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劳动者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
——深圳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引发的震动和思考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10-6-7 1版　作者：新华社记者　发布日期：2010-6-8
    有一些伤痛我们本不想触及；
  有一些问题我们却无法回避。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所引发的震动,特别是带给人们的思考,已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
一边是被压得过低的员工成本,一边是超时加班地劳动——让劳动者体面地劳动不容回避
  这是一组令人称羡的数字:
  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80多万……
  这是一家快速扩张的企业:
  1988年进入中国大陆,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
  ——“它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赢得客户。”
  ——“它总是能在不可能完成的时间内完成客户的要求。”
  在苹果、诺基亚、戴尔等世界知名厂商眼里,富士康是高效率的合作伙伴。
  ——“细节管理,信息化管理,半军事化管理……”
  ——“优美的环境,漂亮的泳池,标准化的运动场……”
  富士康无疑是一家现代化的企业。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切为何没能给员工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幸福和快乐。
  请看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
  “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
  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这一点儿都不稀奇,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一位富士康员工说。
  深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72.5%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28.01小时。
  超时加班给员工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影响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
  从流水线上取电脑主板——扫描商标——装进静电袋——贴上标签——最后重新放入流水线,忙的时候,一分钟至少要装7个——这是21岁的富士康员工鄢远江8小时工作的全部内容。 富士康有多少员工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械的重复性劳动,而是在8小时以外不得不在流水线上继续重复,否则,连生存都困难。”他说,尽管加班造成身心疲劳,但为了挣钱,愿意选择加班。这,代表了不少员工的心态。
  不加班挣钱没有资本,超时加班没时间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员工陷入两难。而这样的现象绝非富士康独有,记者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采访发现,超时加班并不罕见。
  我国代工企业普遍执行基本工资+“自愿”加班的工资模式:基本工资高,加班就少,基本工资低,加班就多。
  “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追求利润,旨在压低成本的薪酬游戏常常被演绎到极致。”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说,表面“自愿”的背后,其实是不得已和无奈。
  “不到1000元的底薪想维持生活都难,我必须加班!”在苏州华硕电子厂工作了一年的朱洪英说,“持续加班,我有时嘴里含着饭就睡着了。”
  因为加班,来自甘肃陇南的陈俊在富士康工作已经一年多,至今还没有去过深圳市区一次。
  正是他们的超强度付出,支撑着企业的高速发展,不断书写着速度和效率的奇迹。
  富士康的飞速发展始于1996年。
  ——8亿元,40亿元,400亿元,4000亿元……他们创造的销售纪录不断刷新；
  富士康员工的工资水平却一直“低飞”在当地最低工资线的边缘。
  ——310元!600元!900元!他们的工资增长“步履艰难”。
  统计显示,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规模和效益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一线工人的平均收入现在也只有1000元上下。
  “根本原因在于,一线员工没有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收入分配很不合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节仲裁司司长宋绢说。
  以富士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国际为例,2009年公司财报显示,当年员工数量11.87万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上年的6.72亿美元减少至4.85亿美元,同比减少28%。
  为了以低附加值劳动换取市场竞争优势,企业一再压缩生产成本,压缩工资成本,进而压缩着员工业余空间。
  “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要做到9000个才行。”在深圳一家日资电子企业打工的李燕说,厂里跟着“最低标准”调工资,调一次,我们的任务量就增加更多。
  拼命加班直接造成员工的高流动性。深圳市工会副主席王同信介绍说,深圳富士康45万员工中,工作5年的员工只有2万人左右,而工作不到半年的员工高达22万人,每年员工流失率达35%以上,这意味着富士康几乎每3年就要完全换一批人。
  “代工”,就是为跨国大企业打工,按人家的设计,用人家的技术制造产品,然后贴上人家的品牌。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代工者能赚取的就只有人力成本差。富士康,浓缩了代工者的酸甜苦辣和成败得失。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一路“高歌猛进”,扮演着主力军和突击队的角,对解决数亿人的就业和扩大出口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毋庸置疑。
