在北京召开，报请旅大行政公署计划发行《亚洲妇女会议纪念》邮票，因该会议已于12月10日在首都北京召开，且邮票图样不符合要求而未获批准。1950年3月10日旅大邮电管理局发行了与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天安门图案（第一版）》普通邮票图案相同的普旅1《天安门图案》普通邮票一套5枚，分别为5元、10元、20元、35元、50元和100元，币制为关东币，是新中国普通邮票中的珍品。它与新型的旅大区票一同使用，但它不归属于旅大区票范围内，集邮界将它归类于新中国普通邮票范畴。虽然存在着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应该与华北解放区的《天安门图案》邮票一样，把它也归于解放区邮票行列之中，但通过研究，大多数人还是把它归纳于新中国普通邮票之中，这一点基本得到集邮界的认可。但3月10 日的发行日期存在着很大的疑问，现在发现该票有在3月10日之前的实寄封，而且日期早了很多。
1949年9月1日，旅大邮电管理局为纪念九三胜利四周年及大连工业展览会开幕，发行了区内、外邮资
明信片，规格为94X142mm，凸版印刷。一种邮资图案与当年5月1日发行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工人图）邮票图案相同，将邮票上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文字改为“中华邮政”，面值10元（关东币），为区内使用。另一种为邮资图案与当年7月1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纪念》（像）邮票图案相同，将邮票上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纪念”文字改为“中华邮政”，面值为25元（关东币），为区外使用。这两种邮资明信片的背面左下角都分别印有6种图案：旅大纪念碑、帆船、轮船与飞机、农舍、海鸥、轮船码头。因而每一种都是由6枚片组成，现在要收集到这两种全套12枚片，难度很大，经过实寄的片就更难了，每枚品相好的片目前的市价至少在2000元左右，有的甚至还要高得很多，特别是经过实寄的片，价格更是高得出奇。1950年夏，由于改使用东北币，又在“工人图”区内片的邮资图上加盖蓝字“改作一千伍佰元”，在“像”区外片的邮资图上加盖黑字（绿字）“改作贰千伍佰元”和在邮资图右边空白处加盖紫红“另加纸费伍佰圆”。据金州集邮家王金周老先生回忆，当时他正在读小学，1949年9月发行的2种明信片中，由于币值的调整，一些没用使用的新片，为了废物再利用，在上面印上了《解放区的天》等一些革命歌曲，发给学生们练习唱歌，当时他有不少，很可惜当时对集邮理解不深，只顾积攒一些邮票，因而没有将这些珍贵的明信片保存下来。1949年的2种片，发行日期不少人认为不是9月1日，大连的集邮家孙述芬老师等人在编撰《大连集邮史》时认为是8月28日，但旅大邮电管理局在9月6日给旅大行政公署的呈文总发二十三号、业字第九十六号文件上已明确说明：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周年及大连工业展览会开幕特发行纪念邮票一种及区内外明信片，于九月一日使用，理合附件呈请，恳请批准与备案，谨呈。可见该片是与编号为旅大20的《纪念
九三胜利及大连工展开幕》邮票是同一天发行使用的。解放区的邮资明信片只有华东区、旅大区、华北区和东北区发行使用过，但旅大区发行和使用的种类和枚数都是最多的。
在旅大区自己设计、印刷邮票阶段，共涌现出宁秀山、秦少浦、宁少舫和曹鸿毅4位邮票设计家，其中宁秀山和宁少舫还是同胞兄弟，但二人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设计了邮票，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才知道哥俩儿都参与了当年旅大区票的设计工作，可见当时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如此到位，这在中国邮票史上是少有的，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
旅大解放区邮票的发行使用过程中，沿用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梳式日戳，这也是旅大区和东北区所独有的，由于旅大地区有苏联红军长期驻军，1950年元旦开始，在一部分日戳上使用了俄文。在旅大区票的发行过程中还使用了7枚纪念戳，其中“辽宁邮政四一接收纪念五一劳动节”这枚纪念戳是解放区邮政史上第一枚纪念邮戳，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这些戳为戳界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方向，在大连这儿，康永昌和刘恩善对此项研究颇有建树。旅大邮电管理局在1950年还发行了3种邮票汇编册。