  “但历史上的贡献,并不能掩盖其自身存在的缺陷。”曾业松说,经济的总量与日俱增,但一味倚重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方式却依然如初。“规模经常世界第一、利润总是薄得像纸”,成为转型时期代工企业面临的尴尬处境。
  纵然竭力缩减员工成本,代工者的利润仍呈下降趋势。财报显示,富士康国际的整体产品毛利率2007年为9.2%,2008年为6.9%,2009年仅为5.9%,一路下滑。
  “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将不可持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
  富士康宣布,6月1日起,员工的薪资水平整体提升30%。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现在,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中国制造’赋予尊严的时候了。”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员吴奕新如是说。
  “中国早晚要走出廉价劳动力时代,但由于人口众多等因素,劳动密集型时代还将长期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鲍威尔认为,这里存在一个两难的选择——工资过高会削弱企业的成本优势,工资太低则与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的方向相悖,而到两者平衡点,堪称一个“可比肩诺贝尔奖水平的难题”。
一边是融入城市的渴求,一边是被疏离的窘困——新生代农民工诉求不容忽视
  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劳动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次代际替换,“80后”员工成为主体,“90后”员工大规模涌入。这一变化在富士康得到了充分印证,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富士康财富创造的主体。
  和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心怀梦想,希望通过劳动获得更多报酬,希望尽快在城市立足,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
  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富士康事件”中的自杀者,全部是这一体中的成员。
  悲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
  “从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在深圳富士康,来自江苏宿迁的农民工李光斌的表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
  南京师范大学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发现,82.7%的受访者将“拥有自己的公司”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首选项。
  显然,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因为“生存理由”而进城,而是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他们属于发展型农民工。”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
  精神特点上,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第二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
  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
  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然而,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
  “我们不停地加班、再加班。”在东莞一家日资企业打工的19岁农民工这样陈述她的感受,“城市想要的只是我们的劳动,并不是我们这个人。”
  从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下子投入半军事化的企业中,随着原有人际关系被割裂,孤独、无助和焦虑成为他们的生存常态。 
  ——他们发现,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
  “涨潮般来到工厂,又退潮般地离开。除了很快卖出去的产品,这个企业,连同这座城市,没有留下他们的多少痕迹。”社会学家沈原对新生代农民工这样描述。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户口、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看似距我们一步之遥,但不知被什么力量操控着,我们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农民工如是说。
  ——他们发现,一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变得有些模糊。
  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但事实上,城市的建设和运转早已离不开这人。”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佟丽华说,我们再不能漠视这个体的人生诉求了。
  中国目前拥有近1亿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者。
  “但从认识、制度到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
  尽管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国家已出台大量政策措施,但一些突出矛盾和障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现在需要的是,以更强有力的手段破解矛盾,消除障碍。”北京大学王锡锌教授说。
  每一个人尊严和幸福的获得,除了有赖社会的公平调节与人文关怀,也取决于自身的奋斗。28岁的周俊2001年到富士康工作,2004年从普工晋升为线长,2005年升为组长,2007年升为课长,在深圳安了家,把父母也接了过来。为了掌握数控加工的知识,他上班之余买回很多书籍自学,晚上经常读到深夜。
  “这个杯子我看一眼,就能把它做出来。”周俊指着面前的一杯橙汁对记者说,“我觉得,只要脚踏实地努力,就有机会和上升的空间。我还年轻,会继续努力!”
  “必须让年青一代懂得,任何成功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有更多地提升自己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更多地融入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谢春风说。
  在努力为新生代农民工争取城市文明一席之地的同时,还要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培养给予更多关注。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发出通知,强调要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
一边是对“尊严生活”的渴望,一边是精神归属的失落——加快社会建设不容迟滞
  这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体: 与物质生活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在幸福感、归属感等精神生活上有着更加强烈的需求。前不久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在杭州的440名外来农民工中,有66%的人把家庭生活、朋友交流、文化娱乐列在了“精神生活清单”的最前列。
  这是一个几乎和社会隔离的世界: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一批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崛起于城市边缘的废墟上,又往往成为城市的“城中城”:大墙一围,自成系统,外人想进去十分困难,仿佛是一个“独立王国”。
  巨大的反差折射,在这些“巨无霸”企业中,社会建设和管理还存在明显的“短板”。
  “社会上的一切都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好像被社会遗忘了!”一位富士康员工感慨。
  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和利益调整期。审视处于漩涡中的富士康,社会建设和管理凸显滞后和缺失。
  党团众组织存在“覆盖盲点”——
  在2.3平方公里、45万人的富士康,“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对员工关系的贴切描述。富士康今年5月中旬举行的一场励志交流大会上设立了一个游戏,谁能说全同一个寝室的室友名字,可以拿到1000元奖金。遗憾的是,没有人拿走这份奖金。
  直到2007年底,富士康才成立工会,仅有的15名专职人员未能有效发挥维权职能。绝大多数员工游离在党团组织之外,得不到关怀和帮助。在深圳市总工会的问卷调查中,党团、工会组织被富士康员工列为“最少求助”的对象。
  政府公共职能暴露薄弱环节——
  改革开放之初,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前来投资办厂,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当时的社会提供不了这些劳动力的公共服务,渐渐形成了包吃包住的“企业小社会”模式。加之保税区等政策背景,政府基本不插手企业围墙内的事情,很多问题因此得不到及时解决,遇到矛盾难以有效处置。
  “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我们确实存在跟不上、不适应和需要改进的薄弱环节。”深圳市政府这样反思。
  社会服务“跟进不力”——
  企业已具城市规模,却没有城市功能；企业拥有一些公共设施,却无法满足员工的多样需求。
  “富士康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政府派出1000多名社会工作者进驻企业与员工交流,疏导员工情绪。投诉渠道不畅、情感问题、家庭问题……这些长期困扰于员工心中的问题被集中倾诉出来,一些员工感慨:“终于有人来听听我们的心声了。”
  “在一个封闭的企业型社会里,员工压力随处可见,精神需求无法满足,迫切需要建立社工组织、心理咨询等一系列社会服务体系,增加人文关怀。”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说。
  发展中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社会成员各方的角定位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
  “富士康事件是一个标本,表明政府和企业在职能上还没有完全厘清。围墙之内,企业的员工实际上成了企业中的社会人,8小时内外的事企业都要管,但又管不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国仁提出,当务之急,是政府和企业合力,尽快补上“短板”。
  记者注意到,“富士康事件”后,深圳市公安、劳动、文化、卫生等多个部门进入厂区,有针对性地提出强化、改进和弥补措施。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还是临时性的治标之举。要使社会建设不留盲区和死角,还需要在治本上下大力气,花大工夫。
  ——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均衡化,重点加大对基础薄弱和问题突出领域的投入力度；
  ——加大工会维权力度,切实保障全体劳动者尤其是社会弱势体的合法权益；
  ——加快培养社会工作人才,健全社会工作组织；
  ……
  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正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点上,不同体利益诉求多元化等矛盾更为剧烈,更加频繁,管理和协调难度更大。”孙立平指出,但这是一道绕不过的难题。
  “富士康事件”的一个重要警示作用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也同样包括社会层面、人文层面。只有通过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和尊严生活,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一个社会记忆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的进步。
  人们期望,“富士康事件”能铭刻在社会的记忆里,为我们的科学发展提供永恒启迪。
  （执笔记者：陈芸、谢登科、陈芳；参与记者:宋振远、车晓蕙、崔峰、彭勇、蔡国照、刘大江、詹奕嘉、孙闻、杜宇）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