在旅大解放区邮政史上有过2次免费邮寄，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久，1949年11月，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32周年，旅大邮电管理局在11月3日发布了总发第六号业字第一四○号通告（现存于大连档案馆），11月6日在当时的《旅大人民日报》（今大连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这则通告（详见复印件照片），其内容为：
打印机喷头堵塞为庆祝伟大苏联十月节免减办理邮电业务事
为庆祝伟大苏联十月节卅以下列措施，表示郑重祝贺：
一、邮政方面：自十一月三日至十日止，凡寄往旅大区党委、苏军司令部、旅大友协、旅大人民日报社、实画报社等地代表转至“斯大林元帅”“”等字样的感谢信、致敬信、签字表、内容无通讯性质者，不论其单件或总束皆按免费寄递，如寄信人有特殊要求时可按免费双挂号办理。
二、电报方面：自十一月三日至十日内凡机关团体向各级机关之祝贺性质之电报一律免费。
三、电话方面：自十一月七日至十日止减价发放电话，全旅大区新装每具电话装设费六千元（笔者注：为关东币）现收四千元整，减价百分之三十三，不限机关、团体及一般商号等均予办理。
正是报纸记录了这段珍贵的免资邮电史。
第二次是在1950年1月1日，旅大邮电管理局开办了哈尔滨、吉林等27个城市一般电话、快递邮件，以及四川、广西等地邮政包裹业务，并免费邮寄烈士遗物。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吧，第一次的信件都是寄给咱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当时的苏联国家元首“斯大林元帅”这2位特殊的人物，或许那时的档案没有公开，集邮界至今也没有见到当时的邮件真面
目。第二次开办免费邮寄烈士遗物业务，使用的都是包裹单等收据，都在邮局保存，或许在放置到一定的年限都给销毁了，或许那时邮寄包裹的人很少，或许知道此项免费政策的人很少，再加上办理此项业务的时间很短，故办理此项业务的就更少。这也是仅在现在的档案材料中见到这项规定，但至今也没有见到实物，或许到四川、广西等地寻，会给旅大邮政史留下实物的证据。在集邮界中，没有人提及旅大解放区的2次免费寄递，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小时代的演员表提及旅大解放区邮票，还有一些不明的问题需继续去探究，毕竟时间不等人啊！
其一是1946年初夏的“沙河口”加盖暂作改值一套2枚普通邮票现在依旧存在争议，仍未列入旅大区票范围之中，集邮界著名的旅大解放区邮票研究家何宏和刘恩善等人通过多年的实地调查和研究，访问了当时的邮政局领导、邮政局窗口的售票员和邮票的购买者，认为这套邮票应该为真票。由于当时邮局刚恢复营业不久，沙河口地区的邮政部门从上级领取的一些面额邮票不够使用，通过请示相关领导，经同意后在日伪一次昭和3钱（绿）和6钱（橘黄）的邮票上手工加盖“暂作壹圆”和“暂作伍圆”，并将原邮票上的“大日本帝国邮政”字样用两道黑线划销，仅在沙河口邮局及其附近的几个小邮局出售使用。因为现在没有当时的档案和实寄邮品来佐证，以及何宏先生和刘恩善先生当年所访问的当事人已经离开人世，因而还存在悬念。虽然未见实寄的邮品和档案，但也不等于该票就不是真票啊！笔者还特地询问了该邮票“暂作伍圆”持有者之一，70多岁的王金周老先生，他回忆说，这套邮票肯定是当时的加盖票，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了解这套邮票，并一直在机会寻到它。1981年春天，他的朋友，
著名邮票设计家张克让先生到大连，他们会面时，王先生通过张克让认识了大连市建委基建处孙处长（具体名字现在记不起来），闲谈中得知孙处长手中有一枚“沙河口”加盖5元票，经张先生协调，王先生用2个1980年《庚申年》生肖方联邮票换来，现在两个第一轮生肖猴票方联已经升值为2万6千元左右。2006年夏天，我在研究旅大区票时，王金周先生将珍藏的加盖票拿出来让我拍照，该票是一枚使用过的邮票，很可惜右上角的销戳不够清晰且盖得过于靠近边缘，没能确切地反映出当时的具体信息。他还把当时他和张克让、孙处长的黑白合影照片拿给我看。2008年4月15日的《大连集邮》（2008年第二期，总第218期）刊登了83岁的老集邮家徐沛然先生的文章，他回忆了当时与旅大岭前区吴福善先生交往的事情，他们都是新光邮票会会员，徐老喜好收集区票，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们通信交流，特别是吴福善先生的旅大区票多而精，曾寄给他多套“沙河口”加盖邮票。徐先生在当时还曾让给北京的沙伯泉先生一个该套邮票的四方连，在当时也没有任何异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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